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中"洋雅"与"土俗"之战

中国现代文学中曾有一次"洋雅"与"土俗"之战,然而都往往被学界所忽略了.其实,这场"洋雅"与"土俗"之战,关系到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性问题,我们不能不反思这一重要问题.     

吴康斋哲学思想之特色及其意义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康斋哲学思想的特色及其意义作了一简要概括,指出康斋思想的特色在于"一禀宋人成说",即严守朱子之矩镬;康斋哲学思想的意义在于其对明代心学有"启明"作用,即其所谓"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其实,康斋之学乃圣贤之学,其对明代心学之"启明"并非学理上之"启明",而是笃志圣贤之实践.康斋之人格与实践乃康斋哲学思想的特色与意义之所在.     

试论庄子思想对贾宝玉“命”的观念的影响

在古代汉语中,"命"有三种词义:一是命名、命令,即语言之命;二是生命;三是命运.每个人对"命"都无法逃避,从古至今,如何对待"命"始终是人一生中的重大问题.庄子对"命"有其卓越于世人的见解,而<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对"命"亦有深入的思考.从贾宝玉弃置语言之命、涵养生命之命、超越命运之命三个方面来分析庄子思想对贾宝玉"命"的观念的影响,从而探讨庄子思想与贾宝玉形象之间的文化源流关系.     

论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马"

伯乐据说"善治马""善驭马",而更多迹象表明,伯乐是早期相马技术经验的总结者.伯乐有晋人秦人或赵人秦人异说.有学者认为,"春秋之末似有两伯乐",一为"赵人","另一伯乐为秦人也".而《吕氏春秋·观表》说到"古之善相马者","秦之伯乐、九方堙,尤尽其妙矣",是值得重视的信息.《淮南子·道应》有伯乐推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马"的故事,其中说到"相马"的技术与理念.伯乐举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良马","三月而反报""得马""沙丘","马至,而果千里之马",或说"马至,果天下之马也"的故事,使人联想到汉武帝时代向西北方向寻求优良马种以充实天子之厩并提升汉王朝骑兵军团战马素质的努力.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天下之马"事,或许可以看作汉武帝时代"天马"追求的历史先声.     

中国古代诗话及其汇编之体的承传

中国古代诗话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大线索中:一、在单部诗话之体上,有"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之体的承传;二、在诗话汇编之体上,有分门类编之体和据人而编之体的承传.诗话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影响着我国古代诗话发展的走向,决定着古代诗话多方面价值的展开.     

《红楼梦》中的《春秋》大义

《红楼梦》乃曹雪芹的"哭泣"之作,他在小说中确为"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之女儿们的人生悲剧而哭,而且属于感情深、哭泣痛者.但曹雪芹深以为悲痛者,又远不止女儿们的人生悲剧.曹雪芹所悲者,有身世、有家国、有人类社会,其在《红楼梦》中所再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人身陷其中而又不能自拔的悲剧.曹雪芹并没有把再现如此的悲剧为小说的宗旨,而是在探寻悲剧之因和从悲剧中走出的路子.曹雪芹以女娲所炼的补天之石为小说的引子和线索,显然是有寓意的,这一寓意中更多的是积极意义的探寻.所以,曹雪芹有孔子"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感,《红楼梦》寓有《春秋》大义.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注释商榷一则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文选>"郑伯克段于鄢"一则中"郑武公娶于申"中的"中"应指西申,而非邑谢之中.中戎与中国有别.西申与谢中和西周之亡都有关系.又"郑伯克段于鄢"的"鄢"应为"邬"之误.     

王船山元气论阐微

王船山所谓"气"是一个含义错综复杂易致误解的概念.但从根本上,船山认为气是元气,是宇宙及其万有之本真.元气以"合二为一"又"分一为二"为特性,故有种种之变化,生出形态各异的气,形成特定的气化层次结构,使宇宙化生从无体无形到有体无形,再到有体有形,体用兼备,各成一定之体用的现实事物层面.     

汉字中所蕴涵的崇土文化心理管窥

汉字中蕴涵着先民的崇土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的形成原因有三:一是先民对"土"之畏惧与依赖而产生的一种崇敬心理情绪;二是远古先民部落首领居山岳而形成的丘岳文化之遗迹对先民心理的影响;三是洪水之时民登高土获救而发展之历史记忆之作用.其崇土文化心理不仅有汉字可考,而且有古代文献可为佐证.     

论韦庄诗歌中的伤时伤事伤己情愫

"清词丽句"固然是唐末五代诗人韦庄诗风的特点,但韦氏却并非是唯美的形式主义者,他的诗歌往往在清词丽句的华美中蕴含着浓郁的伤时、伤事、伤己情愫.就其诗歌所选题材与所要表达的情感而言,韦庄与杜甫诗作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即二人诗作中都有鲜明之"我",然而杜诗中之"我"乃心装天下之大"我",韦诗中虽不乏有忧国忧民的大"我"之悲,但在大"我"之中却往往多了一层顾影自怜的小"我"之叹.     

《易》之"象"与《诗》之"比兴"

在《易传》的阐释下,按照《易》之所成及所指,《易》之"象"有以下三类含义:一、卦、爻以及其征象;二、象征,模拟;三、物象,意象.《易》之"象"与《诗》之"比兴"相类.《诗》之"比兴"离不开意象,某些意象具有原型的意味,内涵丰富.《易》以"象"认识自然和社会,《诗》以"象"表情达意,它们以取象思维为基础,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唐宋茶诗词中的三种品茶意境

以唐宋茶诗词为研究材料,深刻地阐述了唐宋茶诗词中的三种品茶意境:一是"有我有茶"之境,是"我"寄情于茶的和美意境,二是"茶我同一"之境,是"我"与茶融合为一整体的和美意境;三是"无我无茶"之境,"我"与茶都已融入了天地之间,世界一片空灵,"万物与我同一",亦即"天人合一"的最高和美意境.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德治”本意之探源 ——法治语境下的重新考释

在当前中国法学的语境中,一说起"德治",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就有"德"--"道德"--"道德治理"的联想,中国传统社会则被认为是道德治理的典型.然而这种观念并没有说出"德治"的核心理念,只是一些学者想当然的结果.事实上,"德"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上并不具体指称道德,它主要是一个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概念.相应的,"德治"也并非道德之治,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贤人之治和民本之治两个核心内涵的有机结合.此外,由于道德具有更多的主观性、情感性等内在面相,它根本不能构成一种治理方式,法学界所谓的"道德之治"实际上所要表达的应该是伦理之治的意思.     

《论语》中的勇:历史建构与现代启示

<论语>中"勇"字具有几种不同含义,集中表现在"子路之勇"论说上面.<孟子>、<荀子>中勇之类型学均致力于勇者人格的塑造,其"大勇"、"上勇"之"大丈夫"、"士君子"之德性既有内圣挺立之一面,亦兼有外王之内涵,而此勇者之原型游弋于"曾子之勇"与"文王之勇"之间.降至宋明理学,"勇"之论说生面别开,"颜子大勇"的论说成为各种"勇"论的主调,仁、智、勇三达德的排序亦成为"成德"与"入德"关系问题而得到专题讨论,勇德内敛为一种内在德性生命的品质.至近代,面临列强觊觎之危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士人重塑"勇"传统,"孔子大勇"定下了<中国武士道>一书的基调.胡适之<说儒>实属重谈"梁调".现代儒家的义理建构中,"勇"几乎不占有任何地位,作为"三达德"中的一目,勇德几近形同虚设.在"英雄社会"、"圣贤社会"不再的"当今时代"之中,还有无必要谈论"勇"以及如何谈论"勇"?他山之石,或可给予我们启发.     

论邵雍的生死超越与价值追寻

邵雍弥留之际,与前来探病的友人司马光、张载、程颐有三次关于死亡的对话.对话表现出邵雍对生死超越之态度,但未获得张、程认可.邵雍以天地万物运化皆有终始消亡,认知到人的死生为一之理,因此在临终时,邵氏表现出"戏谑"的洒脱之态.邵雍对生死的超越之境界,之所以不被张、程认可,在于邵雍未体认到儒者"在生"时的责任和担当,故而尽管...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记油画《泰山》的创作

华夏齐鲁之地,有"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之美誉.泰山为"五岳独尊",万代瞻仰.春秋时期,诸多伟大思想家如孔子、孟子等及其弟子都直接受到过泰山的影响,正如孔子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名言,体现了两千年前齐鲁之邦先贤圣人之胸怀气度.     

成都"天府论"考

成都自古即有"天府"和"天府之国"之称,其最初得名略晚于关中,以后取代关中,这已成千古定论.根据苏秦、张良、诸葛亮之定义,所谓"天府"和"天府之国",必须具有"四塞之国"、 "沃野千里"、 "天子之都"三个标准.后来太原、北京、沈阳、江淮以南、闽中等地先后有"天府"之称,但均因缺乏其中一条或多条标准而够不上"天府"和"天府之国"之称谓,也自然为历史所淘汰.目前在成都未丧失上述条件前,来开展评选"新天府"活动则毫无意义.     

从《伊川击壤集》看邵雍的风月情怀

"风月情怀"是指一种与自然相契合的审美意识和诗化的生活作风,从其中包含的形而上的追求而言,它又是与道合一的生命体验.欢乐之情是邵雍风月情怀的精神性内核和情感主导趋向.具体说来,邵雍的欢乐之情有三个层面的内涵,即他在《伊川击壤集序》中所说的"自乐"、"乐时"与"(乐)万物之自得"."自乐"即隐居生活中的安闲之乐,它与"乐时"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乐)万物之自得"是一种本体之乐,它既是审美情感,又是情感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