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重构社会批判理论基础之探究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实的层面仅仅展现为工具理性,理性已在客观理性消逝的过程中走向毁灭。这种悲观的信念导致早期批判理论家们最终放弃对理性的信任而使得批判理论走向消解。哈贝马斯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的言语行为之中挖掘出交往理性,建构出一套具有规范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但他基于交往理性重构出的批判理论向度本身也仍值得我们理性的省思。     

语言学转向视域中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语言学转向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范式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在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碰撞中出现了批判、权力和交往三大维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批判理论克服自身过度强调否定性而缺乏建设性的缺陷,并与现代语言哲学进行对话和交流的结果。哈贝马斯在言语行为理论中提出了言语交往行为的运行机制和有效性法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种交往的话语伦理学,从而带来了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启蒙理性的重建

启蒙的本质是理性的自由,但是启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走向了反启蒙,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理性丧失了批判的力量。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只是启蒙理性的缺陷,我们不能因为启蒙理性有缺陷就抛弃它,而应该重建启蒙理性,即以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取代主体独白的工具理性,以交往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     

从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哲学范式的转向

现代性状况印证了意识哲学范式遭遇了困境,寻求摆脱困境的路径是当代西方哲学家研究的根本方向.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包容性理性模式还是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的排斥性理性模式,对于主体性的批判都是主体的自反性批判,因而无法摆脱意识哲学的困境.哈贝马斯提出从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向.在他看来,交往范式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语言为本质的行为范式.在这一范式下,语言参与者的立场使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成为互为对象的主体间关系,从而打破了内在性意识的垄断.从存在论视域看,交往范式虽然从语言角度切入关系原则,以交往理性超越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却由于主体间性的非真实性与交往理性的先验性而无法真正摆脱哲学与现实的困境.     

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

本文认为,从马克思开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随着时代变化、主题转换,其理论形态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理论诸形态的演进.但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不足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创立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事.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文章指出,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批判的社会知识何以可能?——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诠释学论争与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

批判理论自诞生之日就为自身存在的基础问题所困扰。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待基础问题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直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合法性才被认真地当作一个问题。在哈贝马斯通过对解放旨趣的论证为批判理论寻找到认识论基础之后,逻辑地确证批判与理性的内在关联就成为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基础工作的重点。与伽达默尔进行的有关诠释学的论战,是达成理性证成批判基础的关键步骤。从批判理论角度看,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有关诠释学的争论至少部分地将诠释学的兴趣引向实践哲学,确认了批判与反思在构建社会知识中的必要性。借助批判理论的诠释学维度,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理论最终完成“基础重建”清理了地基。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如果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理性,既非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也非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对话论辩、协商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意识哲学之范畴且以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为前提,那么交往理性则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且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宗依。哈贝马斯对具有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的交往理性的阐扬,既走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阴霾,又走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性主义;既在理论上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在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改革。     

哈贝马斯拯救现代性的致思理路

作为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黑格尔只是立足于主体哲学范式对现代性展开批判,但他并未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黑格尔之后的现代性批判同样囿于主体哲学的范式,而未能真正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为此,哈贝马斯跳出主体哲学的范式,用交往范式取代主体哲学范式,用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由此走出了一条现代性的拯救之路。     

论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将理性区分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他们局限于意识哲学,将当代社会的精神文化特征诊断为“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哈贝马斯实现了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理性范式的转变,他提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层社会模型,认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病症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且“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可以用交往理性来拯救的。     

论哈贝马斯和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分歧

文章指出,哈贝马斯和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不同认识;意识形态批判向度的分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哲学基础的不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性质的不同.     

纳西族“化寅”文化的合理性及现实意义

“化寅”是丽江纳西族社会特有的非常普及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的变迁中,它由最初所扮演的经济互助的角色,逐步演化为有着多种功能的社会关系网络,其内含的文化合理性（和谐合理性、交往合理性、工具合理性、目的合理性）是“化蛮”得以经久不衰的内在原因,这些合理性因素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重置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人类 解放思想的逻辑主线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其所凸显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入手,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多重隐忧”,建构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后通过倒置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交往理性”的重置结合起来,提炼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最终则以针对时代困境所设计的“世界公民社会”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另一种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     

哲学视阈中的有限政府——兼论有限政府理念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意义

在哲学的视阈中,可从自然权利论、人性论和有限理性论三个维度探究有限政府理念建构的学理基础。自然权利具有至上性,是国家权力的本源和基础。要防止政府作恶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人兼有善恶两重性,国家权力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防恶,防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理性具有自身的限度,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真理,不存在全知全能的政府。建构有限政府是突破中国政治现代化困境的出路所在。     

交往理性观照下的翻译主体间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哲学体系基础上建立起的西方主体性哲学稍有衰退,主体间性思想随之逐渐兴起。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主体间的相互尊重、双向交往和理解,使交往行为者与世界建立起联系,以此来解决翻译研究单主体范式的困惑,使翻译活动中各主体之间能在理想的语境下通过交流,达成有效理解,清楚认识,和谐共存。     

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文化哲学诠释

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文化哲学范式内的一种理论典型。马尔库塞文化哲学与马克思所确立的文化哲学传统有直接的承接关系,但他又试图从个体生存的角度,用精神分析、激进美学等哲学方法去改造、发展了这一哲学传统,从而形成以文化批判为特色的文化哲学范型。作为文化哲学的一种理论典范,马尔库塞的文化批判通过对现代主义知识理性原则及现代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树立人之解放的文化价值信念。     

经济思想史上对价值理性的工具性解释

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理性分为两种,一是工具理性,一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人类在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下,借助科学、技术、知识等工具以达到预期效果最大化目的的本能和意识。价值理性则不同,它是指人类行为中与功利目的相关性不那么紧密的观念崇尚和价值标准,强调动机的纯正、手段的恰当以及敬畏和自律等,难以完全用现有的知识系统加以实证的、有逻辑性的表述。试图对价值理性作工具性解释不成功,且不可能也无必要,甚至还会产生负面作用。不同的价值理性能引导人们运用分析工具对同一种经济现象作出不同的判断,形成不同的对策,进而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科学合理性重构与双效革命——休谟科学哲学思想及其意义管窥

首次对休谟哲学进行科学哲学解读的是分析哲学家,但这解读由于对因果关系、心与外物解释的无视而沦为一种流于肤浅的一厢情愿,沿着与分析哲学相反的进路,休谟的科学哲学家身份在别一种维度被揭秘:与现象学科学哲学传统相似,休谟旨在重构科学合理性。这一重构因为休谟独特的观念理论而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一场情感和本能取代理性的革命,更是一场由客观转向主观的哥白尼式革命。     

理性的演进与哲学的回映

理性的存在及演进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反思和批判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过程,特别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考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探索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思想,挖掘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对于理性地对待理性,使理性趋于成熟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