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外包:理论、趋势及北京的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服务外包已成为跨国经营的新潮流。服务外包具有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信息技术承载力高等特点。其增幅为制造业的6~20倍,而其能耗仅为制造业的20%。预计到2008年,服务外包的市场规模可达1万亿美元。服务外包的这些优势正是北京发展的必须。因此,我们如果抓住服务外包转移的机会,就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提升服务业竞争力。     

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中增长幅度最快的行业之一,甚至成为了许多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日益得到体现。本文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层面总结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总体状况,并分析了全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即新的生产性服务业类型不断涌现;服务外包化;生产层级化、集聚化发展以及服务协同与融合发展。可以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成为了国家竞争优势和区域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动力。     

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

中国制造业外包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对中国制造业以及对外贸易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全球价值链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各国的制造业企业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中国制造业外包企业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此情况下,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并向价值链两端攀升势在必行。但在推进制造业外包发展过程中存在退税不及时、优惠税收“一锅端”、国内深加工结转业务无法享受优惠收税等一系列财税问题。只有各级政府通过制定“差别税收”、增加专项资金、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等有效的财税政策并避免实施过程中引发的其他问题,才能有效解决这些财税问题,推进制造业外包完成转型升级,并向价值链体系的两端攀升。     

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社会契约

作为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全球公民社会可以有效地沟通国际组织、民族-国家和公民之间的联系,通过与不同全球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逐渐形成正义的全球社会契约。     

知识产权保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

外贸多元化是化解经贸环境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手段。理论模型显示,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起着协调作用。实证分析表明：加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既能直接又能通过企业创新间接促进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并且对高技术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遭受的“俘获效应”增强了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敏感度;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加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越能促进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因此,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激励我国企业研发新产品,促进出口产品多元化。     

金融结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和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利用跨国数据理论并实证考察了金融结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结论如下:一是金融结构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获利能力影响显著为正,结论在变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内生性后依然稳健。二是金融结构对处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处在不同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国家分工地位和获利能力的提升作用存在较大异质性,异质性分析结果从侧面印证了佩蕾丝的四阶段模型中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互动关系。三是金融结构通过规模经济、研发创新和效率提升三个渠道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获利能力。     

中国新兴服务业发展的动因与政策建议

新兴服务业是利用现代理念、网络技术、新型营销方式,以及服务创新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新兴服务业具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高成长性、高风险性和高增值性五个基本特征.新兴服务业产生的经济附加值高,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低,环境污染少,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扩大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创新、城镇化、产业政策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催生了中国新兴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是中国新兴服务业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推动中国新兴服务业大发展,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上,从财税、金融、收入分配、社会信用、人才培养、统计制度建立等方面实施有力政策扶持.     

基于集群视角的服务外包理论反思与展望

随着全球产业转移、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我国政府对服务外包的政策环境的改善,特别是通信及IT基础设施等软硬件环境的改善,一些城市纷纷建立起了各种服务外包产业园区,服务外包产业呈现出集聚的趋势.基于此,应将服务外包与产业集群相结合,形成服务外包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发展.     

印度对“印太”的参与、局限与展望——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

近年来,“印太”逐渐从地理概念升级为地缘政治战略。国家间底层产业链关系的稳定与否是“印太”战略能否有效落地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全球价值链的环境下,印度通过与“印太”核心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投入—产出关系形成了“印太”产业关联。印度在其中的角色为“生产者”,上承原料供应、下接需求市场。但是,受制于印度制造业的结构性缺陷与国内产业体系的不完善,印度“生产者”的角色更多地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不仅处于“印太”核心产业的边缘,而且难以有效承接区域内产业转移。这就限制了印度对“印太”的经济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印太”战略的落实。目前,印度国内正在通过经济改革改善制造业落后的不利局面,同时,在国际层面印度也在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与对接国际产业合作的双重手段为“印度制造”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日本、韩国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各国经济竞争的重点已经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进行了转移。日本、韩国也日益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并将服务贸易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两国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增强,服务贸易业绩迅速提高,进出口额均居世界前列。然而,通过对日韩服务业内部结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标的分析发现:日韩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因此,两国政府在服务贸易发展中选择"渐进式"模式,一方面引入国际竞争;另一方面,给予本国暂不具备竞争力的服务行业政策及管理上的双重支持。这些做法对于中国发展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具有极强的借鉴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基于要素禀赋异质性视角

数字技术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素禀赋异质性导致各国数字经济呈现差异化发展趋势,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产业回流和贸易规则重塑两个途径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朝着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建立完善的数据要素确权、定价和交易机制,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要素资源向要素禀赋转变,将要素资源优势转化为要素禀赋优势,积极探索构建多边框架下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和数字贸易治理体系。     

浙江服务业发展的结构特征、战略意义与变动趋势

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社会化程度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服务业增加值总量迅速扩张,不仅占GDP的比重大大提高,而且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断提高,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从分析浙江省服务业的结构特征出发,论证发展服务业对浙江经济的意义和作用,并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探讨浙江服务业的发展趋势.     

契合与冲突: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全球扩展与全球公民社会

全球遍传福音向为基督教福音派之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墓督教福音派逐渐取代主流教会,成为世界传教运动的领头羊.其全球扩展一方面有利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巩固,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公民社会发展的障碍.本文旨在厘清基督教福音派与全球公民社会巩固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契合与冲突.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制度约束与地方产业集群发展——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升级的互动研究

通过对大量实践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事实上已成为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集群升级能力的关键因素.依据这一发现,本文首先剖析了这两种制度因素是如何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关系,然后,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完全嵌入式和混合嵌入式两种基准模式入手,深入分析了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是如何具体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不同选择动机、竞争优势来源以及集群升级能力的差异性.考虑到集群分工结构形态的差异,我们进一步将混合嵌入式集群区分为短距离型集群和准层级型集群,并结合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阐述了二者因竞争优势和升级能力不同所表现出的不同发展能力.     

江苏省沭阳县:“四招”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

正近年来,江苏省沭阳县为积极有效应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形势,积极扶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参与养老服务业,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提升社会养老服务整体水平。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机构建设。目前即将投人使用的沭阳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公寓楼,是该县2013年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冷战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逻辑与趋势

冷战后,全球治理出现多元化、碎片化和风险化态势,由霸权国家主导设计的单中心全球治理制度存在价值、程序、结构和效率等方面的内在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新挑战,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治理主体与客体,重塑了治理权力和治理思维,为全球治理制度变迁提供了持续动力,去中心化成为今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全球治理制度变革应该要与时俱进,转变陈旧观念,倡导民主治理,限制霸权边界,培育全球市民社会,重塑全球治理网络,增强全球治理的效率与质量。     

软件和IT服务外包业与印度现代化模式

最近10多年来,印度软件业的发展突飞猛进,成为其国民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毫无疑问,印度凭借其数理逻辑和语言优势,即将成为软件超级大国。然而,本文认为,“以软件和服务外包业为主导”不能成为印度的现代化模式,如要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印度应当大力发展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目前,印度制造业的形势正在逐渐改善之中。     

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在全球化的时代,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使命.这些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对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更新主权观念,培育国内成熟的公民社会,推动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以适应全球治理时代的国际形势,发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应有的作用.参与全球治理也会对国内的政治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球失衡与再平衡:特征、动因与应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失衡在流量上有所缓解,但存量失衡依然高企,全球多层次矛盾不断积累。全球失衡主要表现为经济体之间贸易不平衡,经济体内部两极分化以及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不统一,由此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全球失衡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根源所在,而周期性特征和政策性调节影响了全球失衡的中短期动态表现。在全球失衡和再平衡的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其关键在于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一方面要处理好经济体内部结构性矛盾,实现国内经济的充分平衡发展,在全球失衡下化被动为主动;另一方面要防范外部冲击,有序推动本币主导下的金融开放,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并适时提出基于规则的新国际治理体系,在新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