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历史基础

法律的基础是什么,这需要从其历史基础、社会关系基础以及道德与宗教基础三个维度来考察。实证主义法学派是把法律视为政治工具,自然法理论则把法律视为道德工具。而历史法学派则把法律看做群体记忆的表示,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特质。实证主义法学理论与自然主义法学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近几十年中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然而,自然法学者与实证主义最终在对法律规则的解释上还是分离的。实证主义与法律自然主义之间的争论所缺失的是对法律历史维度规范性意义的认识,这种冲突可以在历史具体情形中得以解决。历史在其动态意义上与政治和道德、意志和理性一起成为法律的基础。必须援引历史才能对法律产生一种适当的理解。将历史法学加入到流行的政治法学派和道德法学派中去,以一种新千年的眼光来看待处在危机中的西方法律传统,以及西方法律传统与其他法律传统的融合。上述三大学派的融合,即或许可称做整体性法学。     

法律思维认识的矫正——以法学教育为视角

法律思维是衡量法律人准入或水准的折尺,亦是法治实现的前提.然而,在我国,由于相关理论的粗浅、认识上的错误甚或制度上的因素,法学教育因此迷失了方向,与此相应的法学教育自无效率可言,更无法律人或高精尖法律人适量涌出的可能.走出法学教育困境的当务之急乃是要基于法的自然属性、法学的主要任务、法学教育现状、严格实证主义的观念与制度等问题的反思而确立"法学教育就是法律思维之铸成"的理念,以使法学教育的结果应是使学习者获得"渔"而不仅仅是"鱼";并对法律思维的意义及其与法律逻辑、法律方法、法律知识等要素间认识上的错误予以矫正,亦是说,要明晰:法律思维与法律知识的割裂性及非等量性,法律逻辑对法律思维作用的局限性,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关联性与差异性等相关问题,以期在法学教育中为法律思维的培养独辟蹊径.     

对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批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实质上是科学本身的发展观,它只是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的一种新的哲学态度。它是对何以作为科学事实或科学真理的一种哲学思考。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倡导:科学的客观真理只允许确认事实,要求科学必须排除一切价值判断,因此“形而上学”必须排除,既而哲学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从逻辑实证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逻辑实证主义者们都力图排除形而上学,使哲学科学化,但是他们最终无法建立具有普遍性的科学观,因而使理论自身陷入不可走出的困境。逻辑实证主义从经验证实原则出发来企图获得绝对真理的努力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科学虽然是人类理性的事业,但作为理性的承载者的人的价值和信仰也是不可排除出去的。科学本身就包含着人的价值等非理性因素,因而作为认识论的科学观必然要包含“形而上学”。     

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法哲学检讨

休谟问题划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要拨开休谟问题的理论迷雾,必须在具体学科领域限定其理论语境.在法学语境中,自然法思维和法律实证主义都秉持了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理论模式.然而,无论是自然法思维,还是法律实证主义,都无法避免无限递推的论证循环,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在法哲学层面遭遇崩溃.这对于我们在法律方法论上超越和重构司法三段论具有重要意义.     

刍议中国的法律信仰

《法律与宗教》一书不仅论述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也在法学理论层面剖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内在的、深层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经典的法律名言令人回味无穷,也将时时引导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如何让看待处理生活中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例如"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特别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信仰、上帝和法律三者之间紧密结合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西方的法律文化深受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濡染。但在西方社会关系中法律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如伯尔曼的所言:"法律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人的情感,人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人的信仰。"从我国现实的国情来看,来探讨分析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在现实和法学理论上都有深远的意义。     

评《比较政治制度》

西方理论家提出两种普遍的政治制度观点:一种观点把政治制度归结为政治过程;而另一种观点则把政治制度区分为理论概念和实践概念。明确区分政治和政权的含义是第一种观点的贡献。例如,本特利提出,政治制度不是机构,也不是人的活动,而是社会集团监督政权机构活动的斗争。然而,这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克服实证主义的影响。实证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仅仅是作为利益冲突的封闭体存在的。按照     

人性化公共行政理念的重构

公共行政理念在百年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将直接决定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必然决定公共行政实践活动的方向.从"执行行政人"、"官僚行政人"、"有限理性行政人"、"理性经济人"的发展理路进行反思,它们都只是从一个简单化的层面意义上揭示了人之本性的内核,进而从认识论维度构建起人的完整体系--心理、精神到行为."完整行政人"是要将此种理念具体为行政制度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追求"完整行政人"是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行政人人性缺失方面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的重构.     

现代市场经济与法律效益价值

法律的效益价值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是法学研究的理论领域和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的效益价值应当被看做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法律的效益价值理论对于建立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主义法学的生成及展开

女性主义法学是西方现代法理学思潮的一个流派.其思想产生于女性主义各派理论;其方法论以意识觉醒的方法、实际推理、询问具体问题及解构为主;其理论基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其主要观点集中于对传统自由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及法律的批判上.女性主义法学的发展趋势将可能是多种学派的共存,其对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正由边缘步入中心.     

理想与现实之间——论法学流派与法治

:西方各主要法学流派对法治的看法各不相同。自然法学从必要性的角度论述法治 ,讲的多是法治的优点 ,属于对法治的建构性论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较为注意法律的独立性、完善性、稳定性以及意义的固定性 ,主张从技术层面上支持法治。社会法学派既看到了法治的理想成分 ,也看到了法治在现实中的命运 ,对法治的研究属于解构性的。法律解释学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如果这一学科能吸收自然法学等流派的价值和原则 ,就能建立起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法治理论     

立法论证:走向民主立法的新阶段

长期以来,民主立法在中国一直被误解为"征求或者听取群众意见",这种误解既导致了立法实践中的民主性不足,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近几年兴起的立法论证概念的理解.立法论证是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立法者旨在说服别人接受自己围绕立法议案所提出的主张而做的一种说理活动.立法论证更深层指向的是,能否以充分展开实质性的利益表达和博弈为宗旨来设计整个民主立法制度和程序的问题.立法论证与民主立法之阃实质上形成的是一种相互依存的构建关系.这样的相互构建关系可以表述为,没有民主立法就不可能需要立法论证,而没有立法论证,现代的民主立法也将难以真正完成"通过制定法律的民主程序赋予法律合法性"这一奠定现代法治基础的任务.在中国当前的法制环境中,要实现立法论证,就要完善参与立法的代表构成,加强代表与其所代表的选民之间实质性的利益代表联系;就要改变由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法律议案的职责分工形式,在各专门委员会之间进行必要的审议权限分割,以确保审议裁断的公正性;就要关注民主立法程序的细节,改进审议与讨论等议事规则的设置,提高立法会议议事的效率和质量.由此,也将开启中国民主立法的新阶段.     

论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及其对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意义

西美尔将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原则贯彻到历史领域之中,形成了理论构成性的历史观,由此,西美尔对历史实在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理论构成性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决定了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西美尔通过将历史规律归结为康德意义上的自然规律,否定了历史规律的本体论地位,而强调其作为理论预设的认识论价值.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本身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其理解历史的康德模式对于我们走出黑格尔模式、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即理论构成性的历史观     

法律渊源理论的二元区分

法律渊源理论可以区分为法律形成立场和法律适用立场,前者具有为立法者和立法活动提供思路、帮助认知法律、进行法学研究的功能,后者具有对法律实践活动尤其是司法裁判活动提供最直接的指导、补充和丰富了法律方法论的功能。两者区分的原因在于对"法律"的理解不同,是法律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对不同法律思想的回应。     

经济学向法学领域的扩张——法经济学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法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它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得最为深入的领域.法经济学业已成为当代法学领域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学派;而在经济学理论界,则引导和促进制度主义思潮的勃兴,并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强有力冲击.法经济学不仅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为法学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与方法,开阔了法学研究的视野,而且对于我国法治建设也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其具体表现在法制改革、立法活动、司法实践、推进法治化进程等方面,尤其是:第一,基于"法与金融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而进行制度结构改革时,应采取循序渐进式的策略,可进行低成本法律移植;但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约束条件,应注意"法律外生性的内生性转化".第二,可以尝试借助"第二财政"、通过发行"法治彩票"的方式筹集资金,补充"法律援助基金",扩大法律消费需求.     

信息能力与压力型立法(英文)

基于媒体话语的压力型立法是立法者信息能力不足的产物。如果立法者的信息能力不能有效应对现代法律规制活动的知识挑战,那么将无法抵御媒体话语过度渗透,导致立法与媒体之间的关联过于紧密,形成一旦媒体热议、立法就积极跟进的压力型立法现象。法律制度是具有恒常性的规则,而压力型立法往往失却应有的冷静、客观、慎重与全面,展现出背离理性立法的内在机理的决策特点,引发一系列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再分配效应。压力型立法凸显了信息在公共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中的重要性,应当实施立法绩效评估制度,以此为立法者重塑信息能力提供充分的激励,确保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我国劳动合同法立法技术若干问题探讨

立法技术是表达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知识、经验、规则、方法和技巧等,内容包括法律规范的内部结构、外部形式、概念术语、语言文字等。我国劳动合同立法应注重立法技术问题,建议设立劳动合同主体权利义务的一般规定,在法律规范的结构中,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都要明确,语言文字尤其是概念术语要科学、准确、同一、简洁,力求制定一部不仅内容先进,而且形式也尽量完美的劳动合同法。     

关于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的日常问题》的意义

德国法学学者拉德布鲁赫的遗稿<法哲学的日常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始终如一地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二是第一次指出了"平等原则"的重要性,并且将其作为对唯物论的法律观进行批判的论据.     

中国现商事立法模式选择探究

商事立法模式的探讨在中国由来己久,虽然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一直为中国众多法学学者所推崇,但随着中国对商事法律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商法国际统一化趋势的日渐明显,商事法律独立性的问题愈加受到重视;而"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虽然为相当多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其自身的弊端却使其难容于中国现阶段私法体系。因此,作为第三种选择的"商法通则"模式,理应为我们所重视、采纳。     

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思想研究

当前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的立法背景来看,对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确立科学的立法思想是制定具体和切实可行的法律规则的前提与基本保障。该立法思想应以现行国家制定法为渊源,在其框架内寻求立法空间;充分尊重伊斯兰教法的精神;对回族习惯法的认可应成为立法的主要方式;将和谐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     

论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

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是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一个环节。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传统立法观念的更新,还要求立法者敏锐地捕捉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信息,充分地开展立法调研,通过法律试行等方式来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的思想是我们研究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理论前提。立法先导与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存在必然的联系,立法先导这一社会变革模式已成为现代国家组织和实施重大社会变革的基本方略。我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当代中国应当选择立法先导的社会变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