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周人与最早的“中国观”

西周初年的岐周人最早使用“中国”一词 ,其后通过大分封赋予其以疆域、人民、文化、主权等内含 ,使之变为一种观念体系 ,形成了最早的“中国观”     

论“崇德”

“崇德”就是崇尚道德 ,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崇德观念的出现 ,可能在西周末年或春秋时期。崇德包含提倡“德治”与注重“修身”两层意思。崇德观念对于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对于“崇德”的提倡与继承不是无条件的 ,因为“崇德”的许多内容既有积极的方面 ,又有消极的方面     

食学的发展与中国饮食研究学科化道路探索

"食学"一词最早见诸中国学术界,大概是源自萧瑜教授1966年于我国台湾地区出版的《食学发凡》一书。顾名思义,"食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各种饮食现象、行为、思想及其规律。"食学"概念的出现虽然较为晚近,但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重视饮食研究,《礼记·礼运》就有"礼之初,始诸饮食"之说。据史籍记载,两汉至唐期间,《隋书·经籍志》所载食经已达71卷,《新唐书·艺文志》则达171卷,郑樵《通志》则记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试论贝为中国最早的货币形式

学术界一般认为殷周时期的贝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货币形式,但却缺少论证。实际上,关于一个国家最早出现的货币形式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历史上存在的实际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它既需要有实际材料来说明,同时更需要从理论上对实际材料进行论证。本文研究分析了中国殷周时期有关贝的各种文字记载和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论证和说明了贝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货币形式。     

“境界”忧患一百年

王国维的“三境界”说既非仅仅在讲诗词艺术,也不是主要在讲成功者的奋斗经历,看看上一世纪初王国维和中国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疾病”的反省与忧虑就知道,他之提出“境界”说,其深处在于针对中国文化的“实际”与“通俗”性质而强调其超越性的“高致”领域,“境界”说是2 0世纪初王国维开出的一副治疗近代中国“衰弱至极”的文化苦药。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分期:学着讲、照着讲、接着讲

中国的哲学思想尽管非常古老,但作为系统化或专业学科门类的哲学却是在20世纪初产生的。20世纪中国哲学可分为三个时期从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是中国哲学“学着讲”的时期;从”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哲学“照着讲”的时期;从1978年到世纪末是中国哲学“接着讲”的时期。中国人在哲学上当了一个世纪的学生,在21世纪应该毕业了,有资格、有条件、有必要“自己讲”哲学了。     

“平话”概念流变考

“平话”是一个动态的历时性概念.元代是“平话”概念得以产生和确立的初始阶段,而明清则是“平话”概念获得进一步发展和出现新变的时期,不仅名称和含义出现了由“平”向“评”的转移,性质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本只是作为口头和书面话本存在的“平话”,在此期间指称对象又逐渐扩大到表演伎艺和小说文体,具有了文学和文艺的双重属性.因此,在使用和界定“平话”概念时,既要注意其一以贯之的本质内核,又要注意不同时期的变化,还要注意指称内容的性质.     

解读古代中国的“忧郁感”

文章以范仲淹《岳阳楼记》等中国古代文献为主要对象,讨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忧”、“愁”和“忧患意识”等概念的文化内含,及其与现代西方文化中相关概念的差异。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忧郁”(melancholy)是西方文化进入现代历史运动中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和人与宗教的分裂是忧郁产生的两个基本根源;尽管古代中国有这些情感色彩相近于“忧郁”的概念,但由于中国封建文化的独特背景,它未具有现代性文化内含的“忧郁”观念。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农牧关系: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农史考察——兼论历史早期的“中国”边界

历史时期形成的旱作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旱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的,种养结合且结构功能较为完整的农业类型;而所谓游牧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游牧业为主,结构功能并不完整的农业类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伴随作为游牧农业因素的家养牛羊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后出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开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形成并逐步发展;至晚商时期开始,家马的出现与用于骑乘,使得上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或分化、或转型,在晚商西周春秋时期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之间基于农业类型的差异而形成的界限逐步明晰化,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农牧关系。农牧关系的形成导致晚商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变动,中原王朝与蛮夷戎狄的界限开始萌发并逐渐明晰,彼此之间的冲突融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同时,西周王朝关于“中国”的地理边界得以明确,“中国”概念的形成标志着早期国家突破了“华夏”血缘族群认同的唯一纽带,地缘政治认同开始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在西周王朝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古今演绎

“中国”一词,从古至今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初义为“中央之城”,后衍生出“天下中心”等义,其语义曲折流转之间,不仅隐含着疆域推衍,而且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中国”作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汉唐史籍已有记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至近代演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中国学人中的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国名的简称为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中国”一词的使用,须全面观照其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     

“隃麋”考——陕西省千阳县历史地名及相关问题研究

相关历史文献、金石文字以及出土实物证明,“隃麋”是今陕西省千阳县在两汉时期的正确县名写法,《后汉书》等写作“渝麋”或“隃糜”均为传写之误。隃麋墨,产地为隃麋、材质为松烟、形制为丸状或锭状。关于隃麋墨的记载,最早出自东汉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而不是最常被引用的东汉应劭《汉官仪》。     

“西周国”在黄河下游的发源与传承

<正>古人认为,自周人始祖后稷至周文王等十余代人,都曾担任过西周国、或西伯国的氏族领袖。周人也认为,后稷是他们的始祖,并把他尊为“农神”,西周建立后的农官之长也以“后稷”命名。从后稷到文王之间,《史记·周本纪》《世本》等史典记载共有十五代,而《汉书》记载有十八代。这其中“后稷”“不窋”的个人名称与氏族名称之间,已很难分辨。相比之下,作为氏族的“西周”或“西伯”要比作为个人的“西周”或“西伯”历经的历史要长一些,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论证。     

“东方式嫉妒”质疑

]“东方式嫉妒”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描述我国国民性的概念。除了极个别文化 ,绝大多数文化都存在嫉妒 ,而且 ,嫉妒导致的结果也是相似的。中国人与外国人嫉妒的差异主要在于对付或处理嫉妒的方式上有不同的侧重点 ,而不是只有中国人善妒 ,或中国人的嫉妒才产生仇恨     

符号意识、文字观念与中国意象思维的萌芽

衍形文字是中国文学的载体.这一独特的文字结构起源于中国古老的符号意识,营创了文学(“文”)的原始思维.刻划符号、外部纹饰、器物形态形成了“制器尚象”的文明传统,亦催生了汉文字的成熟,使得文象并存,意象重构.以像表意,逐渐形成华夏文化的独特思维结构,并直接推动了意象观念的萌芽.     

周敦颐“无极”、“太极”辩

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开章首句就是“无极而太极”。“无极”和“太极”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范畴。最早使用这两个范畴的并非周敦颐。但是,对于周敦颐的“无极”、“太极”两个概念的解释,古今学者从来莫衷一是。为了向前辈和同人学习,在此谈一谈自己的浅见,希望得到同行者的指教。 在探讨“无极”、“太极”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之前,应该首先弄清《太极图说》是否是周敦颐所作。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就有过争论。陆九渊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梭山认为《太极图说》“疑非周子所为”,如果确系周敦颐的著     

“文化”概念辨说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地不断兴起的“文化热”潮流,使得包括不同民族在内的整个人类对于“文化”的概念再不陌生了,人们逐渐感到,“文化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体与民族的界限,成为与人类命运相关的大课题。但是,在此之前,不同的民族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却很不同。中国汉文字系统关于“文化”概念的理解,就很有独特性。笼统地说,“文化”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观点显然是不够严格的。古汉语中“文化”一词与现今流行的“文化”概念相去甚远,而且“文化”作为一个完整词组出现也是后来的事。首先出现在古汉语里的“文”字,如《尚书·序》曰:“由是文籍生焉”。这里的“文”即指文字。《尚书·大禹谟》为了称颂大禹的功德,也提到了“文”字,其中     

《说文解字》所收标点符号“■”“丶”考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收入了两个符号“ ”、“、”。这两个符号不是文字符号 ,而是标点符号。“ ”号最早见于西周金文 ,后来用法日益丰富 ,相当于顿号、逗豆、分号、句号、章节号等。“、”号的源头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 ,其形体有几种变体 :大圆点、中圆点、小圆点、长顿点、短顿点 ,均属“点”的系列。其作用相当于篇号、章节号、句号、分号、逗号、顿号、重文号、合文号。     

中国心视界下的“厚德载物”论析

中国心是中国人所具有的文化心理特质，其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中，“厚德载物”中的“物”是一个人所具有或想取得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身外之物，“德”是与它们相符合能够承担起这些身外之物的心理素养。“厚德载物”就是不断培养、增进、厚实或提升与人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相匹配的素养即德性。否则，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依据这一概念，“中国心”是承载中国人身份的必备条件，要做一个能承担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的社会责任或使命的中国人，就必须培养和增强中国心。承担的责任或使命越大，“中国心”就应越强越大。基于此，德育应该把培养学生的中国心尤其是中国文化精神作为重要教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