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的“理解”与“过度理解”——以《洛丽塔》两中译本为例

翻译始于理解而落实于表达。理解的＂准确性＂是产生正确译本的前提,而把握理解的＂度＂则能保证译作是否能够＂恰到好处＂。究竟何为＂过度理解＂？如何规避＂过度理解＂？透析《洛丽塔》两部最具典型意义的中译本：黄建人1989年译本和主万2005年译本中存在的＂过度理解＂实例,我们可以一窥端倪。     

反阐释与过度阐释:文本意义的审美向度之变

作为文学阐释的两种主流形态,反阐释与过度阐释代表着文本意义异化的两种审美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反阐释是对过度阐释的一种纠偏.无论是反阐释,抑或过度阐释都是对追本溯源的一元论阐释思想的消解,但同时抑制阐释的“泛元化”同样是文学阐释的终极目标,由此为阐释设定边界则成为文本意义延展的重要保证,而建构在文本意图基础上的阐释成为延宕文本意义的科学阐释形态,由此,为阐释设定边界成为可能.     

理解、阐释与阐释的本质——兼论强制阐释

强制阐释是张江教授提出的一个阐释学概念,用以批评那种以阐释者主观意志强力侵入文本,对文本进行符合己意之解释的阐释方式。然而,阐释活动是否存在强制现象?这种现象又如何发生?这并不是一个明见无疑的命题,持有不同阐释观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强制阐释也需要阐释。通过再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重申"理解"与"说明"旨趣的不同,将会发现,理解总是历史性理解,阐释关注新经验的获取。阐释超越过往,开显新维度,指向不同的理解,而非更好的理解或客观理解。就此而言,诠释学中不存在强制阐释现象。所谓强制阐释是一种因诠释学与认识论边界发生混乱而衍生出的意识强力行动。当阐释由理解异变成认知,阐释者转变为认知者,诠释学立场转变为认识论立场,文本的意义阐释转变为文本自在意义的客观把握,强制阐释势必奋袂而起。可见,强制阐释本质上是一种被误认为阐释的认知行为。分清阐释文本的诠释学立场和认知文本的认识论立场,以理解应对文本阐释,以说明应对文本认知,保持清醒的界限意识,强制阐释便无存身之处。     

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

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问题不但历史久远,也非常复杂,它既关涉到阐释者是否合格问题,也关涉到作品的原意问题,更关涉到阐释是否有标准问题。而关于是否存在合格的阐释者、是否存在固定的作品原意、是否存在适度的阐释,历史上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但从各个派别对上述问题的阐述中,还是可能看出其间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这其中,刘勰和葛洪提出的避免阐释者的"知多偏好"、"爱同憎异";新批评学派提倡的"作品的原意"就在作品本身;日内瓦学派倡导的意识批评,尤其是乔治·布莱的"认同批评",为解决文学阐释的失度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思路。     

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只有人才阐释,因为只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那么人为什么需要阐释呢?传统阐释学大多认为阐释是为了发现作者意图,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然而这两种阐释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大重视“阐释的目的”对于阐释行为和整个阐释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传统阐释学关注阐释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阐释的目的之于阐释行为的影响;哲学阐释学重视阐释者的“前见”(偏见)对阐释行为的重要作用,却也无视阐释目的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阐释对象,阐释者总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偏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偏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     

充分开掘与过度阐释

与读者不同的是,批评家的工作就是对每一部作品,尽可能充分地予以发掘,让广大读者尽可能多地受益,而不是借题发挥,甚至妄加揣测。忠实于文本,还原历史和现实的真相,是每一个批评家必备的品质;崇尚真理、正义和良知,乃是评价体系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然而,在中国主流文化体系中,向来缺乏一种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价标准。显意识往往急功近利,潜意识则是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恰恰是这两点妨碍了我们对文学作品以及文化现象的充分开掘,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过度的阐释。     

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公共阐释论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现象进行了有力批判,建构了有别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本土阐释理论。公共阐释论虽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生成路径,但具体到方法论层面,依旧有很多理论环节没有打通。这一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诉求、西方文论发展的"语言转向"以及中西方文论的话语权争夺等。公共阐释既有别于基于个体的文学鉴赏,又有别于基于作者的意图还原。语境的特殊性、语言的公共性以及历史的积淀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阐释的公共性成为可能。文学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文本内部的问题,因而在阐释实践上不仅要从文本出发,更要从对批评方法的研究转向对文本问题的研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重建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基本路径。     

从阐释学角度谈翻译——《水浒传》两译本片段析评

本文运用斯坦纳的翻译理论,从“规定性翻译批评”模式角度,对《水浒传》两译本片段进行析评。     

解释学观照下的文学翻译

现代解释学对文学研究的借鉴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但要充实自己的前理解,而且必须遵循翻译的若干原则,要注重把握原作的整体风貌,尤其是要注意文与题的相互印证,这样才能完整、系统地理解原作的整个思想蕴义,准确地再现原作的神韵和丰姿。     

论翻译与理解

该文章认为翻译时首先应正确、忠实地理解并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感情和风格并着重就翻译时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新闻叙事者的前理解与受众认同

新闻叙事者的前理解制约着其对新闻事实的选择,而外在规约又影响着新闻叙事者的前理解内涵及理解行为,使新闻叙事的原初阶段就面临着新闻事实选择客观真实与否的问题,进而带来叙事视角、聚焦以及叙事方式等出现偏差,最终影响受众的认同。因此,新闻叙事要得到受众的认同,叙事者在前理解这一最初阶段就要进行纠偏。     

文学政策与当代文学的制度阐释

本文主要讨论文学政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认为当代文学政策被描述为与社会生活和历史规律等质化,成为文学真理的化身,它整合了文学的各种价值利益,也制约或主导了当代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的基本走向,直接参与了当代文学生产.同时,文学政策与文学创作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既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也有负面的限制功能.     

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

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末玄学,以郭象为代表的西晋玄学和以"江左名士"为代表的东晋玄学。其中,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代表着魏晋南北朝庄学著述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主要包括王弼等人的言意之辨、阮籍《达庄论》中以文学笔法阐释《庄子》、郭象《庄子注》中的文学阐释以及玄学清谈中的《庄子》文学阐释。虽然此期的庄学著述基本上还是以庄子的哲学思想阐释为主体,其文学阐释尚属次要的、连带的和有限的,但在整个《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上却开启了《庄子》的文学性研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多元系统论与操纵论对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的阐释力

翻译文学在异质文学系统中的接受和传播是文本内容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象变迁和经典建构受社会文化语境影响颇深。多元系统论主张系统内各子系统或元素间的关联、影响和位移;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与本域文学遵循同样的关系。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后,操纵论用以研究影响翻译文学动态变化的意识形态、诗学观以及赞助人等外在政治、文化、社会因子。多元系统论和操纵论对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指导下,以操纵论为视角研究翻译文学,可以扩大翻译文学研究的视野,并能勘察影响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的隐性元素,洞悉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关系,促进二者共融共生。     

中国哲学的特质与几点理解阐释

特质主要是指事物内在特有的性质,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事物"存在,具有和其他事物相比不同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21世纪的哲学实现了由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发展. 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多种流派,各自展现了不同的时代风貌特征,构成了我国灿烂的中华文化,对世人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研究对象、思维方式(认知方法)、学术旨趣(立学旨趣)、解释理路(理解原则)以及境界的建造5个方面对我国哲学的特质进行阐释.     

跨文化阐释与世界文学的重构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民族的如何成为世界的,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问题。世界文学是那些能够超越民族的特殊性而上升为共同性,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并理解的民族文学。要解决民族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这一问题,可以至少采用两种途径: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的选择与变异。因此翻译也是跨文化阐释的特殊形式。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跨文化阐释往往采用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指责,它恰好可以方便西方人的理解,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服务。在跨文化阐释中,出现文化变异是非常正常的。但这种变异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变异。跨文化阐释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在以往视为世界中心、带有普遍性的西方文学中发现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在以往视为差异性、特殊性的中国文学及非西方文学中发现普遍性和同一性,那么,我们就可能重新构建世界文学的新格局。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下)

本文试图阐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几个重要概念,即诠释学循环、前理解、事情本身、完满性前把握、时间距离等,特别指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关于理解循环的三个必要条件,即前理解、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前理解来自同事情本身的关联,并根据完满性前把握这一预设而进行修正,从而达到对事情本身的正确理解。正确理解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学说,则可以同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所谓客观解释划清界限,又同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所谓主观解释表明分歧。本文还探讨了诠释学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发展,认为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虽然是从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发展而来,但由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历史性深层向度,从而超出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而转入一种历史性的哲学诠释学。本文作者特别提示,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上)

本文试图阐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几个重要概念,即诠释学循环、前理解、事情本身、完满性前把握、时间距离等,特别指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关于理解循环的三个必要条件,即前理解、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前理解来自同事情本身的关联,并根据完满性前把握这一预设而进行修正,从而达到对事情本身的正确理解。正确理解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学说,则可以同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所谓客观解释划清界限,又同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所谓主观解释表明分歧。本文还探讨了诠释学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发展,认为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虽然是从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发展而来,但由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历史性深层向度,从而超出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而转入一种历史性的哲学诠释学。本文作者特别提示,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     

理解：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前提

翻译是一个过程,包括几个阶段。口译过程包括倾听、观察(发言人的手势、表情及会场上的反应、气氛等)、记录、理解、表达等。笔译包括阅读原文、查阅辞典和资料、理解、表述、修改、校对等。但不管是口译还是笔译,两个主要阶段是理解和表述。一个称职的译员,必须具有中外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     

非模糊性语词在翻译中的多元阐释机制

翻译理论从语言学、哲学、修辞学和接受美学等多个视角对模糊语言引起的多元阐释现象进行了研究,但对非模糊性语言因翻译过程而造成的多元阐释却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事实上,非模糊性词语在翻译中也存在多元阐释问题.这种多元阐释从附加意义的可调性、文化原型差异、客体的不同认知侧面和主体的审美体验等四个方面得到体现.因此,应关注对文学文本中的非模糊性语词在翻译中的多元阐释机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