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部门的界定

本文从社会结构理论出发探讨了非营利部门的界定问题。本文提出了界定非营利部门的四条原则和四种界定非营利部门的方法 ,作者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选择部门列举法对我国的非营利部门进行了详细的界定 ,认为我国的非营利部门由六大类组织构成 ,尽管这六大类组织目前的差异性很大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它们将逐渐整合成一个整体 ,那就是非营利部门     

能促型国家的角色:事业单位的改革与非营利部门的转型

随着中国市场转型的深化,事业单位的全面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市场经济中,民间非营利组织构成公共部门和营利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计划经济体系的遗产,事业单位在整个非营利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出现了走向企业化和民营化的变革。在事业单位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扮演能力促进的角色至关重要。一方面,建立一个规范的非营利组织监管体系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培育民间非营利组织自主发展的能力。     

中国城镇工作贫困者：概念、成因及对策

工作贫困者是指有工作但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下的人。从劳动报酬的角度来看,城镇工作贫困者目前主要就职于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七大低收入行业;而那些就职于非正规部门的下岗工人和农民工是工作贫困者的主体。负所得税、最低工资制度和一些社会福利项目是福利国家解决工作贫困者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这些措施在中国的应用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     

影响非营利部门发展的关键环境因素分析

近年来,非营利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本文在影响一般组织发展因素组成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非营利部门、营利部门、政府部门的差异,借鉴现有影响非营利部门发展因素的研究成果,对非营利部门发展的关键环境因素进行了分析.     

西方非营利组织管理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非营利组织在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使传统的三大部门的划分:政府部门为第一部门、私人企业为第二部门、非营利组织为第三部门,向两类组织转化:第一类为营利组织即企业;第二类统称为非营利组织,包括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私人非营利组织。在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到来的令天,系统地探讨这两种非营利组织的职能、特征及其管理,对如何从服务管理的角度,发展和管理我国各种社会机构具有战略性的启示。     

扶贫攻坚、非营利组织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

非营利组织因其特有的优势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制度空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农村扶贫项目就是非营利组织对农村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极好例子,它揭示了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存在一个强大的非营利部门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发展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不仅有益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

非营利组织构成公共部门和营利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相互促进: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协助政府建设社会公德,代表公众监督和制约政府,促进精干政府、高效政府、法治政府的形成;另一方面,在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能促型角色,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法律条件。     

美国社区发展公司:结构、模式与价值

美国社区发展公司是介于公有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非营利组织,是美国联邦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城市政府和社区提供发展资金的载体。经过50多年的发展,美国社区发展公司的组织结构、管理结构和运作模式已相当成熟,在提供社区服务、促进政治参与、培育社会资本等方面显示了其独特的价值。我国政府应借鉴美国社区发展公司的经验,将社区非营利组织视为现代社区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主动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非营利组织：有效促进企业履行社会公益责任

企业支持公益事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而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公益责任方面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有效发挥其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加强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和社会公信力的建设;发展慈善组织,规范慈善行为;非营利组织应加强对企业公益和富人慈善家的宣传;企业应履行社会公益责任,加强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     

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 ,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 ,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发展起步不久 ,其发展潜力受到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 ,如何加强非营利组织的自身建设 ,改善与外部环境 ,对于非营利组织的良性发展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并没有来临

文章基于刘易斯原意,对其模型中的“二元”、“劳动力”、“无限”和“刘易斯转折点”等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从传统部门仍存在剩余劳动力、私营企业利润率没有下降、转移到现代部门中的劳动者真实工资没有明显上升和城乡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等方面论证了我国目前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来临。     

中国公益型NGO法律规制研究

目前,我国公益型NGO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法律性质不清、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主体权限不明,政府干预过多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因此,合理、科学的界定公益型NGO的概念,并对其从事公益诉讼、解决与政府关系和法律监管上进行法律规制,才能促进公益型NGO在我国健康、有序发展。     

公益组织培育新机制——公益组织孵化器研究

在支持型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益组织孵化器,是一种为中小型初创公益组织提供支持环境的新型社会组织,也是社会组织培育的新机制。通过分析建立和发展公益组织孵化器的必要性,研究了公益组织孵化器的内涵、功能,分析了目前我国孵化器发展的主要模式,对孵化器的建设和发展提出构建完整的公益组织发展生态系统、公益事业产业链、加强公益组织孵化器自身的能力建设和提供稳定有力的政策支持等对策建议。     

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视角的“三农”问题探究

本文借鉴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关系,把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三农＂界定为农村部门,把工业、城镇、城镇居民视为城镇部门,把＂三农＂问题抽象为农村、城镇两大部门的交换与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与城镇部门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其原因是城镇与农村两部类再生产失衡的结果。所以,把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部门改造为农业加上轻工业的第二部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From general discrimination to segmented inequality: Migration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he largest in human history, offers a rare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inequalities in the making. Using data spanning 10 years from China’s largest metropolis, Shanghai, this study assesses how enduring state institutions interplay with the spread of market forces to shape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migrants and native urban workers. Though the wages of both Chinese migrants and urban workers rose considerabl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during the decade under study resulted in diminished privileges for urbanites and subsequently increased collision between migrants and urban work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s. These shifts, rather than substantially reducing inequality, have led to an evolving form of inequality, from an initial general blatan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grants across the board, to a new and more subtle form of inequality characterized by substantial segmente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grants within economic sectors, with the degree of inequality varying from sector to sector. We discuss how this changing inequality reflects complementary rather than competing roles of the state and market institutions in inequality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发现,教育的启蒙性质能够使人超越狭隘的利己主义,从而对不平等持更加批判的态度;国有部门就业者和老年人所认可的不平等程度较低,体现了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地区实际的不平等程度越大,人们对不平等的认可程度越低。本研究既指出人们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程度方面的普遍共识,又分析了人们认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差异模式,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民众如何感知和评价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去工业化过程中的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与社会排斥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在去工业化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贫困群体。这些新贫困群体有着与旧贫困不同的特征。文章描述了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的现状特征,并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分析了去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致贫并遭受社会排斥的原因机制,认为非典型就业、低度就业、有业贫穷、自雇贫穷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等都是导致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遭受社会排斥的重要表征和作用因素。     

高房价压力下的政策调控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不仅使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催生地产泡沫,也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供求缺口过大、过度投机、土地财政和卖方垄断是造成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建立多元化的住房供给体系、抑制投机、完善分税制、制定与实施反垄断政策是现阶段我国房地产政策调控合理选择。     

新型城镇化视野下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新农村建设——关于海南白沙美丽乡村建设的调研

新型城镇化不仅要防止城市病,而且要让农村居民特别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居民享受城市文明而又不破坏生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集中在中西部山区,多数是国家级贫困县。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新农村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海南省白沙县的美丽乡村建设为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新农村建设做了有益探索。白沙个案表明: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国家必须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新农村建设,优先安排资金,按生态文明的理念改造贫困村庄的住房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当地居民既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居住条件,又能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特别是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