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对治学方法与材料的深刻认识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所始终注重的，是治学方法。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即所有的整理国故；还是对于西方学术思想，诸如推崇赫鲁黎、达尔文的“怀疑”精神，尤其介绍杜威哲学及其思想方法等，都是如此。他的作为再造文明手段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无一不是注重于此。他所总结的治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他一生学术研究所遵循和追求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体现了胡适对此的深刻认识。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论：“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     

方法论上的中西会通——胡适方法论思想再探

在中国近代,胡适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方法论上。胡适曾以提倡新的思想方法而名重一时,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定理,几乎整整影响了数代人。从总体上看,胡适的方法论思想呈现出较复杂的形态,而其基本的框架,则表现为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原则及实验科学的方法与传统治学方法的沟通,它既使胡适的方法论思想该上了实证主义的印证,又使之获得了一种新的意蕴。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的再评价

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本来是1934年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重印本改名《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写的一篇序文。陈垣在1930年用故宫发现的《元典章》的元刻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后来又用诸本互校,校得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之处,凡一万二千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六卷。接着陈氏又从一万二千余条错误中,挑出一千多条,各依其所以致误之由,分别类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这是现代校勘学上的一部杰作,为我们提供了校勘学的范例,也为我们指出了校勘学的最重要的方法论。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以下简称《校勘论》),就是在总结陈垣校勘实践的基础上对校勘学方法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校勘论》在1955年批判胡适的运动中,没有例外地也受到了批判,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赵俪生先生的一篇文章。该文批判胡适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去年赵先生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了《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一文,在对胡适的历史考证方法重新作出恰如其分评价的同时,对胡适的《校勘论》也作了新的评述,承认胡适在《水经注》的校勘上,“确确实实花了很老实、很大的力气”;承认他自己二十四年前,对胡适校勘方法论的某些论点“做了挖苦”,“是不合适的”。赵先生还由此“认识到在校勘工作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校,一句话一句话地对,一个本子一个本子的比,是无可选择的方法”。赵先生的这些意见话虽不多,含义却很深刻。可是如果作为对胡适《校勘论》的全面评价,那就很不够了。我以为给胡适《校勘论》以适当的肯定,这是对的,但必须同时看到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对胡适的《校勘论》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下面谈我的一些看法。为了行文方便,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先谈它正确的方面,再谈它存在的问题。     

胡适儒学观述评

在儒学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具有一种表面反差。一方面,胡适对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作了严厉的批判,并坚决反对任何以儒文化为基石的现代形式的“中体西用”论;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场合特别是在国际论坛上,胡适又多次衷心地赞扬孔子和儒学,认真指出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真诚希望儒学的自由精神能在人类的将来发扬光大。由于这种反差明显而又强烈,导致当代学者对胡适文化观念的认识大相径庭,出现了结论相反的判断。如林毓生认为,胡适一贯坚持全面反孔的态度,表明他是一位“全面性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在某些场合所表示的对孔子、孟子和朱熹的尊崇,“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狡辩而已,是为了缓和他早期学说所受的压力”而“作出的修正”。而唐德刚认为,胡适对孔门儒学的肯定,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理学家”,是“儒家现代期”的“最后一人”。更多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胡适是一位“反孔非儒”的文化自由主义人士。 本文认为,胡适思想的表面反差,其实是对既定的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复杂性的反映,就其实质而言,它除了表明胡适对儒学的辩证分析的态度外,几乎没有别的意思。为了全面而又准确地认识胡适的儒学观,继而通过儒学观去把握他的中西文化观念,就应当通过其思想言论去寻找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思想是     

反抽象：胡适方法论的努力

本文试图从总体上把握胡适整个思想、学术活动的方法论问题。“反抽象”作为胡适全部思想方法的一个总特征，具有独特的内涵和重大的学术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抽象”不仅仅是思想方法，更重要是它代表了胡适寻找的一种学者精神，本文主旨也正在于此。     

论胡适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胡适作为《淮南子》思想研究的首创者,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淮南子》思想属性的辨识,二是对《淮南子》“无为与有为”思想的论析,三是对《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发掘,四是对《淮南子》“出世”思想的探研。胡适的贡献不仅在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全面深入的开创性上,而且为中古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诸多方法论的学术路径,这对后世治学具有极大的启示与借鉴。     

重新评价胡适哲学思想

郭淑新同志《胡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评价胡适哲学思想的新视角。胡适哲学思想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胡适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胡适系统介绍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这对中国哲学史的真正意义在于经他改造而又中国化了的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及对这一方法论的运用;继承并具体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冯契先生。     

从现象学的视野来理解郭象的“独化”论

郭象的“独化”论思想不仅在魏晋玄学关于“无”、“有”等本体思想之演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也独树一帜。如何看待郭象的“独化”论呢 ?人们往往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把它作为抽象概念来认识 ,由此将其视为神秘的唯心的思想。其实 ,郭象的“独化”论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 ,而是一种现象性的存在论。当然 ,郭象没有明确的现象学的思想 ,但他有明确的“相因”论的思想和方法论 ,由此表现出了其“独化”论的现象性义蕴。郭象的“独化”本体论不仅具有现象性 ,他的“遣之又遣”的“冥而忘迹”的认识论也有现象性     

胡适无神论思想的形成及理论渊源

胡适思想中的无神论思想是胡适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考察胡适无神论思想的形成及理论渊源 ,我们可以发现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他的潜移默化 ,使他逐渐成为一个“无鬼无神的人” ,并形成了其无神论思想的根基。二、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和普及 ,使其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无神论思想。三、实验主义的“决定性影响” ,成为胡适反对有神论的根据和立足点 ,并一直成为其反对宗教“神”的武器。     

胡适与“全盘西化”论再思

胡适复杂的思想中内含着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两个层面,二者虽有联系,但基本上是分裂的。这一裂痕在20世纪20年代他参与议政后显得更加明显。30年代中期,胡适出而声援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就是他的现实态度的一个突出表现,其中既有偶然性,又寄存着必然性,但无论怎样,它都是具体语境中的产物,离开了具体语境来谈胡适“是”或者“不是”“全盘西化”论者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就胡适思想言,现实态度上的赞同“全盘西化”论与其学术态度也有着明显的冲突和紧张。     

论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与语言问题

从语言论的角度考察了胡适的白话文理论 ,并将之放在“五四”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胡适的语言观一直徘徊于语言工具论与现代语言论之间。一方面 ,他将语言视为“形式”和“文体” ,试图从人类文化的变迁历史出发来重新定位白话 ,这体现了其超越语言工具论的新的语言理性。另一方面 ,他仅从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 ,对于语言文体的意义把握还不够到位。而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以更为现代的语言观念对其进行补充深化 ,同时 ,胡适的语言观在实际运作中 ,也已自觉不自觉地靠近语言即思想的现代语言论。因此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语言工具的变革 ,而且更是深刻的思想变革以及文化形态的变革。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

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沈永宝胡适曾反复强调，他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八事”全从中国方面着想，是“就当时文艺状况而言的”。读《胡适留学日记》和《文学改良刍议》，查核《南社丛刻》，不难发现胡适的自白乃由衷之言，而所谓“当时文艺状况”主要指南社的...     

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

在科学方法论的建构中,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中与中学双向互动,相互改造,由“五步法”改造为“三步法”,再由“三步法”演变为“十字法”,最后到“四字诀”。胡适重构方法论的思路已从标榜西学到融合中西,终至偏向传统朴学。由于胡适的中西文化融合只限于文史治学领域而无法完全达到哲学层次,因而很快被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方法论所代替。     

“箭锋”之喻与黄庭坚的诗学

“箭锋所直”是黄庭坚诗论之重要概念,它和“中箭追骑”、“箭锋相直”一样都是“中的”;黄庭坚的“箭锋”之喻与当时的禅学思想有关,也与他诗学中“有眼”、“无弦”、“韵”、“换骨”等概念密切相关。“箭锋”之喻既是境界论也是方法论,对其深入探讨是研究黄庭坚诗学的关键。     

胡适政治思想中的美国情结

胡适在中国学术界是影响巨大的一代宗师,虽然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纯粹的学间家几乎是不存在的,胡适也自然不能幸兔。正如他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所说：“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早就放弃了。”“因此,胡适在立下“不谈政治”誓言后不久,便“忍不住”加入了政论的战团。他的政治思想已成为胡适思想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影响颇深,甚至到今天还余波未尽。胡适的政治思想与他的学术思想一样,有着传统中国文化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同时,由于其思想形成与定型,主要在美国留学时期,因而,我…     

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

胡适的所谓“史学”,主要是他的“考据学”。他的“考据学”,毒害中国史学界三十馀年,流毒至今未熄。现在一般人对於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言论,甚至文学理论,差不多已经完全丧失信仰。唯有对於他的史学,尤其是对於他的史学中的“考据学”,却认为还多少有些成绩。而对於他所提出的“考据”方法,更是多少有点留恋;这还是被他的“科学”词句所迷惑。实际上胡适的“考据”方法是     

从文学改良到阵前叛变——剖视“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

一胡适在一九三五年,为了给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作一总审查”,他编了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在这个《建设理论集》里,共收了五十篇文章,而胡适自己的占了十九篇,这意思就是说: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方面,胡适个人的功绩占了总成绩的五分之二。而且,在这论集的卷首,以胡适自己的自傅“四十自述”中的一章——“逼上梁山”作为文学革命的“历史的引子”,竭力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只是胡适傅记中的一个部分,离开了胡适,就不可能产生文学革命运动。他在“导论”里更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说服人们相信:胡适的自傅“逼上梁山”一章,“忠实的记载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它用“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是许多个别的,个人的傅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他所以竭尽一切方法来渲染他个人对交学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无非是要使人承认:胡适在这个运动中的“友难”和领导的地位;同时也就是要人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伟大的革命运动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