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对近代社会民族观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状态常常是由于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引起的。因此,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均对“夷夏”民族关系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根据各自所处的时代状况与需求作出了相应的论述,由此汇成了一部源远流长的“夷夏论”史。本文着重从西周“封建”设“要服”、“荒服”;孔孟时代“尊王攘夷”和“夷夏观”;江统《徙戎论》;宋人石介《中国论》;近代社会“体用”论争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等几方面入手,对这一富于政治意义与学术价值的重大问题作系统性研究,这不仅对理解民族关系理论演变是十分必要的,抑或可以说对理解和处理当代民族关系也是大有裨益的。     

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部先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上古的民族形成史。说得更加明确一点,则是夷夏形成史。 夷就是蛮、夷、戎、狄,夏就是华夏。古代的民族当然不能与近代的民族等量齐观,说它们是民族,无非因为以民族学的眼光去看,它们是互有区别的共同体。夷和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中国各民族的先民,在远古的蒙昧时代里,既不叫蛮、夷、戎、狄,也不叫华夏。据神话和传说,他们叫九黎、三苗、炎帝氏、黄帝氏等等,都生息在中原或者靠近中     

略论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观

中国古代先民心目中包含“中国”和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在内的“天下”具有某些现代国家的 属性。“中国”一词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在春秋大一统学说中,“中国”和“天下”终究是要合一的。     

少数民族与龙

今年是龙年。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不少民族很崇信龙,视龙为吉祥如意的化身。早在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东部的夷、西部的戎、南部的蛮、北部的狄、西北部的黄帝族和中部的炎帝族,族徽图腾逐渐演变为以蛇身为主体的猪嘴、鸡爪、鱼鳞、鹿角的龙,它是综合了各氏族部落图腾的多种特征,是氏族     

论楚俗的形成

<正> 楚人起自中原,封于南域,其风俗与中原华夏诸国差异极大。中原乃仪之乡,而楚处蛮夷之间,蛮气氲氤,华夏诸侯素以蛮夷视之,“荆蛮”、“楚蛮”、“南蛮”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楚人一向也以“蛮夷”自称。楚子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武王三十五年(前     

东汉时期的湖南蛮族起义

<正> 东汉时期,湖南分属于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皆为荆州所治。现今湖南一些少数民族如土家、苗、瑶、侗等族的先民就居住、活动在这广袤的地域之内,古籍中称之为“武陵蛮”、“武陵五溪蛮”、“五溪夷”、“长沙蛮”、“桂阳、零陵蛮”“澧中蛮”、“溇中蛮”等等。在东汉时期,他们曾先后举行过数十次规模不等的反抗斗争,     

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

<正>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突破了王权在种族血统上的藩篱,推动了汉人天下中国观的第一次调整,打开了汉人接受非汉政权的突破口;他们自居“中国”,促使“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中华”名号将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凝聚在了一起;他们以实现统一作为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推动“大一统”成为各民族的共同期待;他们自认华夏,确立了以华夷观为中心的民族观,在承认夷夏之别基础上推进柔和夷夏、混同一家的民族政策,推动各民族融合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或族群。这一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自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代“滇夷图”溯源——国家博物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夷人图”关系考释

古代图像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是历史学、民族学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滇苗图说》、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滇夷图说》是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民族图册，近年不断被研究者关注和引用，这两种图册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滇中百蛮图》有密切关系。本文考释了三种“夷人图”的绘制年代，绘制背景，发现它们均源自清初编绘的《百蛮图稿》,该图稿是清代最早的“夷人图”,对认识云南众多“夷人图”的源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还订正了《滇苗图说》《滇中百蛮图》图册装裱过程中图说错贴问题，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古代民族图像信息。     

"五方之民"格局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

文章论述西周春秋时期"四夷"之夷、蛮、戎、狄与"四方"之东、南、西、北搭配结合的演进历程,探讨了"四夷"、"四方"间的搭配结合与"五方之民"格局形成的渊源关系。《礼记·王制》提出的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五方之民"格局,是战国人关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的理想与展望;而司马迁《史记》所构建的秦汉国家民族地理格局,才是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现实反映。     

“飞山蛮”浅谈

中南和西南广大地区的少数民族,历代统治者对他们统称为蛮或夷。可因时代或住地的不同,又有不同的族称。秦时称黔中郡的少数民族为“黔中蛮”,西汉时改黔申郡为武陵郡,居民被称为“武陵蛮”,到东汉时又因境内有五溪,故又有“五溪蛮”之称。唐宋时,溆州地区的少数民族被称为“溆州蛮”,对居住于飞山一带的居民则谓之“飞山蛮”。笔者曾对“飞山蛮”进行粗略的调查,现简略报告如下,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中华史论

中华是由“天下一体”的中华到“中华一体”的中华。中华最初是由多元的民族融合而成的华夏族(汉族)在中原的称谓,进而为在中原多民族的称谓,最后才发展为四裔各民族在内的全国的称谓。这中间是经由变外为内和变夷为夏的长期历史过程才完成的。 一、释华夏 夏与华在观念上不完全相同。夏、华初不连称,到后来华夏方成为一个总的称谓,但仍单称为夏、为华,而内容与含义也逐渐相关联。     

秦汉时期“蛮”的系族浅识

<正> 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里,“蛮”作为现已消失了的古代民族,是值得我们认真地探索的。如果追溯到有正确纪年的《左传》所记载的公元前611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开始,“蛮”在我国历史上活动的时间就有2000余年之久,其纵横骋驰的区域则遍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和南部中国。然而,对这样一个曾经长期活动在广宽地域上的古代民     

晋国的“和戎狄”策略

春秋时期的晋国,是在夏朝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长期与戎狄为邻,到西周末年,也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春秋初期,它先后剪灭耿、魏、霍、虞、虢等诸夏小国,疆土仍局限于晋南汾水地区,实际上依旧处在戎狄的包围之中。在南面,有骊戎、茅戎、姜戎、陆浑之戎等;在西面,有河西的白狄;在北面,有北戎、山戎、无终等;在东面,自北而南,均属狄所有。于是,造成了晋与华夏诸国的隔离状态,以致齐桓公称霸会盟,晋很难前去参与。显赫一时的霸主晋文公,在谋伐周襄公时,也要贿赂草中之戎与丽土之戎,     

古代賨人与现今土家族的共同之处

賨人,是古代活动于巴国和楚国边境(今湘鄂川黔四省边境地区)的一个土著部族。这个名称,是因该部族以“賨”为“赋”而得名。在战国秦昭襄王时(公元前306～251年),賨人因射杀白虎立功之后又被称为“白虎复夷”,又曰板楯蛮。上述诸名都是对该部族的他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价值取向分析

中国古代夷夏观主要包括“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两个命题。本文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命题并不是两种对立的民族观，也不存在落后与进步的分野。实际上，夷夏观两个命题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主张民族压迫、论证政权合理性、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封建化是二者共同具有的政治价值取向     

蚩尤:中国面具的首创者

五千多年前,苗族祖先蚩尤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战神。传说他的母亲一次吞下了七颗能生育的药丸后生下他七个孪生兄弟。他为老大,称为索戎(即仡戎)、大戎,苗民敬称为“剖尤”(即尤公)。蚩尤殁后被封为水神龙王。兄弟之中有一位叫索贵(即仡贵),亦有“急行追风,快行捕雨”的本领,殁后被封为雷公。这俩兄弟在《椎牛祭》中均处于被崇奉的尊位。蚩尤首创面具是出于巫术和征战的需要。他是九黎苗蛮集团的首领,曾与发祥于苗河上游、姬水之滨的黄帝(苗族巫辞中称之为来王姬)反复较量在逐鹿之阿。苗族“椎牛祭”保留了对这场被载入史册的战役的具体描述与…     

福佬人论略(上)

在我国汉族南方诸族群中的“福佬人”,其“福佬”的名称系由历史上的“福建夷獠”转化而来。六朝永嘉之乱、侯景丧乱,使大批中原难民辗转流入福建和广东东北部地区,开了蛮汉交流的先河;唐初闽南粤东地区发生的“陈元光平蛮”,促进了福佬先民的酝酿;隋唐时期泉州“市井十洲人”的出现,及由泉州土著与中原江淮移民两种语言融汇而成的泉州方言的基本形成,则意识着福佬族群已基本孕育成熟。     

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

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古代越人的纺织业

古越人,主要活动于我国南方的江浙、福建、两广、江西、台湾等地。从商周得西汉前期,越人的纺织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本文拟从史籍和出土文物,对此课题进行初步探索。 一 《尚书·禹贡》载:“扬州之贡,鸟夷卉服,厥棐织贝。”颜师古注曰:“卉服,絺葛之属。”刘敞曰:“予谓织贝特叙鸟夷之下,明鸟夷之棐也,缉(织)贝为布如厚缯,今亦     

侮辱性称谓应该废止

在解放前的黑暗岁月里,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原因,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书写,往往带有侮辱性质。像凉山彝族就被称作“蛮”、“夷”、“倮倮”甚至书写为“蛮子”、“猓猓”……这种反动思想毒害着各民族的广大人民,直接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团结,特别在民族杂居地区,影响就更显著、更严重。一九三六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凉山,毛主席本着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亲自把“夷”字改为“彝”,一洗了侮辱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