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资产价格波动的前瞻性泰勒规则及实证检验

文章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对泰勒规则进行合理扩展,构建把资产价格纳入框架的前瞻性货币政策利率反应模型,并基于2000—2009年经济金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J0hansen协整检验和GMM反应函数估计表明考虑资产价格波动的前瞻性泰勒规则对市场利率模拟更好,发现资产价格对市场利率存在正向影响,利率调整对预期通胀缺口的反应不足。因此建议将资产价格作为内生性影响因素纳入央行利率规则之中,并提高货币政策前瞻性。     

前瞻性泰勒规则反应函数的重估计

文章通过引入合理性预期以及生产函数,用GMM法重新估计了前瞻性泰勒规则的反应函数的具体形式。检验结果表明,前瞻性泰勒规则能够恰当描述我国银行的同业拆借利率,前瞻性泰勒规则可以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参照尺度;同时,提出了前瞻性泰勒规则是解决我国宏观调控多目标的难题和利率深化改革的有效途径。     

产出缺口、产出增长率与泰勒规则

传统的泰勒规则是以产出缺口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指标,由于产出缺口的不可观测性直接导致了利率反应函数估计精度的下降。以产出增长率缺口替代产出缺口,重新对泰勒规则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使用GDP增长率缺口替代产出缺口,显著地改善了利率反应函数的估计效果;从预测误差来看,后顾性利率反应函数的预测结果更接近于实际名义利率,而前瞻性模型的预测能力相对较差。这说明中国利率调整政策更多地依赖于以往的经验而前瞻性预期相对较弱,这也充分表明了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是谨慎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见的。     

我国利率的非线性动态调节及其货币政策效果

 本文针对我国的实际经济背景而扩展现有泰勒规则模型的设定和估计方法,以此揭示人民币利率的长期均衡及其短期非线性动态调节,并进而刻画利率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效果。本文的主要结论为：开放经济中的泰勒规则揭示了我国的长期均衡利率和货币政策的松紧状况,2004年第3季度后市场利率低于均衡利率,货币政策偏松,但2008年第3季度货币政策偏松状况基本消除。央行对利率的动态调节在货币政策偏紧时速度较快,在货币政策偏松时速度较慢。进一步,在货币政策偏松时利率上调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大;在货币政策偏紧时利率下调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刺激效应相对较小。本文的结论不仅为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提供实证支持,也从利率对通胀和产出的调节效应的角度解释了近期利率快速下调的原因。     

利率规则与汇率动态调整关系研究

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将货币政策规则(利率规则)内生于整个经济系统,探讨货币政策规则对汇率动态调整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首先,当利率规则设计不当时,经济会出现多重均衡,将导致整个系统出现不合意的波动;其次,当仅以通胀率为目标时,在开放经济中利率规则应当满足的条件与封闭经济中相同,即反应系数必须大于1;第三,在开放经济中利率规则无须专门以名义汇率为目标,以通胀率和产出缺口为目标整个系统就足以实现稳定的要求;第四,当利率规则中包含了名义汇率目标时,系统稳定的要求是对名义汇率和通胀率的反应系数之和必须大于1。     

包含汇率因素的非线性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

文章运用对数平滑转换回归模型(LSTR)研究了包含汇率因素、多个资产价格因素的非线性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实证结论表明:(1)利率规则是关于其滞后一期为转换变量的非线性函数；(2)中国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利率平滑程度较高,为0.83；(3)在样本期间,非线性转换函数具有四个较为显著的阶段；(4)无论线性还是非线性的泰勒规则,利率对通货膨胀反应均不足,因此具有内在不稳定性；(5)在先前的泰勒规则实证文献中,对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关注极少.结论认为,如果解释变量的波动性较大时,多重共线性问题就应予以必要的关注.     

开放条件下泰勒规则在我国的扩展研究

文章在开放条件下对传统泰勒规则进行了扩展,并采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利率对通胀率、产出缺口、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反应系数都具有时变性,但进入21世纪后变得比较稳定,说明我国已经具备遵循扩展后的泰勒规则的条件.建议我国应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货币政策操作的中间变量从货币供应量逐渐调整到利率上.     

零利率下限、汇率传递与货币政策

本文将零利率下限和不完全汇率传递同时引入货币政策分析,利用两国DSGE模型深入探讨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和最优货币政策问题。研究表明,零利率下限会导致汇率的“逆向调整”效应,从而加剧两国相对经济波动。当外生冲击源于国外时,本国汇率不完全传递与零利率下限两种扭曲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将相互叠加,这一点与发生本国冲击时的情形正好相反。采取汇率管制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加重外部危机的国际传导,造成本国更大的福利损失。因此,我国央行应当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积极推进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国际化。     

中国货币工具规则的检验与比较

究竟是利率规则还是货币量规则更适合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目前还尚无定论.为此,文章从中国国情出发,分别选取狭义货币供给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构建时变参数泰勒规则和时变参数麦克勒姆规则,通过理论、模型参数、福利损失函数分析等方面对两种不同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比较.结果证实,中国在2008年以前麦克勒姆规则符合当时的时代需要,能够有效地刺激产出,以其作为货币政策的指导原则是合理可行的;而2008年之后,货币当局逐渐弱化了对货币供应量的管控,市场利率渐渐兴起,中国政府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顺应了时代要求.     

开放经济中的泰勒规则——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检验

一、前言泰勒(1993)曾提出一个非常具体而又简单的货币政策规则,同时利用此规则考察了美国1987～1992年的货币政策,并且发现这种规则和美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拟合得很好,这就是著名的“泰勒规则”。近来的许多研究也表明,该规则能较好地反映西方国家成功的货币政策实践的实质,所以实际上也已经成为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加拿大银行操作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泰勒法则的提出最初实际上是来源于对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因而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以Clarida等(1997,2000)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就把研究方向转向现代经济学理论模型,并…     

货币政策转型背景下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研究

在货币政策转型背景下研究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对比分析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规则对烫平人民币汇率调整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当人民币汇率冲击导致经济波动时,数量型规则比价格型规则对烫平经济波动的作用更有效,且能够更好地减小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在货币政策逐渐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过程中,仍然不能放弃数量型工具的使用,综合运用数量和价格两种调控手段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如何测度央行行长的口头沟通信息——一种基于监督学习的文本分析方法

本文以2003年1月至2018年8月中国央行行长所有口头沟通内容为文本基础，生成央行行长沟通这一特定领域的专用词典，进而使用短语数量加权的方法分别构造货币政策沟通指数和经济形势沟通指数。其中，货币政策沟通指数与实际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具有高度相关性，而经济形势沟通指数可以作为经济基本面的信号器。进一步，本文基于监督学习方法，通过训练子样本词典得到具有倾向的短语及其概率分布，利用文本分类器对新的沟通文本进行自动分类，最终对新样本进行指数计算。子样本的监督学习与全样本信息具有一致的结果，表明本文的央行行长口头沟通测度具有可复制性和可延展性。     

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与中国通胀率的状态转换特征研究

通过扩展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对名义汇率升值和通胀的相互替代作用进行了理论解释。使用马尔科夫状态转换模型研究了1983年1月至2010年11月间人民币/美元汇率和中国通胀率的时间序列行为。研究显示：在缩小中美两国价格差距的过程中,结构性通胀与名义汇率升值有着相同的作用。人民币外在升值压力与国内通胀并存的问题,对于宏观经济平衡和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所以,通胀与名义汇率升值的合适政策搭配会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并逐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国际价格水平的趋同效应及其成因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购买力平价和价水平指数等指标时间序列数据,利用趋同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全球价格水平的趋同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近20多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通胀上升、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市场化程度提高、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等因素作用下,发展中经济体价格水平对发达经济体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全球价格水平际出现趋同效应。在现阶段,我国价格水平相对较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适应。未来时期,我国价格水平继续上升的压力较大,与国际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即人民币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偏差呈现收窄趋势。为此,应着力控制通胀水平,稳定人民币汇率,谨防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过度升值的问题,继续保持价格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适度平衡。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

 本文运用长期约束的结构VAR,试图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实证考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我国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文章特点在于考虑了汇率和价格可能都是受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的内生变量,以深入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当发生汇率冲击时,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国内各价格水平的传递是不完全的。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影响强于对消费者价格的影响;（2）而一旦考虑了经济体受到其它类型的宏观经济冲击后,估计的人民币汇率价格传递率则显得更为明显;（3）汇改后我国汇率传递效应趋于强化。本文还分析了实证结果背后可能的深层次原因,并讨论相应的政策启示。     

扩展型泰勒规则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本文将汇率预期、国际资本流动与风险溢价纳入到扩展的开放型泰勒规则汇率模型之中,从理论上阐释了人民币汇率动态变化的成因,并结合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NARDL）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扩展型泰勒规则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且在长期与短期内相异。具体而言,中美息差、产出缺口差、物价差及汇率预期（特别是在贬值预期的环境下）能够对人民币即期汇率产生较强的“叠加”影响。在扩展的泰勒规则汇率模型中,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作用较大,其次是汇率预期,投资者的逆向选择使得风险溢价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因此,货币当局应建立可预期的货币政策框架以及有效监管资本流动和降低风险溢价,避免公众形成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并以此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意、均衡的区间内波动。     

Using an empirical Bayes model to estimate currency exchange rate

An empirical Bayes (EB) model to estimate the exchange rate of a national currency is described. The national currency under consideration is typically non-convertible, and is generally associated with a weak economy of a Third World country. We take the Nigerian currency as an example. Using theta as a generic notation for the exchange rate parameter, a sequence of sample mean estimates theta i MN (i = 1, 2, . . ., m) is generated over m time periods. An EB model is formulated for the theta MN , from which the empirical Bayes estimates theta i EB are calculated. The performances of theta EB and the Central Bank of Nigeria (CBN) estimate theta CBN are compared. On several performance measures, theta EB is shown to be superior to theta CBN .     

人民币汇率与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 ——基于VAR-GARCH模型的实证研究

 加强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提高货币政策效果的要求,制定出合理的利率政策其要件之一就是确认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大对利率稳定性的影响程度。本文利用二元VAR-GARCH模型,对人民币汇率与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汇率改革前后,汇率与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生了系统性的改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大降低了利率波动的幅度。实证检验证明,从长期来看,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大能稳定利率波动,但短期内人民币弹性的增大实际上加剧了利率的波动。     

麦卡勒姆规则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麦卡勒姆规则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进行了实证检验,样本区间为1990年第1季度—2008年第1季度。本文的主要发现是：（1）根据麦卡勒姆规则原式得到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和供应量的模拟值与实际值之间存在较大偏差;（2）取消麦卡勒姆规则的参数设定后,对基础货币反应函数进行估计所得到的结果要优于原式的推断,但货币供应的方式是顺周期的。在固定汇率制下,外汇储备增长率对基础货币增长率几乎没有影响,而经过加权的外汇储备增长率的影响也不显著。这些发现可为如何建立一个使经济趋于稳定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提供经验证据。     

货币政策冲击对股票市场价格泡沫影响的时变分析

一直以来,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都是经济金融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以1997-2014年我国月度数据为样本,运用新近发展的时变参数的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TVP-FAVAR）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对股票市场价格泡沫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变动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有着显著的时变性特点。当股票市场存在较大程度的资产价格泡沫时,股票市场的价格可能会随着利率提高而上升,采用加息的紧缩货币政策未必能够起到相应的调控资产价格波动的作用。这一结果和理性资产价格泡沫理论一致,意味着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观念中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波动之间是逆周期关系的认知。因此,政策制定者在采用“逆风而动”的货币政策时需要更加审慎,应密切关注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影响的时变特征,针对金融市场波动状况相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