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的理性与社会政策面向

当前,我国日渐成熟完善的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政府干预产生了“共生现象”,而市场与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主体面向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认为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实质是资源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无视政府功能的限度,政府必然失灵,也必然不能真正消除政府失灵。我们目前不能也没有必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选择,更没有必要争议“纯福利”还是“准市场”的价值体现,我们必须重申“政府理性”,也必须尝试一种新的社会政策面向,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功能组合。本文认为政府理性就是一种公民社会路径下的政府公共理性。面向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据此做出的社会政策面向。就是说,政府除了面向商业部门购买服务而发挥市场的力量之外,需要所谓“视界向下的革命”,不断拓展社区面向和非政府组织面向,从而实施有效的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     

论科学精神的价值理性

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关注的精神文明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人们深刻反思科学精神对自然科学的物质功效,与对社会科学的精神功效的整合,这也正是科学精神价值统一体的深刻内涵.科学理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科学精神的价值理性有着内在的逻辑统一.从文化价值论层面、科学认识论层面、科学价值论层面、科学方法论层面探索科学精神价值理性,对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精神体现出科学价值理性;反思人与社会关系,科学精神体现了社会价值理性;反思人自身的思维运动,科学精神揭示了精神价值理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赢找到了科学途径.     

农民工收入问题的形成机理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工收入问题因其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果形成的强烈反差而备受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农民工收入水平低、收入结构不合理、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没有得到应有体现、农民工群体没有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惠、农民工收入问题成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约束因子,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农民工收入问题的形成机理、探索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途径,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必然。     

论道德理性

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 ,通过实践建构起了各种各样的关系 ,其中最主要的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身心关系 ,当这些关系中的主、客体处于彼此适合的状态且最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时 ,就是所谓的“合理状态” ,理性就是对这种合理状态的观念把握和实现。与三类关系相对应 ,理性分为工具理性、规范理性和人格理性。道德理性包含了规范理性和人格理性 ,决定于工具理性。道德理性的实质内容在规范理性层面表现为权利平等、公平分配和人民主权。在人格理性层面则难有通约的实质标准 ,因为这是一个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的私德领域。通过理性要把握的“合理状态”是一个价值事实 ,所以它不是认知的 ,而是反省的 ,并把通过反思的“价值事实”作为道德推理和证明的逻辑起点     

交往理性的来源及当代价值

哈贝马斯以其敏锐的目光和洞察力清楚地看到,从主体中心化的理性出发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也就无法使自我达到对他人的理解及对群体的认同。为了克服主体性哲学的负面影响,他从生活世界出发,构建了蕴涵着主体间平等、真诚、正当交往的交往理性,以此摆脱当今西方社会人与人交往困境。汲取这一理论成果,对于解决中国当今社会在多元分化态势中人与人交往的扭曲及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等方面的问题,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府的政策执行偏好:表达、固化与问责机制——西北Y县民政局两种社会政策的执行比较

政府在不同社会政策的执行上具有优先序列和偏好成为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北某县民政局两种社会政策的实施进行比较分析,阐明在社会政策执行实践中的优先序列表达及其固化过程:基层政府在不同政策执行时的回应(包括认知、态度、强度)和自我预期上的差异性是影响政策偏好表达的原因,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具有偏好的行为逻辑加深了其固化,而产生回应与自我预期差异、产生偏好的本质原因在于县级政府及部门问责机制的局限性.     

论实事求是思想的科学理性精神及意义

实事求是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创造性的发展,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原因就在于实事求是精神。在分析实用理性精神不足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精神的渊源、实质,这对于领悟科学理性精神的真谛,培养现代人必备的精神素质,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历史理性的生成论阐释

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自然、历史与人的存在是统一的,都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历史理性就其本质而言,既不是人的先天本质,也不是神的意志,更不是客观的自然必然性,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生成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人的理性和社会理性。因此,历史理性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存在,只能是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程度不同,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不同,就会形成对历史理性的不同理解。历史理性内涵的发展与人自身的发展是一致的,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的丰富性到近代理性齐一再到现实的丰富性的过程。     

论德育的理性担当

当前我国的德育工作,无论是德育理论水平的提升,还是德育实践的有效进行,都要求我们对德育过程中理性的价值、功能和力量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对理性教育在德育过程中何以可能的根据、意义和底蕴进行哲学思考,是理性教育存在的哲理性依据和它的实践的自觉性前提。理性的力量就是理性在追求、实现德育目标过程中所呈现、发挥出来的功能和力量。理性教育是德育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德育要在理性与情感的交融中寻求合理张力,反对和防止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从传统的等级社会束缚中获得空前解放,如何将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社会整合便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不同的方案。在康德那里,道德主体基于实践理性的独白式论证能够为自己的行动立法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哈贝马斯批判继承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其基于交往主体对话式论证制定的行为规范具有合法性,为多元化的社会整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偏好伪装:民主与和谐的生存态度

民主是政治文明的标志,民主反映众人的偏好.民主与偏好之间的张力让我们思考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是偏好驾驭民主?还是民主驾驭偏好?第二,事物因其具有价值才成为我们的偏好?还是因其是我们的偏好从而具有了价值?如果偏好伪装可以在道德上获得通过,那么区分内在偏好和外露偏好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偏好在政府法律初始性权利分配和社会规范的影响下.其形成过程本身的适应性问题.如果民主不能简单地以汇集和满足偏好为其效用的话,那么民主本身就成为影响偏好形成的过程.偏好是理解民主所遭遇的许多问题的切入口,"偏好伪装",或适应性偏好现象显示了人类强大的生存能力.     

大学生村官政策效能及优化研究

大学生村官政策作为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应以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为价值取向来实现其效能的最大化,关注实质性效能,而非程序性效能。文章从政策文本设计、政策运行过程、政策衔接协调等方面对大学生村官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进行系统剖析;从解决大学生就业、党政人才培育、夯实基层民主建设、新农村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等方面,构建目标性的政策效能评价体系,评估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效能。提升大学生村官政策效能,应构建政策实施中的修缮机制,政策运行中的责任监督机制,政策实施后的安抚机制,政策追踪的第三方评估机制。     

卢卡奇的理性历程及启示

以理性梳理为视角,卢卡奇思想经历了从对理性的非理性主义批判到对非理性主义的理性批判,表征了其理性历程的转变与飞跃.卢卡奇深刻意识到人类的进步必须以理性原则来指导,应捍卫与坚守人类的理性精神,这对于中国现代化极具启示意义.即实现经济秩序的理性化、公民政治的理性化及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性化,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部门的兴起及价值理性的回归

第三部门的兴起在全球方兴未艾 ,这种社团革命缘于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失灵和市场的失灵。第三部门的兴起不是传统社会中的民间组织的复兴 ,而是对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政府及市场的失灵进行纠正 ,也是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过度膨胀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就某种程度而言 ,第三部门的兴起缓解了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紧张关系 ,使价值理性回归成为可能。因此 ,第三部门的研究对转型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证券投资者的理性、非理性及其心理情结

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会引发投资者决策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来源于市场运行的内在机制,部分发端于政府调控市场的法规、政策等制度安排.面对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证券投资者的决策存在着行为属性的界定问题.探讨投资者的理性和非理性并分析其心理情结,需要对证券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有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包括行为决策的属性界定和过程揭示两大方面.在理论上建构这样的分析框架很重要,它可以让投资者明了自己的投资行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理情结,可以提醒政府关注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对投资者决策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基于投资者理性、非理性及其心理情结贯穿于证券市场运行的始终,我们有必要围绕市场价格波动分别对投资者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情结及其行为效用等展开探讨.     

论阐释的公共理性

阐释行为是人类对客观存在的一种理性认知,当这种理性与社会领域的公共性交融而集凝成人的公共理性时,在本质上它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生活中形成的对物质世界进行理性认识的自觉意识;在实践上它是作为基本主体的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体认、忧患与建构的自觉意识。只有在公共理性这个场域,文本的意义才能得到正确判断和理解,阐释才能获取合法性的身份。在人类的阐释行为中,公共理性的目的:一是满足阐释主体的理性认知要求,让其成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共享和公用;二是促进阐释客体达成意义的确定性,限制人们依据自由法则进行的形而上学式的阐释。由于在阐释行为的实践中存在着普遍的误读,阐释的公共理性因而具有范式价值和意义。在获取事实的认知规范阶段,它在于认知、理解和确证混杂的、异质的、重合的乃至矛盾的文本意义复合体,为促使人们的阐释行为形成真理性的理性认知奠定范式基础。在确证知识的认知规范阶段,它在于反对虚无主义阐释,建构一种人际间的阐释理解关系,以自身的公共性发现文本的共性,进而形成关于文本公共性的理解和共识的范式路径。     

马克思实践哲学视阈下理性批判的当代价值探析

理性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传统理性观把理性局限于认识论和科学技术活动当中.20世纪以来,人们对这种理性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开始了理性文化重建的历程.理性是一个总体,是使人成为可能的存在方式,它包括属于人的一切生命活动;它应当是一种合理性、合情合理性和合人性,而不是像近代理性现那样仅仅理解为知性理性和技术理性.马克思实践哲学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技术异化的批判为我们重新理解理性的价值和建设和谐理性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现代政府体系的理性

现代性的核心特质是理性化,它蕴涵了人类对某种目标的合理界定、对实现方式的合理选择。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现代政治的核心要义是实现政府体系的理性化,建设理性政府,其内在逻辑是对知识和理性思维的尊重,其主要内容是政府结构理性化、政府权力运作理性化和理性化的权力监督和控制。理性政府也就是运用法律和公众诉求对权力进行理性使用和理性监督的政府,其结果必然是使现代政府日益走向法治政府和开放政府。     

再论社会主义集体与个体的关系

从方法论高度,提出必须突破传统的“重点绝对化、固定化”的认识误区,超越集体本位与个体本位对立的争论,用系统论去认识集体与个体关系,才能认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体与个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