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书简

××老友:你交来的论文《当前诗词创作及其展望》读过了。读后想起几个问题,提出来共同商讨。一、没有提文人诗怎样影响民间诗,似嫌片面你说在悠久的诗歌源流中,民间诗歌与文人诗歌这两个传统互相联系,这是对的;但是只提民间诗歌对文人诗的巨大影响,没有提文人诗怎样影响民间诗,仍嫌片面。你引鲁迅的话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尸,他们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但我总觉得文学史上两个诗歌传统的关系是互相交流、互相吸引的。照鲁迅的说法,便成为一方掠取另一方的关系,这并不符合我国诗歌史上两个传统互相交流的实际情况。五七言诗起源于汉魏,极盛于三唐;长短句词起源于隋唐,极盛于两宋,距今都     

唐宋渔父词的文人化发展

文人化是唐宋词发展、演变的重要方式,《渔父》词更是如此。其文人化主要表现在:一、自唐代张志和首作《渔父》以来,凡赋此调者,皆以渔隐为词旨、以清逸为词风,而这正契合唐宋文人以雅为尚的生活、审美情趣,故受到了上至皇帝、下至文士的接受与创作群体的喜爱与追捧;二、《渔父》原为民间渔歌,经由文人之手,才转为稳定的词调以供"依调填词"。之后,为了歌唱或内容上的需要,文人藉由檃括类曲内容、变非类曲为类曲或扩大类曲范围等方式打破该调的稳定性,完成了改造与变奏;三、该调突破了词体本身,同符合文人意趣的书画、歌舞相结合,实现了艺术互通。张志和的画,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以及史浩的《渔父舞》都与渔父词密切相关,便是证明。     

词与燕乐关系新论

词出燕乐是近现代以来词学研究者的基本认识,近来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隋唐燕乐即隋唐时期的宴飨之乐,其主体来自域外的乐曲与新声乐律。词乐之根本在于燕乐系统的五音二十八调,而唐宋相承的坐部伎、教坊乐则为词乐的基本归属。词与声诗同属燕乐背景的产物,词体独立的关键在于新声妙曲的流行及文人依曲拍填词方法的成立。     

唐宋词概说

词起源于民间，它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与当时新兴的民间音乐、少数民族民歌和外国乐曲有密切关系。唐代曲子词最早也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为词体起源于民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据任二北《敦煌曲初探》的考证，较早的敦煌词产生于武则天朝（如《苏莫遮》咏五台山六首）。它们已经具有多样而较完备的艺术形式，既有字数较小的小令，也有字数较多的中调和长调。虽然大多数作品还表现出不成熟的原始状态，但题材广泛，格调清新，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和生活气息。文人依调填词始于唐代初叶，至8世纪前半期，染指者渐多。唐玄宗李隆…     

再论《西洲曲》第三者代言的叙事特征

《西洲曲》在体裁上具备了叙事诗的主要特征,是一首以叙事为主兼有抒情的叙事诗;篇章风格上,此诗是对内容相关联的民间乐府诗的加工和再创造;叙述方式上,此诗采用第三者代言的叙述角度,能多角度多侧面地刻画人物形象。因此,《西洲曲》是一首经过文人加工改造的从第三者角度叙述代言的叙事性乐府诗。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再创造。它的艺术魅力是勿庸置疑的。     

中唐文人词的艺术成就与词史地位

中唐文人词的作品数量与初盛唐相比 ,已有所增长 ,表明文人词的作用正在摆脱那种偶尔染指、零章单篇的偶发状态 ,逐步走向自觉与熟练。“依调填词”已经成为中唐文人的一种较自觉的创作实践。表明这个时期文人在音乐文学形式及创作方式等理论观念上已趋向明确和成熟。在内容题材方面 ,中唐文人词的创作正逐步突破宫廷娱乐的狭小范围 ,有所扩展。在艺术风貌方面 ,中唐文人词既表现出受近体诗和民间词双重影响痕迹 ,又体现出文人词特有的艺术风采和审美特征。     

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

在中国文学史上,凡是出现一种新的乐府民歌,就必定有文人起而模仿,随即出现拟乐府诗的兴盛局面。从汉乐府到建安文人诗,从南朝乐府民歌到齐梁诗,莫不如此。但是这一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在初盛唐诗坛上却没有重演。隋唐之交燕乐兴起,至开、天年间大盛。而早在隋代便已产生的曲子词,却一直到中唐才有文人模仿,至晚唐五代始进入文人词的盛期。也就是说,从民间词的产生到文人词的出现,竟有一百四十年以上的间隔。造成这样长     

柳词与民间词的区别及影响

学术界在批评柳词与民间词时,都以"俗"字来概括。这一概括是不确切的。柳词与民间词在铺叙手法、写景状物、警策语创作上有所区别。雅与俗的评判是相对的,柳词相对于民间俗词,属于雅词的范畴。柳词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市民阶层提高了对文人词的认同度,促使文人的小部分词作开始符合市民审美观,也很可能使部分民间词的风格趋同于文人词。柳词的广泛传播,打破了词原有的传播秩序,柳词成为了连接市民俗文化圈与士大夫雅文化圈的一座桥梁,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花间集》的编辑传播与新词体的建构

晚唐五代是以口头传唱为主的民间词、伶工词向以书面传播为主的文人士大夫词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词体发展与演变的关键时期.作为第一部文人词选集,《花间集》的编辑标志着新的词体观念的形成,《花间集》的传播促进了新的创作与评价标准的建立.正是以《花间集》为代表的一批五代宋初词集的出现,为曲子词的演变构建了新的形式规范,使之朝着词而非曲的方向迅速发展.     

倚声之源流与体制考论

追溯倚声体制的源流,当与古乐府诗“由乐以定词”、“选词以配乐”的创作特点有关;汉代的倚瑟和齐梁时期的倚歌,在体制上也对作为词体的倚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倚声概念形成于中唐,其倚声制曲、按曲制谱、依谱填词的内涵在宋代逐渐形成。制曲与唱词的关键在于对节拍的控制,节拍的缓急与唐宋燕乐乐器的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倚声的配乐制腔可大体分为自度曲与过腔两种,而词的演唱尚需要歌妓对其平仄四声及拍眼的位置加以融合调整,才能婉转自然。从倚声到填词,这种概念的转换与词的创作从倚声制词到按谱填词的变化有着直接对应的关系。宋人的自度曲在体制上最充分地彰显了“倚声”的内涵。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由先秦至唐代：汉语叙事诗之成熟

中国汉语诗坛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经典性“史诗” ,但是诞生了“诗史”。从《诗经》到两汉乐府 ,到中晚唐诗篇 ,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显现了夺目的光彩。唐代叙事诗 ,是中国汉语叙事诗成熟的标志 ;对它做重点研究 ,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诗界“抒情”和“叙事”之双峰 ,更深刻地理解艰难时事怎样造就一代诗豪 ,更准确地检测诗人的才力和魄力。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

"盛唐之音"是时代的强音、唐诗的骄傲,高棅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明人以体格声调论唐诗,试图将盛唐诗妙不可言的声韵落实为有章可循的诗法,造成得其皮毛而失其精神的流弊.若专就诗的兴象风神而言,盛唐之音所表现的高蹈流走的生命情韵,能直接呈现于读者的感觉与想像里,宛若空中之音、镜中之花,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外之致,也就是神韵.     

论晁采、李冶的诗歌创作

中晚唐爱情诗的繁荣肇始于唐大历年间 ,标志是出现了晁采与李冶这两位女诗人。爱情是晁采、李冶诗歌创作的共同主题 ,但前者纯真热烈 ,采用乐府民歌的艺术手法 ;后者诗中充满复杂的况味 ,多采用五言诗 ,擅用移情和烘托手法。     

唐代咏陵诗及其史学价值

唐咏陵诗以抒情主旨而言,有抒发人生虚无感怀者,有议论陵主生前政治活动、评价其政治功过者,亦有以咏陵而刺求仙、戒厚葬者。唐咏陵诗不仅为读者了解秦汉诸帝陵在唐代的保护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今人了解唐代帝王丧葬礼仪,陵园守护、祭拜制度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战云惨淡心寒苦论李白的反战诗

李白的诗是盛唐诗歌创作的一座高峰。他的诗作中有一类诗是反对战争的。李白走的是浪漫主义之路,他的反战诗是主观的想象的,写的是心史。面对战争惨状,人们的心里是愁云惨淡,李白也是愁云惨淡。所以,他的反战诗以别一种姿态出现。那就是写战争环境下各色人等的心苦;以心苦的展示,来抒发对战争的否定和反对。     

试论唐代诗歌与音乐的交融

在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音乐如一股股清泉融入了当时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统治者的提倡和时尚的引领,塑造了大唐诗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内在的艺术气质,创作了无数描绘当时社会音乐活动的精美诗歌,成为千古流芳的传世佳作。音乐的高度发展提升了诗歌创作的审美境界,同时,诗词的盛行也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优美的诗歌乘着音乐的翅膀,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