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革命"与"历史"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民主革命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直接关联;"文革"后刘大年所坚守的革命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以革命史学观念为核心理念的"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现代化进程与当代历史科学的重建

现代化进程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人类的知识系统呈现出空前活跃的状态。深深植根于古代社会的传统史学经受着现代化和科学发展的巨大挑战，由此必然导致历史学在当代的整体转型与重建。文章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趋势、当代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现代科技对史学观念与方法根本性变革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一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史学范型正在逐步建构，它将以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为对象，通过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思维，运用现代科技所提供的方法和手段，把历史和现时代沟通起来，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出方向     

论西方近代历史叙述与理性意义体系

近代以来 ,西方历史学借助人文主义走出信仰世界 ,神在意义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被理性取代了。历史学背负着理性 ,从文学中分化出来 ,逐步职业化 ,以叙述人类社会理性发展的历程为己任。然而 ,历史学在职业化过程中 ,由于对理性的多元解释而拓展出两个方向 :一是以科学理性为核心追求历史叙述的客观性 ,二是以历史理性为核心强调被叙述对象作为一种历史个体的独特性。这两种职业化倾向最终形成了实证主义史学与历史主义史学的对峙 ,左右着近现代西方史学的进程     

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二题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诸种思潮中,年鉴学派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两种。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以学科综合为旗帜,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历史客体建构论、问题史学,以及时限的辩证法与总体史思想。历史人类学则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产物。它继承了年鉴学派进行学科综合的理想,试图以“历史人类学”之名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以集体/整体作为自身研究的终极对象,广泛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和分析策略,为当代史学再次树立了学科综合的典范。     

论历史时间：中西史学比较视角

历史时间观反映了人类对既往历史、当下境遇与未来命运的态度。西方学术界努力超越线性历史时间观念,以话语分析方法探索多元历史时间观的可能性。这既涉及对现代化、全球化历程时间表现的思考,也是在探索一种能够解释当代世界变局的历史时间体制。人类世成为这一探索的当代语境。结合不同时代背景与史学语境,可以历时性地区分出六种历史时间类型：原型时间、循环时间、线性时间、近代史学时间、全球史学时间、人类世史学时间。基于当代学术界关注的议题,有必要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视角出发,历时性地整合、共时性地比较中西有关历史时间问题的认知与思考,阐释其中的共性与差异,辨明其史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史学与哲学之间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学科对话中复兴.史学与哲学的充分融合构成了其内在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史学具体性与哲学抽象性的张力及共振中寻求平衡: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使其更具有历史之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渗透于史学,使其具备原则高度,从而实现学科超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对世界全球化与现存资本主义命运的把握上、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所进行的观察上具有方法论意义;对当今中国走出顾此失彼、失衡发展的思维惯性具有指导作用.     

再反思后现代史学

后现代主义对史学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认识范式和理论概念进行了反省和批判，质疑进步史观、反对宏大叙事，它挑战历史真实性的前提假设，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命题和观念。以开阔的视野解释历史和历史事件。基于生活世界的基本观念和本体论诠释可以揭示其诸多论题的根本内涵。通过解读历史丰富和扩充人生价值和意义。     

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

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文明演化的另一种叙事——反思环境史中的衰败论

衰败论是关于文明演化的一种历史叙事方式。它建立在对文明与自然复杂性的深刻认知之上,重要意义在于挑战了历史学叙事的进步论与人类中心主义。衰败论并非环境史学者受其价值观的驱使而刻意寻求的历史叙事,不是目的论式的哗众取宠,而是当历史研究加入“自然”这一变量时,历史学者发现自己无法再天真、简单地以人类的福祉为衡量文明演化的唯一标准。但是,当衰败论固化为一种既有研究范式之后,它也会产生线性叙事与重复叙事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环境史学者需要走出进步与衰败的僵硬壁垒,关注文明对自然的适应性与不适应,看到文明与自然的强大恢复力。     

两种意义上的历史概念与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

本文提出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其前提是对“历史”概念的狭义和广义的理解。广义的“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构成历史的两个方面。狭义的“历史”是指人们的历史存在。即人们的物质活动,社会存在。马克思曾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历史”概念。“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如果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狭义的,是指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如果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广义的,是指从人们的历史存在出发来解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唯物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本文认为,只有把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理解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变苹的实质。     

人学语境中康德与马克思的审美文化选择

审美与艺术活动始终指向着人类的现实世界。为此,康德、马克思在其各自入学语境中将审美视为重构人、社会、自然总体关系的价值对策,将审美与艺术活动理解为人的生成、发展和自我发现的历史过程,实现了具有当代性意蕴的审美文化选择。     

马克思的实践创生自由观

实践创生性是马克思自由生存观的本质。自由是人通过实践自我实现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在人与客观世界互为对象化的运动中得以实现的 ,而对象化活动两个过程的分离产生了异化。自由的实现是全面扬弃异化的历史过程 ,它经历了三大历史形态     

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热点与走势

中国现代社会历史是以政治为轴心展开的。故而,政治史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当前,在政治史研究继续扩展的同时,社会史、文化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亦呈风靡之势,关注点也由宏观转向微观和个案,且研究领域继续呈扩大趋势。近年来,在历史研究领域出现的对学术问题的论争,或是源于对资料引用或理解的不同,或是因时代变迁后审视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或是因研究方法、思维方法乃至史观不同所致。目前,学术研究的无国界性以及多元化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已在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同,在此种境况之下,人们的历史意识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由此便直接影响到对问题的看法。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取何视角,忠于历史事实始终都是史学研究需遵循的一个不能背离的基本原则。     

“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

"公众史学"是指公众在反思自我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生成的情形下所进行的历史表现与传播。在新媒体急剧发展、自媒体传播渐成趋势,而公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日益增强的状况下,职业历史学家面临着两种路径的选择:或者是自觉地反思和分析自我历史认识、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扬长补短,成为"公众史学"的参与者或引导者;或者是继续保持"圈内人"并且只面对内行的身份,等待公众这些"圈外人"或外行在新型知识传播方式下自我提升,然后被取而代之。以学术学科的建制与专业性眼光来建设"公众史学"学科乃当务之急。人们可以在历史认识形成过程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超越国外"公众史学"学科建设在理论设计上的零散性;同时,充分考虑自媒体传播的趋势,结合史德、史学方法论、跨学科交流、实务操作四个层次进行学科框架设计。历史知识的公众生产与传播既可以促成社会的有序和健康,也可以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病变;在自媒体传播状态下,"历史"的这种双刃剑功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转换。因此,有必要对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做出战略性思考,尽可能使之形成一个可控而又开放的健康环境。     

论20世纪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及其特异性——以王国维、鲁迅、周作人为中心

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于五四,先声却在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译介。鲁迅是从反封建政治要求出发引进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第一人,他不仅为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拿来中国厘定了基本的价值取向,更创作了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最杰出的篇章。周作人从主张"人的文学"到对文学应是"人间性"、"个人性"、"人类性"相统一的揭示,再到倡导儿童文学,呼唤女性文学,使中国有了较完备的人本主义文学理论形态。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从当代意义视角对马克思实践观的几点思考

马克思实践观 ,揭示了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已经成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揭示了工业文明以来的实践使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对的主要矛盾 ,已转化为人与人化自然的矛盾 ,人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的矛盾 ;揭示了社会实践的历史性、现实性、具体性。这对认识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和生存矛盾 ,把握当代社会和人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 ,具有历史方法论的意义。     

关于普世价值及其追寻的审思

普世价值乃是对整个人类而言具有普遍性、普适性和必然性的价值,是能够得到基本共识和具有约束力的共同价值观。它不仅仅是一个指认价值普遍性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吁求人们去追求的价值理念。人类生活实践的具体历史性、文化霸权的图谋和战略、价值多样（元）性的事实和取向,都不足以成为反对普世价值的充足理由。普世价值之所以值得我们去追寻,乃是因为人类从一开始就以个体性的存在生活在不同层次的社会共同体之中。当人类社会因世界历史的转变和全球化的推进而会聚到全球性共同体时,人类由此获得了一种世界性的生存方式,普世价值的追求也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这种追求必须以尊重文明多样性为前提,并且对价值的多样（元）性作出规约,以使人类面对共同的挑战、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开创共同的未来。中华民族必将为普世价值的理念及其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西方哲学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和西方哲学家实现的现代转型有着原则区别,但都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性超越。这两种变更各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又处于同一社会历史时代。历史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决定了19世纪是西方哲学酝酿并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变更的世纪。这种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都是在这一基本趋势下发生的,因而它们在某些方面必然相通,即存在共同之处,但它们又是在不同的阶级背景下发生的:西方近现代历史时代变更的基本背景,决定了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变更的基本趋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西方社会变更的不同要求,决定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进行的现代哲学转型具有不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