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士人的文学不朽观

北宋庆历士人对人生如何不朽、文学如何不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人的生死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最终都将化为泥土和灰烬,只有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才能实现人生的不朽。庆历士人充分肯定文学创作在人生不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文学不朽的根本在于道义,同时还须具备一定的辞采和独创性。这样的文学不朽观不仅奠定北宋古文复兴的基础,而且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曹丕的"文章不朽"论及其他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篇著名的专论,对后代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曹丕在<论文>里提出了著名的"文章不朽"说,其"文章"所指,今天研究者的见解也不尽一致.本文认为,曹丕提出"文章不朽"说,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对于"文章"的理解,应结合<论文>本身及当时邺下文人的处境去考察.     

论司马光“独乐园”的文化内涵

传统士人园林对于其人生的完满与人格理想的构建意义重大,时至宋代,士人园林发展已极为成熟完备,地处华夏之中的洛阳更是荟萃了当时士人园林的精华,在众多园林中,独乐园虽小,却因有了司马光人品之涵养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在传统士人园林中占有一席之地。独乐园为司马光赋闲洛阳时所建,它蕴含着司马光的处世态度与价值观念。所谓"独"与"乐"别具一番深意,对司马光而言甚为重要,既反映了司马光当时的人生状态,也寄托着他的人格理想,即一方面是著书立说、上师圣人、下友群贤、徜徉山水的自在人生,另一方面,则省分知足、独善其身、坚持原则的人格操守。     

东汉党人与士大夫精神

东汉党人是中国政治舞台上首次出现的官僚士大夫群体形象.党人实践了儒家"士志于道"的教义,极大地弘扬了时代精神,充分昭示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特质,不仅推动了社会的文化进程,更给后代士人以深远的影响.     

略论"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嬗变

北宋“庆历之际”①,是宋代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 ,涌现出为数众多的优秀人士。他们不仅使该时期成为宋代历史上思想文化的繁盛期 ,而且成为宋代历史上士人精神风貌最为振作的时期。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谠言正论、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 ,不仅给当时的士林以极大的震撼 ,而且给后代士人以深远的影响。一　　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嬗变 ,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宋史·忠义传序》有云 :“士大夫忠义之气 ,至于五季 ,变化殆尽。宋之初兴 ,范质、王溥 ,犹有余憾 ,况其他哉 !艺祖首褒韩通 ,次表卫融 ,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 …     

人才的精神传承与当代意蕴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士人精神逐渐潜隐,且没有可替代的精神资源,由此出现了人才在价值追求上的精神困境,造成一些人才追逐"权"与"利"的现象。重新认识和继承士人精神,有助于在人生目标与人格尊严两方面实现我国人才的自我超越。对于我国人才队伍建设而言,外则应营造宽容的政治环境,内则应涵养现代士人精神。     

论管仲的人格精神与政治智慧

管仲是受儒家人格观念影响较少的士人。固然贪利,管、鲍之交却体现了光明磊落,肝胆相照,人生知己的完美交往,成为后代士人无限向往不懈追求的一种境界。君臣关系上,管仲作为"仲父"因祸为福,转败为功,确保了改革顺利进行。对于贤者,管仲察能授官,知人善任,为齐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始终成为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族士人与金末抗蒙斗争

金朝末年,汉族士人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杰出才能,积极参与了抗蒙斗争中的一些重大决策,在金都南迁、对宋和战等重要问题上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为当时的决策提供了参考。此外,金朝后期由于女真族自身统治能力的下降,女真上层集团不得不改变了以往偏重女真人的用人政策,转而任用一批汉族士人担任重要职务,汉族士人由此获得了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同时,也促使他们为抗蒙斗争做出了更大贡献。     

《诗经》“威仪”说

《诗经》中"威仪"一词有三个义项:一指礼容,二指符合礼仪节文的言行表现,三指能起表率作用的言行、德行。在《诗经》中,威仪都与德行有关,被认为是道德精神的表现。威仪的这种用法在《尚书》中也存在。金文资料中,威仪用例含义和传世文献中的用法一致,着眼于道德精神层面的内涵,认为威仪是守礼、有德的表现。春秋以后,威仪逐渐固化为礼制,成为儒家学者十分重视的问题。     

论管仲之“仁”

管仲是春秋中期著名的齐相,对管仲之"仁",学界大多认可其尊王攘夷、辅佐齐桓公首霸中原的不朽功业,但对其人格上的不为其主殉死、为仇敌之相、战场上逃败等方面却颇有微词。其实,这恰是管子之"仁"的过人之处。此外,管仲之"仁"还表现为对朋友的真诚爱护,对齐国的深沉热爱。     

论埃利奥特的绅士教育思想

16世纪是英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埃利奥特的《统治者之书》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阐述了以统治者为培养目标、以绅士为培养对象的教育思想。在绅士或者说未来的统治者所需具备的各种素质中,他突出强调学识、美德和爱国主义。他的思想超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众多思想家,对于英国绅士教育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论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今仅存《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这首以剖白心迹、倾诉心声为主旨的五言古诗的问世,在刘禹锡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次飞跃:不仅大幅度拓展了诗的容量与张力,而且强化了诗的抒情功能,将此前的泛泛言志导向"不平则鸣"的渠道。它为刘禹锡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调、规定了方向、设定了路径。以这首诗为契机,刘禹锡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开始由政治家向诗人嬗变。或者说,从这时开始,他才集政治家与诗人于一身,同时扮演两种角色。并且,舞台的重心开始悄悄地从政坛向诗坛转移。此外,由这首寄兴深微的唱和诗,还可以透视两位诗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从《琴瑟乐》看清初山东婚姻礼俗

婚嫁礼俗是中国古代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统治思想的中国社会的婚姻礼俗遵从《礼记》婚姻"六礼"之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或有变异。旧传为清代蒲松龄所作的《琴瑟乐》是一篇描写女子婚姻的俚曲作品,叙述了从少女思嫁到夫妻美满的整个民间婚姻过程。它所反映的清初山东民间婚俗,仍以《礼记》"六礼"为基本框架,一方面传承着"六礼"传统,同时,受民间经济和世俗社会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民间婚俗向着更务实、更世俗、更喜庆的方向发展。     

论《大学》中的人格境界——以《大学》“三纲”、“八目”为准绳

以《大学》＂三纲＂、＂八目＂为标准,可以发现《大学》所提及的小人、民、人、君子、贤人、仁人和圣人等属于逐步提升的人格境界。小人、民达不到＂三纲＂的标准,民是＂明德＂＂萌而未发＂之人;人是有主体意识的,＂明德＂已发而未发,可能处在＂格致正诚＂的阶段之中,但是还达不到＂修身＂境地之人;君子能＂明明德＂、＂亲民＂,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贤人有德有才,能够＂治国＂,且能坚守与实践仁德,但达不到＂止于至善＂而＂平天下＂的理想境地;仁人、圣人属于完美的理想人格境界,尤其是圣人,能＂止于至善＂而＂平天下＂。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商业文化的发展与宋代士林风气

在宋代商业经济和由此崛起的商业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宋代士林风气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即从"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衍生出对世俗人生的关注和体验:重商拜金,崇尚奢华,蓄养歌妓成风,"士志于道"的高雅人生信仰已部分地被世俗享乐人生所替代。宋代文人士大夫生存样态的变化,折射出商业文化对"人欲"肯定和张扬的价值观,已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和行为。     

幕阜天岳伏羲氏之陵考辨

伏羲与太昊是两个人而非一人。两人出生地不同,世次关系不同,部落图腾不同,姓氏不同,在远古氏族部落中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同。在先秦史料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在可读史料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称为一体的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河南淮阳的太昊伏羲氏陵墓实属太昊之墓。而根据史料查实和地下文物印证以及湖南楚文化与民风民俗的论证,湖南平江天岳幕阜山应是伏羲氏之陵,其下有“皇坛”,有四十八灯,四十八柱供奉着手捧八卦的伏羲神像．且历朝多遣官致祭。相传幕阜天岳,舜帝所封,即为《禹贡》之东陵,楚国之东祠,与《史书》记载伏羲去世“崩葬南郡”地望完全吻合。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滇民族消失之路探索

滇民族,古滇国的建立者,靡莫之属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汉武帝封其首领为滇王.但滇国归附汉王朝后,史书中就不再见到“滇”“靡莫”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云南考古工作者发掘滇王墓葬群,出土了“滇王金印”及许多具有民族地方特点的青铜器,展现出“滇”是一个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古王国.但考古文化与后来居住滇池区域民族的文化不相衔接,于是滇人是什么民族？到哪里去了？虽然出版了许多研究论著,但学术界仍觉得是个谜.本文提出:滇国的建立者是孟高棉族群中的孟人,他们消失在“蜀国”、在“交趾”古战场,并与云南建宁霍氏部曲“同归于尽”,其他则融合于(灾)民族中.     

中古时期药用盐的输入与传播

中古西域地区（尤指中亚、南亚）药用盐的东渐,是中古社会丝绸之路医药文化交流的一个代表。通过考察药用盐在汉唐之间,乃至宋元时期的中西交流活动,可以发现,至晚到南北朝时期,各种矿物盐,由于具有不同的药用价值,或被作为贡品,或经由贸易通道流入中原,进入医家、旅行家、统治者的视野中。从汉到宋代及其以后,药用盐的东渐活动,大体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即从汉代西域开始进贡药用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增多,再到隋唐时期社会需求达到峰值,宋元以后,由于传统商路的改变,＂西盐东渐＂日趋式微。中古药用盐对中原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仅使中古本草书中进口盐与本地盐存在贵贱之分,而且还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盐的药用功效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