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政治体制模式研究——以土流参治为核心

文章认为明清统治者根据藏区的历史实践经验和社会现实情况,以土流参治作为藏区土司政治体制构成的基本原则与行政模式之一,构建了藏区土司地区的一种集权统治网络,并以此研究了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土流参治的行政建制、土司和地方各级流官的关系、土流参治的特点及其政治功能,认为藏区土司地区的行政建制以都司卫所制为主,府州县制为辅。明代土流参治,总体而言,土司由于势力较大,独立性相对较强,除了甘青藏区土司基本上受流官节制外,西南藏区土司则流官不能节制,流官形同虚设,甚至有的流官逗留省城,不敢赴任;清朝大多派往土司地区的流官不仅有职,而且有权,土司要受流官节制。     

清朝经营川、藏与达赖出逃

一英国侵略西藏 ,其最终目的正如荣赫鹏于 1 90 3年给英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所言 :除占领西藏以北阻挡沙俄南侵 ,以免危及印度外 ,还可以策应英国在四川的经营 ,使英国势力从东到西联成一片。① 可见英国侵略西藏是以此地作为阶梯进窥我国四川等地 ,妄图霸占我国西南地区。鉴此 ,清朝为巩固西藏边防 ,防止英国侵略势力的扩张 ,命张荫棠赴藏整顿藏务 ,同时令其务须经营川边 (西康未建省前 ,名曰川边 )和四川各土司之地。川边地区清朝先未派官员经营 ,而由该地之土司、呼图克图及由西藏所派遣之官员分别管理。巴塘为土司所辖 ,如驻藏大臣有泰于…     

西南诸省土司设置及演变概说

我国封建王朝对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自秦迄宋王朝是施行的“羁縻政策”,元明清王朝是实行的“土司制度”。羁縻政策是一种较为宽松的政策,在秦汉开始施行时,不过是略微管束,加以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而已。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王朝统治势力的深入,至唐宋时,才渐次趋于强化。土司制度则是一套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它是由羁縻政策发展、演进而来的,伊始于元代,一些管理办法略具雏形;大盛于明代,各种管理办法臻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土司文教制度:乌江流域例证

元明清等朝制定土司文教制度,通过崇儒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培养民族地区封建人才,致力于文化统一和思想控制,促进各族历代土司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乌江流域各族土司及家族子弟和俊秀土民子弟逐渐接受中原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深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也为土司制度的废止作了文化和精神准备.     

论王阳明对黔桂土司地区的治理与边疆稳定

明朝建国伊始,西南边疆面临着四大难题,即蒙古残余势力的军事威胁,西南诸夷的叛服不常,邻近交趾诸国的侵扰,加之该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如何治理,使之稳定,成为了明廷决策的难题.面对如此局面,朱元璋及其子孙、大臣们,大都认为要维持西南边疆之稳定,须抚绥土司,“革心得人”.作为明朝重臣的王阳明对此深有领悟,在对贵州、广西诸土司施治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心学”思想,认为“诸夷”虽身处边疆,但同为“天下可化之人”,进而在开导贵州水西安氏,征讨思恩、田州土司叛乱过程中将其付之实践,对于边疆稳定,人心一统发挥了积极作用.     

唐宋时期播州筑城活动的国家认同构建

播州为今贵州省遵义地区古代称,《太平寰宇记》载"播州播川郡,今理遵义县,按郡地即秦夜郎、且兰二郡西南隅地",播州自唐讫明计700余年。唐宋以来,中央朝廷在播州建立了羁縻州制,实行"因俗而治","以夷治夷"的统治政策,播州渐被纳入了国家管辖体系之内。杨氏土酋作为边疆代管者,促进了边区民族的"内地化",以州县治所为地方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成为了权力的中心和场所,并服从征调,内修政治,发展经济,"务农寓兵",奠定了播州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发展渐同于中原以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国家认同构建的基础。     

河州何土司家族考略

何土司是明代在西北最早敕封的土司之一,对西北的政治、军事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因为缺乏系统记载,学界对其一直知之不详。何土司在明初受封世袭指挥同知,一直到民国二十一年,方被废除。其统治时间之长,影响力之大,势力之强,在西北土司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论明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土司贡纳制度

在对明早期、明中期、明晚期西南边疆土司贡纳制度的变化态势进行观察的基础上,认为明早期的土司侧重于纳赋,明晚期的土司侧重于朝贡,明中期处于土司纳赋与土司朝贡的过渡期.纳赋制度形成于明早期地方卫所制度形成之际,主要是以一种补充卫所屯田收入不足的面目出现的.而朝贡,则是在土司进京袭职、升迁、述职甚至是控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准则.     

论德格土司的特点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实施的一种统治方式,其基本特点为“世官其地,世有其土,土民世耕其地,世为其民。”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加上各地的自然环境的悬殊,因而土司制度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作为西南民族地区一部份的康巴藏区,也曾是土司制度推行得广泛而长久的地区,“历代之于西康番人,皆以羁縻之术,官其酋长”。土司制度     

关于阿坝嘉绒地区苯教改宗问题研究——以金川县广法寺为例

乾隆年间,大小金川土司势力强大,经常侵扰邻近土司,使得各土司之间攻伐不断。清政府在调解震慑无效的情况下,先后两次对大小金川地区发动了战争。战争结束后,乾隆皇帝对该地实施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其中,在宗教改革方面,清政府采取的是"废苯兴黄"的政策,主要是在该地推行藏传佛教格鲁派,禁止苯教继续传播。     

七至九世纪川西高原部族考

川西高原位于四川省西部,为青藏高原的东延部份。其地东邻四川盆地,南接横断山脉,西界金沙江,北连青海、甘肃二省。自古以来,川西高原就是各种非汉族居民的生息、繁衍之地。七世纪初叶,隋朝势力逐渐伸入该地区。入唐以后,又先后在这里设置了数以百计的羁縻州,从而使川西高原上的众多部族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与此同时,吐蕃王朝的势力也由西向东进入川西高原,八世纪中叶,最终将唐朝势力完全逐出     

政治属性与服务意识: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的取向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与土司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日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土司研究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架构,成果不断增多,在专学化发展过程中,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化趋势明显.因此,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政治属性和服务意识,专家学者在强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认同及推进制度创新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当下,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利用历史积淀的制度文明,推进制度创新,建构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深化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解决我国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学理支持和历史镜鉴.     

西康建省“划界”的争论——以1939年前后四川靖化县绰斯甲一地是否划入西康省为中心的历史文献

1939年1月西康省正式成立,辖地包括"康属"、"雅属"、"宁属"等46个县和3个设治局,实辖36个县及县级单位、靖化县所属的绰斯甲土司之地。围绕该省属地的划拨,第十七行政督察区名山、"第十六行政督察区靖化县所属的绰斯甲土司"之地等均有抗争。结果是名山县、绰斯甲土司之地仍然归属四川省、未能划归西康省而结束。对于绰斯甲土司之地的划归问题,历来记载语焉不详。本文选录当时四川省政府与西康建省委员会往来公文四川省等地收藏的历史档案的相关记载,便于学界的研究。     

民国时期云南土司衍变与国家融入

分析民国时期云南土司制度存续的原因,从理论视角分析了土司制度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土司参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贡献,认为边地土司对边疆稳定和边防巩固起着重要影响,土司地区由传统中原视野中的异文化"夷民"变成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     

略论西南土司政区地理的形成与终结

历史上的土司制度设立之初,其辖区与经制州各有畛域,互不侵犯,即所谓“蛮不出峒,汉不过境”,土司政区的地理沿革相对稳定,大多沿袭传统地域。但随着明代后期中央王朝与西南边地民族关系的紧张及其土司之间土地的侵夺,土司辖区时有扩张与盈缩;土司政区的起源与形成有三种,世袭领地、朝廷赐封与战争扩张。明清时期西南的强势土司大多侵占吞并周邻地盘形成领地纠纷。如明代播州、容美、酉阳土司甚至公然侵夺卫所屯堡。土司之间的领地纠纷往往由地方经制州长官的仲裁与调整,而土司的领地扩张与领地纠纷引起的民族地区冲突也是明季至清代前期中央王朝大规模施行“改土归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中国土司国家认同的实质

元明清等朝创设和实施土司制度,使中国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经历数百年的土司政治,对国家权力渗延与乡村社会管控、王朝社稷稳固与国家领土完整、中华民族形成与少数民族进步、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等深具影响.各族土司为保有自身统治利益,在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其国家认同的实质是:认同、亲附华夏—汉民族,传承、实践历代王朝积淀的制度文明,拱卫王朝社稷和顺附强势王权,传播、共享中原文化.     

新中国初期中共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与土司制度的根除——以西南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初期,西南民族地区暂时保留了“土流并存”格局。同时以新政权建设为依托,中共从两方面培养了民族干部。一是分时期采取不同方式对土官进行政治安排,在初步稳定他们以后,启动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因此,土官成为改造式培养的民族干部;二是采取特殊措施,在西南塑造式培养了一个新型民族干部群体。最终,民族干部化的土官自我“背叛”了土司制度,发展壮大的新型民族干部替代了传统土官,土司制度得以根除。此举,既实现了民族干部的培养与土司制度根除的完美结合,又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试论清代乾隆年闻的杂谷事件

杂谷土司曾是清初嘉绒各部中势力最大的土司。乾隆年间发生的清地方官员灭杂谷土司的杂谷事件,不仅对第二次金川之役有一定影响,而且对“理番四土”土司的最后形成及嘉绒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都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介于两次金川之役之间的杂谷事件,无论耗时、耗资都远不及金川之役,所以一直未引起史家们的重视。本文在此拟对杂谷土司世系及杂谷事件的影响作一探讨,以期引玉之效。     

边境土司社会跨境互动与国家认同——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龙州位于广西西南,与越南接壤.龙州县域土司社会的跨境互动是常态体现:土司与越南豪强出境寻求庇护,越南朝贡和土司阻贡,土司与越南的疆土纠纷,土司与越南的武装冲突.土司与土民的国家认同在跨境互动中自主地表达了出来.在跨境互动和国家认同关系中,宗藩互动培育国家认同,跨境冲突强化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