博物馆与地方形象传播——以广东雷州市博物馆陈列升级改造为例

博物馆承载着一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是地方形象传播的第一站。博物馆信息传播和地方形象传播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根植于地域文化符号,从而建构地方文化体系,通过信息媒介进行地方形象传播。本文以广东雷州市博物馆陈列升级改造为例,强化雷州文化的内涵,阐述博物馆对地方形象传播的建构,探索博物馆赋予小城崛起的新路径。主要阐述两大内容,第一是通过雷州市博物馆布展大纲的重构,提炼雷州地域文化符号,建构雷州历史文化叙事。第二个以雷州市博物馆陈列设计为主要内容,通过展陈语言塑造空间叙事,将雷州历史文化可视化,创造雷州历史文化的时空体验,传播地方形象。     

多民族共同书写的文成公主历史及其舞台叙事:以越剧《文成公主》为例

文成和蕃及其在吐蕃的史实,不仅在汉藏蒙等史籍中有所记载,还在裕固族、门巴族和蒙古族等周边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广为流传,甚而还被搬上戏曲舞台。在多元叙事与交融共生的过程中,文成公主形象被不断地层累与叠加、深描与塑造。而文成公主形象塑造的过程,可以视为多民族形成共同认同符号的过程。尽管不同的历史书写、民族记忆和舞台叙事表现出风格迥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侧重点也有所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贯穿始终,他们对于文成公主和亲及其在吐蕃作出贡献的颂扬是一致的。与文成公主相关的历史记忆和戏曲叙事,不仅颂扬了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深厚感情,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因此,文章拟从多民族的历史与记忆出发,并结合越剧《文成公主》的舞台叙事,试图说明文成公主形象究竟是如何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框架中有序生成的。     

“三言”中女性形象的形象学解读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女性观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其女性形象大都是男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女性形象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了她被想象、被塑造、被再现的"他者"命运.然而,在"三言"的一百二十篇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却一反历史常态,塑造了众多姿态各异、光彩照人的新的女性形象.在形象的塑造和表现的过程中,塑造者的观看行为及其情感态度决定塑造对象的意义呈现.     

关于九天圣母的民间叙事与传承心理——对甘肃永登连城镇牛站村九天圣母传说的研究

在甘肃永登连城镇牛站村流传着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九天圣母传说。这些传说以民间写意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地方保护神的形象,表达出民众的乡土情感、国家话语、价值追求。为我们生动展示了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民俗的双向建构过程,同时也表达出了民众借助传说"再造传统"的过程,是"民俗是一种过程"这一理论的一个有效个案。     

当代网络科幻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 ——以刘慈欣作品为个案

网络科幻小说以其独特的建构、批判与整合功能,成为当下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研究现状,然后以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为研究文本,从历史架构、人物形象以及作品外译三个层面,对其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加以分析,挖掘其作品在对外传播中塑造中国形象的价值与意义.     

民族形象的“他者塑造”和“自我建构”——以新疆少数民族的形象传播为例

新疆地区民族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一直是传播学关注的热点问题。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形象传播的过程中,民族形象的塑造是一个核心环节。本文通过对新疆纪实纪录片和民族电影发展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从"他者塑造"和"自我建构"两个角度进行透视,以案例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手段,努力寻找正确的新疆民族形象的影视建构方法,从而将新疆的形象更好地传播出去,能够走出新疆,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传播。     

历史中的"性别"解读--以孝子图像中女性形象为例

以考古发现及古代流传的"孝子故事图像"为中心,讨论"二十四孝"形成过程中的女性形象及"社会性别"的历史与文化建构诸问题.其关注的要点有儒家伦理与行动--"孝道"中的女性形象;古代女性规范--"妇道"与"孝道"互渗中的女性性别建构.希望借助这个历史中的"性别"解读,拓展对中国妇女史、性别史以及两性关系等议题的讨论空间.     

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

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需要将多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从多民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乃至多民族文学关系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寻绎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内涵、流变以及与多民族文化元素或隐或现的亲缘关系,揭示不同地域与族群的文学是如何构成多元共生、互动循环的有机生态系统。在民族的迁徙、流转、繁盛、沉没,文化的起源、传播、转轨、融通和发达中,彼此交流相互融通,提炼和阐发其中包含的多元一体、纵深多层的共同体诗学。有助于我们从立体的多维角度充分认识多样的地域历史文化特色,发掘和彰显已与群、一与多、个性与共性、地方与国家、民族与世界之间相互接纳和相互反馈的因果关系,在不断融通不断塑造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建构,实现“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与统一。     

藏文化语境下“龙”(■)符号叙事的动态叙事

"龙"(■)是藏文化语境中的一个重要符号。藏族对龙形象的构建经历了早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随着龙形象的发展,人们对龙的认知和情感也不断发展和扩充,从最初崇拜与畏惧的心理,进而发展出与龙交流和供奉龙的行为,并最终得以调伏和教化龙。龙所表达的意象从万物有灵的具象化概括,到成为一个相对完整自洽的龙神系统,而又皈依于人,获得宗教护法神的身份。龙符号经历的这种叙事动态呈现源于人类社会建构过程中对文化的结构型需求,体现了文化的社会功能性。     

口头叙事与村名之争:一个村寨历史记忆的建构——以云南石林彝族撒尼村寨月湖村为例

民间口头叙事是一个群体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所建构的一种历史记忆与历史表述.它是群体对所记忆的历史事实的理解和阐释,是为强化群体认同和巩固群体凝聚而进行的策略性表达.本文通过对一个彝族撒尼村寨世代相传的地方性传说的文本分析,揭示了月湖村人对本村寨历史的集体记忆和革根阐释,进而说明"小地方"的口述吏不仅隐藏着"大社会"的宏大历史叙事,而且表达了村寨共同体以及家族力量时村寨象征性资源的争夺与平衡.     

从西敏司《甜与权力》看世界体系的权力文化网络

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西敏司《甜与权力》以糖为刻画对象,将糖的生产、糖的消费、自然性与社会性、权利的规约与意义的制造纳入到纵向的历史叙事结构中,勾勒出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的过程,并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密切联系,从而建构出同世界贸易体系并行的权利文化网络。     

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伦理构建的途径

全球化造成了伦理建构方面的诸多问题,经济伦理关系无序状态的延伸,造成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发展缺少精神动力.新的历史条件下,伦理建构是一个制度整合和新伦理建构的互动过程.     

论壮族形象的历史建构及其意义

历史上对壮族形象的建构大致有三种情形,每种情形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都不一样.个中原因就在于建构所遵循的文化认同是不同的.这就给我们今天重建壮族形象的活动以启示,在建构壮族现代性形象的时候一定要重视文化认同的建构,并紧密依据今天的文化情势建构出这一文化认同来.     

文化维度的“国家”——青海循化撒拉族“国家”建构史的人类学考察

本文以青海撒拉族这样一个独特的"穆斯林地方社会"为窗口,考察一个世俗最高权力并非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体系是怎样在从"帝国"到"现代国家"变迁的历史场景中针对西北穆斯林民族建构自身形象的,从历时性角度反思"国家"对"民族"形塑的历史文化特性,提出国家文化维度建构的重要性。     

家国同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的身份建构与国家认同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身份建构具有以“家国同构”思想为纽带的级联特征。木氏群体塑造的地方层面“边地王族”和国家层面“边地守臣”双重身份,经由家国同构思想的认同、表达和塑造,形成级联性的“以国为本”身份建构路径,“边地王族”身份被置于“边地守臣”身份中,木氏的国家认同也借此持续增强。难能可贵的是,木氏群体家国同构思想的塑造还形成了“家国共命运”理念。这种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身份建构路径,既展现了家国同构思想为边地群体认同、表达和塑造的历史过程,又彰显了边地群体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主动、积极的努力,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历史侧面。     

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手法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一部长篇小说,其叙事手法采用第一人称,以中学生的口吻和措辞对其想象的听众叙述,并赋予听众一些特质.小说在叙事手法和策略上面有重大突破,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在叙事手法上有了全面的创新!严格来说,小说故事情节的设计很简单,也较为普通.但是其叙事手法、叙事角度确是非常的新颖,阅读起来更为有趣.小说从特殊的角度为大家展示了一位美国少年,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困惑、失落、沮丧等一系列的心灵成长、变化,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丑恶,小说的成功因素,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在于对主人公性格的塑造!     

旅游者与消费者: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

旅游社会和消费社会将博物馆塑造为景观和符号,将旅游者和消费者吸引进博物馆的异域空间中,并改变着博物馆的知识权力结构和功能.博物馆的观众在这种改变过程中成为旅游者与消费者双重身份的存在.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不再只是展品表征意涵的建构者,也是将博物馆及其展品作为景观的旅游者,也是将博物馆及其产品作为符号的消费者.博物馆为生活于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体提供了建构休闲情境与娱乐消费的场域.个体的旅游行为和消费行为将博物馆纳入到分化现代性社会的过程中.观众的参观行为将博物馆置于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的视域中.     

“复线历史”下的话语竞争与修辞策略——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杜赞奇在其代表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试图解构"线性史观"中民族国家的叙事垄断,以话语分析为工具撰写"复线历史",展现多元叙事的竞争,将历史从民族国家叙事中拯救出来,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解释角度。作者"拯救历史"的做法目的在于使"复线历史"提供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展现更为多元的历史,体现出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和理论高度。     

“复线历史”下的话语竞争与修辞策略——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杜赞奇在其代表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试图解构"线性史观"中民族国家的叙事垄断,以话语分析为工具撰写"复线历史",展现多元叙事的竞争,将历史从民族国家叙事中拯救出来,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解释角度。作者"拯救历史"的做法目的在于使"复线历史"提供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展现更为多元的历史,体现出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和理论高度。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