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族志、宗教认同与文学意境的汇通——张承志《心灵史》中关于"哲合忍耶门宦"历史论述的解析

张承志的<心灵史>所阐述的不仅是哲合忍耶门宦历史论述的当代反思观点,同时所揭示的也是特殊历史意义下中国苏非派门宦内传文献的宗派意识与我群认同观.这其中所展现的,也包括历史民族志、宗教认同与文学意境汇通下的底层史意涵.张承志藉由投身于哲合忍耶社群的特殊经验,使得自己的信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践意义.但也由于他所身处时代的复杂性,让张承志透过<心灵史>所展现的内部代言与外部诠释观,与当代哲合忍耶历史的"再现"之间,也反映出其身为穆斯林知识分子的特殊"困境".     

刘文辉“三化政策”出台缘由及对彝区教育的影响探析

民国时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提出的“三化政策”之三个目标和六个执行,尽管其出发点和实施策略及手段并非以尊重民族意愿为前提,但认同“彝人也可怀德”、“同化彝人也可为我助援”等理念,实属当时历史条件下宁属地区民族政策的一大进步.至少它在宁属地区酝酿和实践过程中,曾引领政府在动用武力剿杀彝人的程度上有所减轻.单就进剿西康彝人的四次军事行动而言,已经出现与以往进村杀光、烧光和抢光有所区别——采用释放、赎银和坐质读书等缓兵之计,允许保住彝人性命的事件发生;陆续将“质彝所”转制为酷似现代教育的学校模式,即在四周建高墙和设卫兵的校园内,迫使坐质的黑彝上层子弟和部分西昌、冕宁自愿入学的白彝子弟共同学习汉族礼仪和文化.在推进彝人被动开化的同时,逐渐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打下坚实的国文基础,使其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彝族社会的文化精英和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     

李绍明先生的彝族研究

李绍明先生自幼生活在彝区,很早就对彝族文化感兴趣。1953年,他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在学习和以后的工作中先后得到陈宗祥、吴泽霖、冯汉骥、马长寿、林耀华等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他在民族识别、社会性质研究等关于彝族的历史和现状方面的研究中,硕果累累,弄清了凉山彝族在民主改革前奴隶社会的状况以及历史发展脉络,对彝族族源、族属及文化对比等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所主持的横断山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开创了藏彝走廊民族综合研究的先河,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李绍明先生还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民族学地位的交流和对话,对学术进行了反思,在此方面也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     

俄罗斯公民民族构建的理论与实践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其继承国。剧烈的社会变迁不但改变了俄罗斯大多数人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也彻底颠覆了俄罗斯人思想中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其中包括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构建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新认同,这不但是国家决策者的任务,也是社会人文科学者的社会责任。在此历史背景下,俄罗斯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季什科夫率先提出俄罗斯公民民族构建理论。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其理论不断完善,在社会实践层面也获得很大进步。本文拟从历史背景、理论根源、现实反应和社会实践几个环节入手,探讨这一理论在俄罗斯发展的过程中对俄罗斯多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也希望从这一理论中探寻对我国公民民族建设的有益启发。     

社会治理视野下彝族尔比文化的价值和作用

在新常态背景下,以传统文化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成为一个重大课题。社会治理中的道德建设,需要文化软实力。本文以社会治理为视角,探究彝族尔比文化中遵纪守法与廉洁奉公、文明礼貌与诚实守信、团结和谐与勤俭致富的价值观念,对彝区社会规范、道德教育和维护生态具有现实意义,对提倡、维护、建构彝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起到积极作用。深入挖掘和阐发尔比文化的时代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古为今用,引入尔比文化精髓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其教化作用,以及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积极作用。发挥尔比文化的现实价值,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有效地为彝区社会治理服务。     

冷战后时代的族群冲突:国内原因与国际挑战

冷战后时代族群冲突复振现象引起学术界关注,理论解释众多。两极霸权结束以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为历史的民族主义解读重开窗口。跨境族群问题可能引发民族统一主义意识形态国家与反民族统一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并对一国族群关系和国家统一带来严重影响。在一个动荡和脆弱的多元社会,每个群体都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并对未来产生集体恐惧,从而潜伏着暴力冲突。不安全和社会对立所引发的恐惧,为族群精英进行族群内部操控提供了基础。后冷战时期族群冲突的复振也对当下国际准则框架提出了挑战。     

头人首领、等级制社会与现代化——从《凉山夷家》及其后续研究讲起

本文是一项学术史研究,通过重温和比较林耀华先生三次赴凉山彝族地区的考察研究,来探寻他所思考的民族地区现代化转型的经验与问题,以期有益于拓宽"藏彝走廊"的研究思路。林耀华在1943年初访凉山时,注意到彝族社会的头人、等级制和声望竞争的特点。这些特点曾经为明清时期的国家控制所利用,国家通过将头人收编为土司来驱使其按照国家意志征服其他夷部。而等级制的内在封闭性也形成凉山现代化改革的困境。林耀华在20世纪80年代的考察中发现,经济发展有可能是改变凉山社会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突破口。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市场的发展仍需依托于政治关系来运行。     

凉山彝区防止返贫的困境与对策

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凉山彝区脱贫攻坚成绩斐然。2020年,凉山彝区10县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全面消除。为了巩固彝区脱贫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推进彝区乡村振兴,实现彝区农业稳产、农民稳收、农村稳定,本文主要从凉山彝区的社会发育程度低、自然环境恶劣、交通发展滞后、公共基础薄弱、市场发展缓慢、内生动力缺乏等详细地分析了制约凉山彝区持久脱贫的困境因素;并就防止凉山彝区规模性返贫的困境因素,首先从政策、产业和互助合作方面对已有的主要帮扶措施进行了优化与健全,其次,从构建与完善保障督查、政策联动、内生动力激发、贫困文化消解、禁毒防艾和监测评估等机制方面提出了防止凉山彝区规模性返贫的对策建议。     

世界体系和民族关系:解读现代民族问题的一个视角

民族之间的交往行为在其所处的历史体系中发生 ,并从这个体系获得本质内涵。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世界体系对现代民族关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由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所决定的各民族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文化权利 ,是现代民族关系的本质。建立在排斥性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制度及政策实践与现代国家多民族社会构成之间的矛盾 ,是现代国家内部各种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理论和实践渊薮。改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 ,必须从改造民族国家观念制度、重建政治共同体认同标准入手 ,其本身就是改造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内容     

民族主义与联邦主义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想的民族主义论述的是民族与国家应当一体的理由,而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却难以实现民族与国家的一体。由此,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困扰了人类社会数百年,并引起各种民族冲突。本文作者从分析文化民族、政治民族与法律民族的关系入手,试图为民族主义建立一种框架,并认为基于政治民族和法律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终将取代基于文化民族之分的联邦主义。     

周恩来与民族工作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不仅是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决策者、民族政策的精心制定者，而且是推动这些政策付诸实施的组织者。他坦诚、热情地与各民族人民广泛交往，在交往中加深感情，了解民情，启发、教育、感化各族各阶层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不朽的业绩。一、关心重视民族工作周恩来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没有民族偏见的热…     

国家权力扩张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构——晚清康区改流中的制度性选择

鸦片战争以后,中央王朝逐渐意识到对民族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摒弃了以"羁縻怀柔"为基本原则的传统治边政策,代之以寻求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从传统中寻求到的制度性变革被视为国家扩张权力的有效途径,改土归流这一传统的改革措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全新意义。对康区的改流规划,经历了仿金川五屯改制、增设厅道、仿宁夏青海之例采用军府制、新建行省等不同方案的讨论和尝试,最终结果选择了"设立军府制的川滇边务大臣衙门"。康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近代社会中国家对民族地方事务从有限干预到全面干预的转变过程。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多元权力中心和自治因素,在清末的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弱化和消失。     

数字化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策略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同时也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新时代背景下,想要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更好传承和保护,就必须积极探索数字化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策略。本文分析了数字化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数字化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具体策略,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借鉴和参考。     

论回族精英群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现代化诉求

精英群体在民族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对民族社会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回族精英对现代化的诉求也随着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而与日俱增,这背后渗透着回族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努力:对民族身份在国家认同中的确认、发扬"家国与教门同构、同命运"的救国兴教理念、积极参与民族社会内部的整合。回族精英从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达着对现代化的诉求。     

彝魂·诗魂·新星——我所认识的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

有人说,彝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朵花。我说是一座山,挺拔陡峭,直插云天。她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业迹,滋养和丰富了灿烂的中国文化。彝魂,早已被古今仁人、中外智士所讴歌。然而,彝魂与诗魂牵在一块,在异彩纷呈的艺术花园里“一枝红杏出墙头”,却是近几年发生的新鲜事。——这就是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以他深沉、厚重的两本诗集,释放出浓郁的民族真情和独特韵味,点染成两魂相系,熠熠生辉的时代画卷。马加的诗,是多侧面的立体,就像大凉山的脊骨黄茅埂——龙头山。白描里藏着“破空”之笔;凝重、苍茫中又不失轻快与活泼,令人感受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大家气势。     

泰缅边境达拉昂人的迁移、族群裂变与跨国民族治理

民族的跨国分布是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现代国家建构与实践的结果。面对日益多元的动因促使下的跨国民族迁移与流动,跨国民族的研究必须直面民族的感性生活和现实问题,从本质论转向实践论、过程论的角度来分析跨国民族的内涵及其生成过程。文章通过对泰缅边境Nor Lae（诺雷）村Dara-ang（达拉昂）人(1)的跨国流动及其族别身份的获得过程的研究,试图提出族群裂变与人口治理是促成跨国民族形成的内生与外在动力,而民族跨国迁移的社会过程、现代民族国家整合与治理的需求以及国家的治理差异、族群的身份认同意识的差别则是跨国民族形成的动力机制的社会情境。     

民国时期的“回族界说”与中国共产党《回回民族问题》的理论意义

现有研究表明,中国讲汉语的回回在晚明已经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祖先认同的独特的族类群体(民族),但是到晚清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出现回回学者关于"回族界说"的争议,而且大多数回回精英都不主张回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也不赞成使用"回族"的称呼。本文认为回回精英的这种立场,主要是因为从西方传入的"民族"概念蕴含"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意义,而中国的回回用"争教不争国"表达了在政治上认同中国的生存策略。这种生存策略的确定,不仅与清代后期的民族压迫有关,而且也受到民国期间中国大社会(国民党和大多数主流学者)的"民族"理论和方针的影响。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回回民族问题》(1941年),一方面尊重学理,没有否认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存在汉族以外的"民族";另一方面修正了少数民族"民族自决"的主张,改为民族平等下的"民族自治"。其在学理上确立了多民族国家中真正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回回民族指明了不需要否认自己民族身份的发展道路。     

彝民团对凉山民族工作的影响与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彝民团从建团到全部使命的完成,走过了一条34年可歌可泣的发展道路,为凉山人民彻底翻身解放和推动凉山经济发展,谱写了无可替代且永不磨灭的历史篇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军民传奇历史却一直只存留于民间记忆,或散载于州内内部资料而未曾专门公开发表或出版,而鲜为公众所知晓。本文主要在参考梁文英、毛均茹、李仕安和中国科学院等所著文本资料基础上,首次论述彝民团的建立过程及其为推动凉山彝族地区民族工作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彝民团发展的岁月里,它经历了扩编和最终撤销的历程,所留下的宝贵经验,为我们探索今后军队与民族工作关系模式提供了重要依据。     

傈僳族的跨国迁徙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述论

傈僳族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史,并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其迁徙动因、路径、规模与影响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异同。将民国以前傈僳族迁徙史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联系起来考量,可以深入与细化藏彝走廊的民族迁徙历史与族际关系研究,并反思以往藏彝走廊研究中空间固化或裹足于境内研究之不足。     

民族精英、社会资本与动员能力:民族群体性事件组织化逻辑

民族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类型,精英则是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的关键.本研究运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和相关性分析定量研究方法,对不同类型民族精英的动员能力与其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精英与宗教精英的动员能力没有显著差异;民族精英的社会资本越大,其动员能力越强;动员者与被动员者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被动员参与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高.基于研究发现,我们认为,政府应建立制度化的机制,扩大政治参与渠道,吸纳社会精英合法参与政治进程,从动员逻辑上消除民族群体性事件被“三股势力”所利用并演化为恶性群体犯罪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