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教育匹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低生育问题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强化其在婚姻匹配中的优势地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建立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模型,构建以收入赋权的婚姻教育匹配指数,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对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婚姻教育匹配指数增加,即妻子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于丈夫,会显著降低女性生育意愿、减少生育行为,并扩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程度。婚姻教育匹配对低收入、夫妻双方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及农村家庭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并且女性在婚姻教育匹配中的优势增加会显著降低男孩偏好。进一步发现,婚姻教育匹配会通过改变女性生活满意度与性别角色转换度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围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树立新时代婚姻家庭观念等方面制定政策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政府何为:生育“性别偏好”的地区差异及其启示——以河北省定州市与湖北省大冶市为例

经过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多年正常的河北省定州市和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湖北省大冶市两个典型地区的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可以发现: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大冶地区农村育龄妇女生男孩的愿望更为强烈,更看重子女对父母的回报,家庭重大决策依赖丈夫的也较多,公婆对其生育决策有重要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定州地区,生育过程中的性别"男孩偏好"反倒不是那么明显。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公婆态度、所在地区"男孩偏好"氛围以及人们对不同性别子女作用的认知,都影响着生育的"性别偏好"。定州市在政府主导下长期坚持倡导婚俗变革、促进男女平等的政策宣传和社会实践,诠释了在弱化生育"男孩偏好"、创建新型婚育文化进而维护正常的出生性别比方面,政府不仅可为,而且能为。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是课题组2006-2007年在江苏六县/市开展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本调查从多个角度测量收集了有关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的信息,初步探讨了生育的政策、意愿、计划、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理想子女数、现有子女数、生育打算和政策允许的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差距。育龄妇女对子女作用和子女价值的认识已经变化,精神需求是生育的重要理由。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已不是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才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     

祖辈的儿童照料能提升生育意愿吗？——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质性研究

中国家庭是否响应生育政策的更迭变动以及从个体微观角度考察生育影响因素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面对“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能够提升生育意愿”的“常识性”结论,需要厘清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的内涵差异。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质性研究发现,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目标家庭的生育决策,但不能真正提升生育意愿,相反是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更倾向于寻求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同时,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与生育意愿共同影响生育决策,即生育意愿非常强烈的个体,无论是否获得祖辈的照料支持,都保持了意愿与决策的一致性,但当生育意愿不强烈,即使有祖辈的照料支持,也可能最终作出不再生育的决策。     

人口发展与家、国生育目标比较——基于制度的分析

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家庭和国家多有功能性生育目标。总体上,在同一时期,家、国生育目标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近代之前农耕为主时代,由于人口死亡率高,家、国均将多育作为目标,生育制度也表现为鼓励生育。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死亡率降低,多育模式延续之下,家、国均感受到生存压力,政府的节育、少育政策首先被城市民众所接受,两者形成共识。但80年代初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在农村推行受阻,而且多数城市居民起初也难以接受,他们在政策约束之下放弃二胎生育,这是家、国生育目标不一致的重要表现。目前独生子女政策中止实施,民众的生育目标具有多样性。我们应该探寻既使家庭生存质量提高、又使社会与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的路径和对策,而对家、国生育行为和目标进行深入调查和论证才能形成对家、国均有利的政策。     

农村成长经历会影响城镇家庭储蓄率吗?——来自CHFS 2019的经验证据

由于城市与农村的经济金融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成年前在农村成长的城镇居民比在城市成长的城镇居民具有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从而更加偏向低消费和高储蓄。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将“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且拥有非农业户口、18岁之前为农业户口”作为“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界定标准,实证检验城镇家庭户主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比户主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有更高的储蓄率,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户主会因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而导致其家庭储蓄率较高;农村成长经历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在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资产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从改善城市的经济金融状况(降低生活成本、增强社会保障、减少不确定性等)入手来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通过改善风险态度、加强金融教育、缩小城乡差距等渠道来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正向影响。     

我国家庭金融服务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分析了我国家庭金融服务使用的情况,并分别构建logistic模型和次序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影响家庭基本金融服务使用的因素和家庭金融服务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家庭金融服务状况的区域差异较大,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能够明显改善家庭金融服务状况。     

生命历程、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性别偏好

本研究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探讨了生命历程阶段、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农村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男孩偏好,城市居民的性别偏好受到了生命历程、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影响,处在主要生育期(25—34岁)的人有着更加强烈的生育男孩的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但是研究发现同时表明,随着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提高,女孩倾向越来越明显,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育观念和性别观念。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的男孩倾向已经大大弱化,这表明随着职业、生活环境和社会网络的变化,农村户籍居民的生育观念也在发生转变。     

九十年代中国生育和人口自然增长水平研究——县级社会经济、民族和生育政策因素的综合分析

由于中国各省内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差异,现有的省级水平上对生育率影响因素的宏观分析很难给出较为可靠的定量分析结果。本文利用１９９０年我国２０３１个县（市）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民族类型和所在地区的生育政策等资料,分析了在低生育水平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文化）和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级生育政策对县级生育水平的差异起着重要作用,县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类型对生育水平有十分显著的影响。研究还揭示,中国各民族之间生育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政策的差异所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死亡率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社会经济因素后,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并不显著地高于汉族地区。因此,中国民族之间生育水平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致     

低生育背景下多孩家庭生育成本分担的紧迫性、问题及思路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新出生人口中的二孩比重有所提高,但是新出生人口数并没有达到预期,原因在于多孩选择产生的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构成的生育成本正逐步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加上生育基础正在逐步削减,低生育会导致未来劳动力资源缺失和消费增长的乏力。我国当前面临着陷入“超低生育率”的风险。家庭生育成本社会分担是未来我国优化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生育成本分担面临的问题有生育政策两难选择、政策的公平性以及生育成本难以精准测算等。提出政府、家庭、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多元化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及思路,即在明确生育成本分担的相关责任主体基础上构建生育成本分担框架,初步设计生育成本分担内容。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经济增长、房价上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研究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挑战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加以理论探讨,尚未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本文将全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与2000年至2015年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数据相结合,研究经济增长与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发现高房价有助于降低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而经济增长则没有显著影响;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儒家伦理和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力小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初期性别干预程度高的城市;女性社会地位、城镇化进程、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地区生育政策等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也有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化发展、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教育并普及新型生育文化,从而继续缓解家庭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学前教育政策是否有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基于“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研究

在生育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国家支持性政策如何支持更高生育率的问题将是理解未来生育模式的核心，系统分析国家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对个人层面上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1)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显著促进了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2)上述作用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更大，但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3)“成本效应”“兼容效应”和“和谐效应”是学前教育政策促进生育率提升的三个重要渠道。政府应加大支持性教育政策实施力度以减轻中国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在提供高质量教育与支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尤其要加强支持性政策与生育政策间的协同配合，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人均收入、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对其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U型"曲线变动关系,即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城乡样本回归后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城乡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正确的人口资源生育观;保障女性就业公平,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支撑体系,帮助实现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方面提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对策建议。     

政策调整背景下的生育决策研究：范围、范式及其他

生育政策调整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目标家庭的反应。除了要探讨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以外,还需要对家庭的多孩生育决策过程进行考察。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城乡差异,许多农村家庭在政策调整前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三个孩子,生育决策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城市,研究范式上则选择日常生活研究更为合适。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的关系性质与生育决策的逻辑,以及一孩生育研究与多孩生育研究在中国政策背景下的差异等等问题。     

性别公平理论在中国成立吗?——家务劳动分工、隔代养育与女性的生育行为

性别公平理论认为,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的提升对女性生育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使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国的大家庭传统检验了该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研究发现,中国夫妇在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很高,但是受扩大化家庭传统的影响,中国女性能从父辈那里得到较为充分的育儿支持,且这种育儿支持对女性的生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相比之下,丈夫的家务贡献对妻子生育行为的影响则很小,且仅在父辈无法提供充分育儿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研究认为,女性日益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制约其生育的重要因素.未来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以积极应对日益严重的低生育率问题.     

家庭人力资本结构与农村贫富差距

通过对12个省份农村的家庭人力资本结构,即家庭规模、家庭成员的年龄和性别特征、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职业和技能掌握因素,与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形成之间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发现家庭劳动力越多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也就越高;家庭成员务农的越多,则家庭人均纯收入就越低;家庭劳动力教育程度越高,则人均收入就越高;家庭人口规模与家庭人均收入成反比.因此,建立与完善培育未来农村劳动力的各种教育机制是解决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与素质问题、缩小农村内部贫富差距的有效举措.     

小城镇建设对农民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

本文针对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这一问题,从文化、生产方式、家庭制度和经济学等角度进行阐释,以探求农民生育性别选择偏好的原因,并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城镇建设对调节农民生育性别选择偏好有积极的作用。     

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若干问题研究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使用经济利益手段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进行引导,使其与国家的生育政策相符合的政策和措施体系。在这一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应该对影响意愿生育数量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切实考虑计划生育家庭对社会所做的特殊贡献及其特殊需要,协调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主体内各个部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