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时期唐生智治下湖南政教关系研究

国民革命时期,唐生智为顺应佛教界的革新潮流,在两湖发起“佛化运动”,成立佛化会等组织作为执行机关。一方面,唐生智保护佛教界的权益免受侵害;另一方面,他进行激烈的佛教革新,采用暴力方式强行统一庙产,引发僧界恐慌。同时,佛教社团仿照国民党进行组织,唐生智以此培植政治势力。“马日事变”后,佛化会员把持湖南省政务党务,造成政治纠纷。这一时期湖南地区的政教关系,反映出三民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摄力不足,以及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混乱态势。     

论唐生智与共产党的关系

唐生智与共产党人接触较早,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他的经历表明:不论何人,只要坚持与代表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合作,接受它的正确指导,就能有所作为。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甚至会干出于国于民都不利的事情。     

唐生智亲述保卫南京的台前幕后

“一天下午，蒋介石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8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试析大革命时期唐生智势力崛起的基本原因

唐生智势力崛起的基本原因有多个方面。特定的时代、经济地理条件、大革命的高潮、中共的支持和工农运动的支援以及北伐战争的推进等因素是唐势力不断发展的客观方面。唐生智本人励精图治 ,顺应潮流 ,倾向革命则是其势力发展的主观方面。而其中 ,大革命的高潮、中共和工农的支持以及他个人的作用 ,是其势力崛起的最直接原因     

试析大革命时期唐生智势力崛起的基本原因

唐生智势力崛起的基本有多个方面。特定的时代、经济地理条件、大革命的高潮、中共的支持和工农运动的支援以及北伐战争的推进等因素是唐势力不断发展的客观方面。唐生智本人励精图治，顺应潮流，倾向革命则是其势力的主观方面。而其中，大革命的高潮、中共和工农的支持以及他个人的作用，是其势力崛起的最直接原因。     

《老子化胡经》与佛道之争

老子化胡经》是与老子化胡说相关的系列道经的总称,所涉及的核心问题至少有三点：其一,老子的出生年代;其二,老子如何化胡;其三,老子为何要化胡。由于《老子化胡经》将佛教创立的专利权归属于老子或尹喜,并侮辱了佛教徒,因而激起了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曾有针对性地提出三圣东行说和宝应声菩萨、宝吉祥菩萨化为伏羲、女娲说来抗衡道教的老子化胡说。根据佛教方面的记载,历史上佛道关于《老子化胡经》的真伪之争发生过多次,其中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元宪宗八年（1258）的辩论很具代表性,道教在这三次辩论中均告败北。老子化胡之说本属向壁虚构,却在中国长期流传,非因其伪而为历史上的某些道教徒所抛弃而屡加利用,究其根源,一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根深蒂固,二是由于古人对老子和释迦牟尼生平的不确切了解。     

韩愈反佛思想再解读

韩愈反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往分析多沿袭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的观点,仅就其反佛之一般理由,即破坏经济秩序、有伤国本、有违伦理纲常、夷人之教不足征等加以理解。如此,既与魏晋时期儒佛间曾讨论过的类似问题区分不明,又不能体现出韩愈反佛之时代意义及特色。文章试图从韩愈所处历史背景出发,结合韩愈所作反佛资料,分析韩愈反佛的原因,以体现韩愈反佛的时代紧迫性,并就韩愈反佛的局限性和意义做出说明。     

后革命氛围中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娱乐化

在后革命氛围中,革命被当作消费的对象和符号,革命历史再叙事明显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影响,戏说革命历史之风盛行,革命英雄人物被塑造成充满欲望的凡夫俗子,革命故事呈现出曲折离奇、悬念重生的面貌。这种书写革命历史的方式满足了大众的文化口味,制造了阅读上的快感,取得了市场上的成功。在革命故事的重述中掺杂进大众文化中常用的娱乐元素,表明的是作家对市场经济实用法则的一种认同和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动退避。     

辟佛与融佛 ——韩愈儒释观新论

面对“末学驰骋、儒学式微”的现实,在应对佛教挑战问题上,中晚唐儒士满怀复兴儒学的自觉意识,或标榜道统,力主辟佛,或主张“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两者表异实同,都服务于同一时代主题——复兴儒学。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表辟而实融,表面上标举道统,力辟佛教,而在思想层面,又融合佛教义理,丰满儒家心性理论。辟佛层面虽是老调重弹,但又有标新立异之处——立道统;融佛层面,提供了新的范式来丰富儒家心性论的内涵。     

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人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人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西夏佛王传统研究

在西夏史诗中,李继迁被塑造为文殊菩萨和转轮王的化身。克什米尔僧人和吐蕃僧人均称西夏皇帝为法王。西夏皇帝陵台为八角形塔式建筑昭示了西夏皇帝的转轮王身份。拜寺口西塔的影塑表明该塔为西夏时期的转轮王塔,西塔的西夏文题记与西夏权臣任得敬有密切关系,表明该塔乃任得敬利用西夏佛王传统取代夏仁宗仁孝统治的政治产物。在任得敬集团覆灭后,夏仁宗仁孝在西夏宫廷诗集中更是以佛的形象被广为赞颂。     

佛传与史诗

佛传与史诗是印度文学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属于不同的文类范畴,但二者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佛传文学的形成时期,印度两大史诗已经广泛流传,对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佛传产生了较大影响,形成比较明显的互文性。公元2—3世纪产生的《佛所行赞》和《佛本行经》等史诗型佛陀传记,是佛传与史诗结合的产物,从内容看是佛传,从文体看是史诗,具有独特的文体学意义。史诗型佛传不仅体现了史诗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民间文学到文人创作的发展历程和诗学特性,而且艺术风格从素朴到铺张,开了印度文学史上文人“大诗”创作之先河。     

浅析朱舜水的反佛思想

朱舜水受明末清初理学清算浪潮的激荡,对形上思辨学风批判不遗余力,对佛释更是痛加针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舜水文集》中又有反对攻击佛教的言论,这其中原因何在呢?而更让人不解的是朱舜水自己对佛释有所取用,但却对某些宋明理学家的杂佛批评有加,这是为什么呢?因此,探讨朱舜水反佛思想矛盾的原因是很必要的。     

毛泽东率先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原因再认识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率先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是由于他对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估计较客观 ,特别注重正规革命军队的保存、建设和发展 ,并预先谋划了起义万一失败的退路———上山     

革命、佛道思想与虚无——从《健儿语》、《自杀》透视程善之小说创作主体

革命与佛道思想构成程善之小说创作的主体特征,贯穿其民初的文学活动。其思想形成的诸种缘由与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相关,导致走向虚无。将其重要作品置于民初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考察,体现着民初知识界的丰富与复杂,以及现代文学/文化史链条之一环的意义。     

王维诗佛辩

在中国山水诗的发展历史上 ,王维以“诗佛”著称。认为 ,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尽管王维以禅入诗 ,开拓了山水田园诗的表现领域 ,打造出山水田园诗空明净逸的境界 ,但王维一生不离官场 ,执着现实 ;又由于王维人格上的矛盾 (即在自我理想与龌龊的现实之间动摇、徘徊 ) ,造成王维诗歌思想上的不纯粹、艺术上的不混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重人事轻学问的观念是形成王维人格上矛盾的重要原因 ;而王维崇高地位的形成 ,又与中国哲学的贫困导致的对哲学的渴求的人文心理有关。     

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抗日活动述论——以《海潮音》与《佛化新闻报》为中心

《海潮音》和《佛化新闻报》是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持续公开出版发行的最具代表性的全国性刊物。它们生动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佛教界抗日救亡活动的史实,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给人启示,引人思考。     

明人佛郎机观初探

被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最为明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欧洲国家.明人之佛郎机认识已经涵盖了葡萄牙的不少方面,其中关于地理方位、人种归属、火器战船、殖民扩张以及物产风俗之认识已经达到一定深度.明人佛郎机观相对于以往华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既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又表现出明显不足,而且对明朝中后期之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大同佛都旅游文化品牌建设研究

大同旅游资源丰富,多为历史文化价值极高的佛教旅游资源。针对当前大同存在城市形象模糊、旅游品牌不鲜明等问题,研究大同佛都旅游文化品牌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同文化特色在北魏辽金,精华在佛教,重点在古都,因此大同可定位于"魏辽佛教文化旅游之都",以云冈石窟为主体,构筑平城文化体系,以古都为载体,打造大同佛都旅游胜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