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后期,茶文化勃兴,备受士人及社会的青睐,在士人社会交往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频度的社会背景下,煮水品茗成为士人社会交往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以茶会友,甚至以茶交友,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而茶馆的兴盛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士人社会交往的频繁程度。在士人和社会对茶与茶人的赞美和推崇的表象下,实际上暗示着明中后期士人乐于交游、广辟游道的社会现实。     

南宋中后期士人分化与诗坛新变

南宋中后期,在科举、经济等外部因素综合影响下,士人入仕途径变得异常拥塞,士人观念因之改变.士与工商等其他群体广泛交融,中下层士人全面崛起,士之阶层分化逐步明晰.士人分化对南宋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游士、隐士诗人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他们散布于两浙、闽、赣等地区,游离于政体之外或政体边缘,使诗坛重心分散于地方.在特定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左右下,其诗作呈现出率直清轻的特点,推动“宋调”进一步演变.     

朝堂内外:北宋东京的士人交游——以“嘉祐四友”为中心的考察

东京士人的交游遍布朝堂内外的都市空间,他们日常的往复过从,营造出特有的社会氛围。身处北宋的政治中心,东京士人的交游与朝堂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称为"嘉祐四友"的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司马光诸人,在宋仁宗时开始登上东京的活动舞台,在朝堂之外游从聚合。宋神宗即位之后,随着政局的变幻,"嘉祐四友"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彼此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基于在变法上政见的分歧,昔日的好友在政治上开始对立和斗争,个人关系也渐行渐远,朝堂外的交游更无从谈起。朝堂之外与朝堂之内既有不同,又密不可分。官场的纷争往往与个人之间的恩怨交织互动,伴随着时代的风云跌宕起伏。     

宴饮与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竞尚奢华, 士人群体中宴饮之风盛行, 宴会与酒成为士人生活和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士人沉湎于闲情酒趣、宴饮高歌的背后, 一方面表明了士人不甘寂寞、乐于交游的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 以及事功心态的弱化。本文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对这一现象予以探讨, 以便全面地理解和分析当时士人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以及他们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崇雅黜俗”: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圈的审美风尚——以苏轼为中心

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士人以艺术为媒介进行交游的文化空间。通过日常的交游和雅集活动,苏轼、范镇、王诜、黄庭坚等不同身份、家世背景的人在东京不同方位的住宅、庭园、寺观等文化空间里经常饮酒、诗画酬唱、相互品评,形成一个相对松散和稳固的交游圈,实现彼此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表现出"崇雅黜俗"的审美趣味,共同营造富有时空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这种审美区隔传达了当时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也与儒、道、禅思想的渗透有关,对其后的文人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地方士绅与中央朝政——周必大与其岳父王葆关系的考察

周必大外祖父仕宦、丧葬之地在苏、常一带,基于这一地缘因素,周必大与当地士绅王葆之女联姻。王葆在高宗时代依附秦桧,他在朝中的政治浮沉对周氏早期仕宦有所影响。周氏乡邦庐陵士绅提倡抗金反秦的政治主张,但在地方社会的交游生活中,他们并不反感王葆的背景,依然与周氏存有亲切的过从。周必大与王葆的关系体现出宋代士人地方社会生活与中央政治生活的联系与区别。     

东汉民间士人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

东汉迎来我国古代民间士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数量大增。他们长期活跃于乡里,凭借博厚的学识与道德,树立一定的私人威望,在地方社会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民间士人平息乡讼、感化民众、普及教育,改善了社会风气、促进了文化发展,与官方"道洽政治"的教化目标相一致,有利于地方政治的平稳运作;另一方面,士人们努力保持人格与道义上的独立,或拒召不仕,或抗衡长吏,与官方"野无遗贤"的主导意识相冲突,客观上不利于地方政治的顺利运作。在地方社会与政治的有序运行过程中,民间士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袁昶与晚清湘籍士人

作为清末政治舞台上的知名人物,袁昶的学思历程一直较为学界所关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已有研究在进行相关分析的同时,却也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湘籍士人在其中的作用。事实上,袁昶与晚清湘籍士人交游广泛,左宗棠、王先谦、徐树铭、周寿昌等都与他有所来往,同时,袁昶还曾经系统地阅读和抄录了曾国藩的不少著述,并有意识地模仿和借鉴曾国藩的为学、修身与治家方法。分析袁昶的生平与学术主张,不能忽视湘籍士人的影响作用。     

论清代士人丁忧期间的学术文化活动

清代士人在参加科举或做官之后,不少人会经历父母丧亡的人生变故。由于受儒家孝文化的影响,汉代以来士人丁忧期间要居家守丧,不能考试、做官、交游、娱乐,加之受清代前期社会风气、学术潮流的影响,很多清代士人在丁忧期间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在礼学研究、历史考证等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在文学创作、讲学、课蒙、编刻书籍等方面的活动,也多与平时有所差异。     

支遁与东晋士人交往初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世说新语>一书关涉佛迹之处甚多,其所记僧人与士人的交往尤其令人瞩目,这为考察佛教对东晋士人的影响提供了路径.支遁在以会稽郡为核心的区域与东晋前半期的名士交游宴集,其形式以人物品题和谈玄论理为主.士人对支遁谈玄的激赏和对所谓"支理"的追捧表明在东晋前半期,佛教对士人来说只是一种可资清谈释玄的全新资源,其义理对他们的思想世界和精神生活尚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与以"真"为贵的我行我素。虽然这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看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但其实际上亦有限度且不宜夸大。回到古代士人"个体"存在及演变的历史时空,通过与汉代及以前和唐代及以后的士人对比可知:魏晋士人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及生活态度,无法掩饰其"非个性化"的存在真相。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的重要意义。     

居乡状态中的南宋理学士人——以朱熹为辐射中心的群体探讨

南宋一朝,在理学内因和社会政治两方面的作用下,理学士人居乡化态势日趋明显。朱熹是南宋杰出的理学大儒,也是南宋居乡士人的典型代表。他行道乡邑,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努力构建理学框架下的基层秩序。以朱熹为中心,其亲友弟子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居乡士人群体,在乡闾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是稳定地方、和谐乡里的优佳辅翼者;对基层民众而言,他们是下情上达、济贫恤困的有力护翼者。作为持道秉义、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断扩大着自身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度,在乡闾间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将理学家的社会理想落到实处,不仅为理学在基层的深入拓宽了空间,同时也基本定型了居乡理学士人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论唐代士僧交游的政治动因

唐代士人与僧人交游频繁、关系密切,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关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学界已有探讨,然而士僧交游背后的政治动因尚少有论及.论文从"僧借士而扬名"和"士借僧以自梯"两个方面入手,结合唐代的相关政治背景指出:唐代僧人可通过结交士人而扬名,进而获得崇佛皇室的青睐,得赐紫衣、出入禁闼、显赫一时;僧人有能力介入士人的应举和入仕过程,士人复可通过与名僧的交往来获取政治上的援引,"借以自梯".唐代的士、僧两个群体如此这般地形成了一个政治利益链,互相提携,密不可分.这一政治动机深刻地影响着士僧交游中僧人对于士人的选择和士人对于僧人的选择.     

论中国士人“蹈义而死”文化传统之流变

"蹈义而死"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传统。它以"视死若轻"为骨,以"遗生行义"为魂,表征士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达到为社会理想、为人格慷慨赴死的高潮。后经两汉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社会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魏晋以后佛教修行、儒家重生、道家隐处等多元文化的浸染,士人蹈死传统发生着由盛而微、由炽烈而和缓、由丰富而单一的变化。然而士人的慕义本色,却在这种嬗变之中依旧昭彰夺目。     

宋南渡士人的文化境遇

靖康之难,造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迁移的同时,中国的文士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和考验.当他们追随皇室的踪迹南渡后,由于数量多尤其是人员组成多为社会的精英人士而使朝廷不能等闲视之.笔者从科举与选官和南渡"归正人"的境遇两个视角探析这一时期南渡文士的生存和人生际遇,试图通过这一分析对此际朝廷对士人态度作一初步了解.从而对南宋政局的稳定作出文化探源.     

传统仕隐观念与宋前士人的仕隐心态与行为

在传统的仕隐观念中,儒家虽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最终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道家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主张隐遁避世,全身远祸。出世的佛教虽然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世俗化,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但儒佛道三家的任何一种仕隐观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士人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心理困惑。无论是汉代士人"道"屈于"势"的人生困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调和出与处、仕与隐矛盾的努力,还是唐代士人所选择的"终南捷径",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融通儒佛道三家核心处世理念、折中传统的"大隐"、"小隐"形态而提出的"中隐"思想,更为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传统士大夫仕隐、出处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士人的仕隐心态和出处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

北宋士人由于特殊的社会境遇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由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凝聚而成的强烈政治诉求,成为他们在各方面积极进取的强大心理动因。在话语建构方面,北宋士人有着极为突出的成绩,然考其原因,实可视为这种政治诉求之显现。在学术方面,"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的勃兴,在文学方面,"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主张,以及"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均与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唐宋时期下层士人与地方私学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时期 ,科举制度使士人分为上下两个阶层。本文拟就这一时期下层士人与地方私学关系入手 ,探讨下层士人作为远离权利的边缘群体在社会上的作用。     

宋代笔记、历史记忆与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

纪实性的历史笔记于中唐从"小说家者流"中兴起,在两宋获得长足发展而蔚为大观。历史笔记主要记述有历史价值的个人见闻,从理论上说,属于"个人的书面历史记忆",其繁荣发展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密不可分,反映了士人社会自觉参与本朝历史记忆的建构,积极争取历史书写的权力。宋代历史笔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其时代特点和主要趋势是呈现宋代史学发展、士人社会历史意识深化的一大线索。两宋学者对历史笔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及其史学价值,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历史笔记获得自觉意识并形成撰述传统的体现。     

吴中士人自适心态与徐祯卿诗歌创作

具有自适放达的心态是明代吴中士人的重要特点,徐祯卿也不例外。从"吴中才子"到"前七子",徐祯卿的诗风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也存在着不变的因子,即吴中士人那种自适放达的心态。从诗人心态与诗歌创作关系这一角度展开讨论,既有利于客观全面地理解徐祯卿诗学理论与其创作实践的对应关系,也能更好地看清徐祯卿在南北诗风交融上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