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渊明的归隐

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是东晋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钟蝾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鲁迅先生说他“是我们中同赫赫有名的大隐”一说到“隐士”,人们就会联想起鲁迅说的另一句话:“隐士和官僚是最接近的。”因而肯定陶渊明是隐士,似乎就等于否定了陶渊明的人格及其作品。一些人也正是用这种政治图解式的报论方法来评价陶渊明的。说他的归隐是逃避现实,激流勇退;是“耻事二姓”的封建愚忠;是“反现实主义诗人”;     

谈鲁迅的诗歌艺术

鲁迅曾说过:“我其实是不喜欢作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①。的确,诗歌不是鲁迅的主要斗争武器,他也并非以诗人名世,除散文诗集《野草》外,未曾刊行过诗歌专著。但是,鲁迅在写作大量战斗的杂文和小说的同时,偶尔也写诗。鲁迅说:“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②“胡诌几句塞责”,当然是鲁迅的自谦,但也可以看出鲁迅写旧诗的大概情况。许广平说,鲁迅对旧诗“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系应朋友邀请,或抒一时性情,随书随弃,不自爱惜,生尝以珍藏请,辄遭晒笑”。③所以,鲁迅后期的旧体诗除见于杂文中的几首外,几乎全部是应人之请而作的。鲁迅一生创作     

鲁迅的诗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鲁迅在给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的编辑窦隐夫的信中说:“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素无研究”,自然是鲁迅的自谦之言。人们都知道,鲁迅一九○○年就开始了诗歌创作,一九○八年他就写了长文《摩罗诗力说》,第一个把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摩罗诗人”介绍到中国。鲁迅又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五四”时期先     

病态社会心理的镜子——鲁迅散文札记

1 鲁迅曾经说,他的杂文时常做着“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这自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他的“研究”与“解剖”,是针对着社会、针对着人的灵魂的。其实,这不仅是他的杂文的特点,他的小说和散文,也莫不如此。对社会的针砭总是离不开对人的灵魂的病状的揭露与分析的。普列汉诺夫曾指出,要了解社会,只掌握它的经济是不够的,还必须“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在鲁迅的散文中,有许多篇章正是以揭示和描写社会心理见长而具有非凡价值的。     

鲁迅教学方法初探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郭沫若曾说:“以自我牺牲地从事创作,从事研究,从事教育,从事哺育新生代,是鲁迅平生的最宝贵的生活实践。他的一生也正是做人的一个模范.他是一位以身作则的伟大的教育家。”“谁也不能忘记鲁迅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从他早年结束学生生活以后,他就一直从     

郭沫若小品散文论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诗人、剧作家郭沫若在散文创作方面也堪称一位大家。阿英说过:“郭沫若……他在作为主要的地位的诗人而外,要说他也是一个创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散文小品的作者”。这评价很值得注意。郭沫若一生创作了文字浩翰的散文作品,有游记、杂感、自传、日记、随笔、抒情小品等多种样式。故阿     

试论鲁迅新诗创作的终止

在新文学史上 ,鲁迅是中国新诗的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尽管他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新诗并不多 ,而且过早的终止了实践 ,但他的新诗毕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客观的说 ,鲁迅的新诗的实验与开拓的意义远远大于其艺术成果的积累。这也是本文考察鲁迅终止新诗创作这一问题的思想出发点。文章拟就 :关于鲁迅的新诗创作 ,鲁迅的诗人气质和诗人的鲁迅 ,从新文学史的角度看鲁迅的新诗 ,三个角度加以考察 ,尝试探讨鲁迅终止新诗创作的原因。仅就创作个体而言 ,我们很难简单的评价鲁迅的最终放弃新诗创作的选择 ,对于新诗坛乃至新文学发展的利弊得失。但需明确的是 ,鲁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艺术家 ,他是在对自己的个性气质深刻认知的基础上 ,在审视了自身的新诗作、新诗坛和整个新文学史之后作出的理智的选择。     

“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野草》与张承志的散文创作

鲁迅的《野草》 ,不仅催动了张承志的散文创作的新探索 ,而且唤起了他的大散文意识。与其说张承志在解读鲁迅时发现了自己的影子 ,不如说他是在鲁迅思想文化资源中找到了“自我” ,这绝非单向的被动接受 ,更多的是心与血的沟通和回应。于是 ,张承志的散文越来越烙有了鲜明的《野草》遗风 ,甚至一些具体篇什都可作比照性阅读。尤其是两人对散文文体的认同 ,既是鲁迅对张承志散文创作基质的深层召唤 ,也是张承志对鲁迅大散文遗产的文体彻悟 ,更是彼此心灵的默契与精神的共鸣。可以说 ,鲁迅完成了《野草》 ,也将一个真实的鲁迅留给了后人 ,张承志借《野草》体认了鲁迅的真实 ,更成熟了一个散文家的“自我”。     

鲁迅与个人主义

最近几年,在鲁迅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鲁迅与个人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人说,鲁迅是个人主义者,有人说,鲁迅不是个人主义者,但这正是他的“人格弱点”。为了把鲁迅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有的人竞说鲁迅写杂文“首先是为了吃饭”,即为了有个“谋生的手段”。鲁迅是人,为了活命,他也要“吃饭”,也要“谋生”,因而发表文章也要拿稿费。但是,他写什么和怎样写,却不是由“吃饭”和“谋生”决定的,而是由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的。例如,1932年,内山完造曾邀请鲁迅到日本小住,并说他可以以写作来维持生活,鲁迅回信说:“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都没有好处。……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实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     

鲁迅意识深处的越文化“场”

鲁迅在绍兴生活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一,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在他的意识深处,始终存在着一个越文化“场”。这表现在在鲁迅各种形式的作品中,不时浮现出一种“故乡情结”;鲁迅的精神气质,可用“硬”和“韧”二字概括,而这正是越文化的传统;在鲁迅的思维方式上,也显示了越文化“崇实”和强烈的批判意识的思维特征。     

“拿来主义”的典范——论鲁迅与俄罗斯苏联文学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的主张归结为两个字:拿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对“拿来主义”作了集中的全面的发挥,题目就叫《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以一幢旧住宅作比喻,他说,“拿来主义”者不必探究这住宅是如何到旧主人之手的,而要大胆“占有”,对宅内的物件加以“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鲁迅,正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二十卷《鲁迅全集》,后十卷全是翻译,闪耀着“拿来主义”的光辉.     

“宫市”考论

白居易的《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诗人自称,这五十首诗“系于意不系于文。……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些诗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正是白居易做左拾遗的时候。诗人说,在他任谏官期间,他写诗的目的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这种主张,和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是一致的。对于这五十首《新乐府》的评价,意见有所分歧,有人认为,“诗人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代表作”。有人认为,“此文《新乐府》,实在未见得成功;天子知与不知,且不说,就文学而论,则五十篇中,真实的可算做好诗的,还不到十篇”。 《卖炭翁》是被人称道的一首好诗。诗题之下,诗人自己标明题旨曰“苦宫市也”。诗人自己说,诗中所反映的内容都是事实,而且是经过核对无误的。为了对这首诗的思想内容正确理解,对“宫市”问题进行一下探讨,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诗情的回忆——《朝花夕拾》艺术琐谈

“诗言志”、“歌缘情”.诗情,是文艺作品,特别是诗歌和散文艺术生命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诗情,就很难产生艺术感染力.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没有热情,就不可能有任何诗.”(《别林斯基论文学》第60页)鲁迅也说过:“没有文思,做出来也是无聊的东西.”(《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12页)散文是一种富于抒情性的文体,它和诗歌一样,应该抒发“作者心灵的歌声.”应该抒情,也便于抒情,是散文在艺术上的长     

鲁迅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批评

一鲁迅先生对诗歌一向自称为“外行”,还说不喜欢作新诗,也不喜欢作古诗。其实他在这谦逊的态度之中,却隐藏着对诗歌高度的热爱:他从诗的创作到诗的理论,有着多面性的活动;特别是他的诗歌理论与批评,是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构成部份,与他一生文学事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始终是面对现实。鲁迅先生的诗论与诗评,是他认识现实与批判现实的一个方面。他不是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也不是自我陶醉的诗人。他的诗歌活动,也可说是整个文艺活动,是出自爱国主义的热情与改造世界的抱负,如他提到他最初论诗的意图:“‘介绍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     

鲁迅与怀人散文

鲁迅把怀人散文推向了新的高峰，其怀人散文具有格高情深的特点。文章往往从高大处立意，在情深处落笔，境不离情，情随境生。文章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达到追求真理、伸张正义、讨伐邪恶之目的。鲁迅的怀人散文，绝不就人写人，这是把个人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上，揭示其价值和意义；都是经过长时间感情的沉淀，成为千古绝唱。鲁迅怀人散文最富有个性的创造是把对人物的“颂”改为“评”。鲁迅不把人物当偶像，而是当作生动的有血有肉的活人，以诗人的激情和史家的公正，对人物作精辟的评价     

激情·形象·对比——读鲁迅抒情诗的点滴体会

鲁迅在文学艺术上的主要成就要推他的杂文和小说,但他的诗歌成就也高。郭沫若同志曾作过这样的评价:“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鲁迅的诗同他的文一样,极富思想性、艺术性和战斗性。它,激情如火,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实际上,鲁迅战斗的一生,就是一篇高亢激越、壮伟动人的诗。鲁迅的诗,也就是极为可贵的鲁迅精神的艺术体现。     

作文应在“作”上下工夫

作,本有造作、做作之意。作态、作秀、作势等,都有此意。更有“作女”一词,把“作”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见它不是褒义词。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中说:“白描”却没有秘诀;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可见他也是反对做作的。只是他似乎仅仅说“白描”是应忌做作的,而不是说作文是不可“作”的。他就曾经指出:“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要有技术。”这里的“技术”实际上就是指“作”。     

浅谈杨朔散文的艺术特色

杨朔(1913——1968),是我国文学园圃中的一位辛勤的园丁。他勤于耕耘,给人民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他的创作从中短篇小说到散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本文仅就他的散文艺术试作粗浅探索。杨朔有着诗人的气质,他是把散文当作诗来写的。他的散文再现不同时期人民的斗争和时代的激流,“象一颗玲珑的宝石,闪耀着眩目的光芒,又象一杯醇浓的美酒,含蓄着无穷的意味。”表现在艺术上的第一个特点即是:着力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东风第一枝·小跋》里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

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对于鲁迅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其深刻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一转变,就没有鲁迅。鲁迅早期以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对西欧浪漫主义诗人的关注,主要是出于反清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主要出于文化目的。这一方面丰富和强化了他的革命意识,另一方面却限制了他的文化创造。浪漫主义精神气质跟他本人的个性与文化气质是不大吻合的,同时他把浪漫主义着重理解为某种政治品格,使他     

谈林非散文的文化意蕴

读完林非散文,深深地被它内蕴的质美与激情所折服。我宁愿把他五彩的散文世界比作一个艺术的魔方,每次欣赏它,总有一些新的启迪:或是审美的愉悦、或是情感的陶冶、或是历史的顿悟、或是生命的净化。然而,最吸引我的却是弥漫其间的一股浓郁的文化情韵,它使我油然而生种种的思索,让我掩卷之余又不得不对林非散文的文化意蕴作一番考察。 把握林非散文的确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他的散文创作受到了“五四”文学特別是鲁迅文学思想的深刻浸润。鲁迅那种穿透历史现实的思想洞察力,以及无畏而彻底地扫除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