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什么”的词类归属及其所构成的句式

“谁、什么”属于名词,分别用来表示无特定特征的人和物,它们的语义特征由常量[＋人]／[＋物]和变量组成。由“谁、什么”所构成的疑问句、否定句、反问句其实都和“谁、什么”独特的语义特征有关。“谁、什么”和疑问句不过是焦点的实现关系,如果它们所具有的特征变量要求赋值,就会携带焦点特征[＋F]进入句法结构,从而形成疑问句。反之,在句中表示所有的人或物,因此否定它们也就否定了全部。带“谁、什么”的反问句表示否定不过是一般疑问句的语用功能。语言中有两种范围限定式——前加式和后加式来限定“谁、什么”的指称范围。     

"什么X不X(的)"格式的否定意义及功能

“什么X不X(的)”格式具体的否定意义可分三类:即表示不是/算不上某事物;不需要/追求/在乎/顾及某情况;不能做某事。和一般否定式相比,“什么”格式是一种突出否定焦点、强化否定程度的否定格式。比常规否定句多了层表示轻视或自谦、洒脱或无奈的态度和语气的语用功能。且“什么”格式还有特定的语篇功能。     

“才X就Y”句式浅析

"才"和"就"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用法较为复杂多样的两个副词.通过对二者共现的"才X就Y"句式进行探讨,认为这一句式的基本语法意义是通过"才"与"就"相互映照、趋小强调的方式,表达说话人对客观事实趋小或趋大的总体主观评价.     

洞口方言的给予动词“把”、“乞”、“把乞”及其句式

洞口方言的三个给予义动词"把"、"乞"和"把乞"及其所能进入的具体给予句式的句法特征、句式来源与实际使用频率的分析表明句式S1与普通话相同,也是最优先的给予句式;普通话所没有的S2在洞口方言的使用频率却很高,是历史句法的直接承传.S1和S2的逻辑关系是S1真包含于S2,S1来源于S2而不是普通话那种S1源于S3的模式;S3也是历史句法的直接承传,处于衰微使用状态,S2和S3在洞口方言中的实际使用频率刚好与汉语史上S2和S3的使用频率相反;S4、S5和S6则分别是S3的语境变体.     

论“把”字句的正向致使性与句式特征

"把"字句是人类从致使者视角观察致使情景形成的,表达的是正向致使."把"字是一个特殊的介词,具有正向引发性.根据致使力传递的方向和意识性以及致使结果的隐现,可分出外向和返身、有意和无意、显性和隐性三对"把"字句."把"字句的句式具有以下特征"把"字句具有两种不同方向的组合;致使者的强施力性和被使者的强受力性;"把"字句的语义重心是被使者及其变化.     

法学中的“是”与“应当”问题

"是"与"应当"是一对重要范畴,法学中表达"是"与"应当"的诸概念容易混淆,而且法学中"是"与"应当"问题具有特殊性,因为法律同时是"是"与"应当";法学中"是"与"应当"的内涵需要专门研究.     

“我X故我在”——一种时尚的仿句格式浅探

"我X故我在"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种时尚的仿句格式.就该格式中X的构成,该格式的的语法意义、表达功能及流行原因进行初步探讨.对于人们从内外结合的角度加深对此格式的认识和理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清末民初的“中国意识”与文学中的“国家想像”

本文通过考察文学中的"国家想像"书写与"中国意识"推动下的民族国家建设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围绕"国家想像"在清末民初文学书写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中"国家想像"书写的内驱力和基本语境等问题,来展开对清末民初文学特质及其文学史意义的分析.     

浅析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

西汉时期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争辩的焦点除在经济政策上的不同外,还体现在治理国家手段上是"德"治还是"刑"治之争.双方政治观点分歧的根源在于贤良文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代表民间商贾、地方豪强的利益;而桑弘羊以法家思想为依归,代表集权国家的利益.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可以说是整个汉代中后期社会政治批判的滥觞,反映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内在发展理念与趋向的转变.     

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与当代中国社会

新时期汉语新词新语的爆发式产生,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使汉语充满了勃勃生机,同时也给汉语词汇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章探讨了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的界定问题、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中“X”的语义与功能特点以及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狄尔泰历史哲学中的“生命”、“理解”和“意义”概念解析

在狄尔泰的历史哲学中,"生命"是指处于相互联系中构成社会历史文化中的个体生命,这样的生命与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理解"是对历史的理解,是连接生命和意义的中间环节,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意义"是内在于生命和历史中的意义,是在时间的过程中不断对历史进行理解所形成的意义.     

“多元”对“一元”的否定: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着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村民自治“海选”利弊谈

村民自治"海选"源于吉林省梨树县,后被国家立法所认可,现已作为选举的模式推向全国广大农村.从"海选"的实践中分析"海选",看其利弊,利大于弊,利是主流.发展和完善"海选",既要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也要在实践中除弊兴利.只要在"海选"的实践中坚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和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作用,其弊必将得到克服.     

“五七指示”与毛泽东早年的“工读互助”情结

"五七指示"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改造与教育革命的总纲,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建设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与分配平均的"大同"世界的理想.遗憾的是,这一设计超越当代中国的发展阶段,实为空想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庚续.追溯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早年的"工读互助"情结难辞其咎.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与政治文明

“一国两制”构想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用和平方式民主解决祖国统一的成功尝试,是对现实进步的民主政治的实践和创造,表明了他对理想的民主政治社会的追求和向往.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背景呼唤政治文明、基本的内容蕴涵政治文明和实践的影响推进政治文明.总之,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政治文明思想.     

“后X”结构新词语的多维度考察

近年来,"后非典"、"后禽流感"等"后X"结构的新词语不断见诸于报纸及网络等新闻媒体,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现象.从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角度对其产生途径、内部结构、语义内涵等方面进行分析,将其与现代汉语已有的"后"字结构进行对比,并对其广泛流行的原因进行探讨.     

“童心”说与“第二次天真”说的比较研究

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健康的儿童性"说,也就是李贽的"童心"说,正是"第二次天真"和"童心"说,使作为成人的作家,"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这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文学艺术的创造要的就是这种双重视角. 他以十分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生活,能够把生活的底蕴揭示出来,但同时他又以儿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生活,充分地展现生活的充满情趣的方面.所以作家的真正的创作,总是有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即从二级过程推回原初过程,从意识推回到无意识,从现实原则退回到快乐原则,或者说这是一种"溶合",正是这种"倒退"或"溶合"消除了上述的悖论,从而进入了创造的境界.     

现代汉语口语教育与审美维度

作为语文学科重要教学实践活动的汉语口语教育应该遵循审美规律来组织教学,以使其具备关的属性.汉语口语教育应遵循直感性原则、情感性原则、人文性原则、创造性原则,在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再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同时,创造出美的普通话来.     

试析戴震论“理”与“性”

戴震是清中期学术发展至高峰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不仅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而且以考据为基础重建了自己的义理体系.在<孟子字义疏证>等著述中,围绕"理"和"性"两个核心的范畴,戴震不仅提出了其离开形气不能谈理的宇宙观和以血气心知言性的自然人性论,还对宋儒以理欲相对立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遂情达欲的社会学说.戴震理欲观和血气心知学说的提出,对人们消解理欲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对人性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两课”教学中的创新意识

新的历史时期对"两课"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三方面探讨创新意识在"两课"教学中的运用极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