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程序开始的条件及司法审查——对“合并重整”的质疑

因重整程序涉及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且成本巨大,其开始不仅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的条件,法院还应审查企业是否具有再生的希望。对此,从比较法的实践来看,重整主要适用于大型企业。另外,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中,普遍存在所谓的＂合并重整或者整体重整＂,是违反程序和实体法规定的。如果具备了法人人格否认的条件,应按照连带责任的方式来处理之,而不是创造程序搞＂法外之法＂。即使这些关联交易者具备重整原因,也应分别受理、分别申报债权、分别进行程序而不是合并重整。     

破产重整中的债权人保护问题

通过对中国现行破产整顿制度在债权人保护方面的立法进行分析,指出中国的这一制度与国际通行的企业重整制度之间在法律关系、适用主体、法定程序和执行机构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相关的在立法指导思想、程序构建等方面存在的主要缺陷,提出中国需要进行一次新的重整立法,并就中国在债权人保护方面如何进行重整立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中国法院对重整计划强制批准的问题与解决

法院对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是破产法中的核心法律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法院对重整计划强制批准的司法适用。中国法院对这一“舶来”法律制度的司法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严重的社会本位主义、盲目过高的适用比例、与正常批准的关系颠倒、缺乏全面的审查规定、对普通债权人的保护不利等。要回归法院强制批准正确的司法功能,确保中国法院对重整计划强制批准的正当适用,就必须借鉴《联合国破产法立法指南》及域外的立法,结合2018年最高院《破产审判会议纪要》“审慎适用”规定,从理论、立法和司法层面寻求对问题的解决途径包括充分认识法院强制批准权力的属性、正确定位正常批准和强制批准的关系、修订完善强制批准的实体审查条件、合理构建强制批准的审查程序等。法院对重整计划强制批准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中国《企业破产法》的修订完善。     

论预重整制度在平台企业中的构建

现行破产重整制度因平台企业主体和债权人主体认识存在误区且缺乏互信、重整程序模式较为呆板而难以达到挽救企业的目的。将预重整制度引入平台企业领域,并结合平台企业的特殊性,从赋予多方主体程序启动权、界定预重整制度与邻近概念的关系、尊重私人意愿的同时尊重审判执行活动、确立禁反言原则并完善救济程序等方面对预重整制度进行改造,从而构建适用于平台企业的预重整制度,凸显其连接破产重整程序的桥梁纽带功能。     

关于建构中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的思考

破产重整制度的本质是司法性破产预防制度。该制度的立法目标是通过司法程序帮助困境企业实现再建和清理债权债务。中国现行破产法的破产重整制度作为立法失败的典型受到广泛批判,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没有理清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运作机制。在中国破产法重新修订之际,笔者重新认识了破产重整制度的功能价值和内在机理,提出建构有效的中国破产重整制度的战略思路。     

市场机制与企业技术创新

从需求拉动、企业规模、技术扩散、技术创新风险和国际贸易等理论以及某原国营企业的创新实践,分析企业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的内在关联,指出解决当今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不高的关键是健全市场机制。     

试论我国的企业重整对象

公司 ,尤其是股份公司的破产 ,因其所具有巨大的牵连性 ,将会给社会带来难以估计的负面效应。可谓是应运而生的重整制度 ,在这方面较破产与和解制度具有相当的优势。我国近期将对重整制度依法确认 ,而我国的企业重整对象 ,即我国重整适用主体的范围 ,也应是我国重整立法中颇具现实意义的一个问题     

关于建立企业重整制度的构想

企业重整制度已成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企业破产的重要法律制度, 而我国的《企业破产法》仅对全民所有制企业提出可以整顿, 且整顿制度不够规范。本文从建立企业重整制度的必要性出发, 认为, 我国应制定一部完整的《企业重整法》,并着重论述建立企业重整制度的原则及立法构想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谱系浅析

本文从共时性研究的角度,初步梳理了中国传统管理理论各学派理论演化逻辑及其内在关联,指出:传统中国管理思想体系本身,是一个由多种管理学派构成的"管理理论丛林"系统,各学派在管理目标、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等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谱系,各学派既各有特色,又具有相对共性,共同形成了东方管理理论的鲜明实践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实践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思考

会计准则是指导会计实践的理论依据,同时会计准则又是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会计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会计准则也要随之变化,进行相应的修改、充实和淘汰。文章对《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特点进行了系统归纳,以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为比较依据,指出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在实际应用中所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解决所存问题的基本思路,对完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优势模型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区位战略

以日本著名企业国际战略投资学者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基本参照,对比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优势及发展的战略方向。提出中国当前企业国际化不适用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的结论。指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顺序依次是首先应是高科技企业;其次是传统制造业企业;然后才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论破产重整制度与债权人利益之对立统一

我国企业破产法中新增的重要内容——破产重整制度在发达国家已经实施多年,但在我国的实施才刚起步,效果尚需观察。传统清算等破产法律制度给人们造成的固有思维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重整制度的理解与适用。重整制度的产生和立法价值旨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重整制度与债权人利益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复杂利益格局中处理好重整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债权人的利益,需要正确、恰当地把握利益平衡关系。     

市场营销的作用与理论缺陷

论述了市场营销通过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开辟企业新市场为企业带来高额附加值的重要作用．指出了西方经典营销理论强调市场营销的普遍规律而忽略个性化营销的缺陷,分析了中国消费者与西方消费者不同的消费特点,认为西方营销理论应用于中国市场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最后对市场营销理论提出了新的认识。     

重整计划制度比较研究

重整计划是重整程序中最重要的法律文件。各国(地区)重整立法均予以充分重视。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对之也加以重点规定。从拟定、通过、批准与执行等四个方面对重整计划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为我国将来的立法完善及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美国贸易救济法之非市场经济规则的理论起源

美国贸易救济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是中国出口企业在应诉美国贸易救济调查时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中国在美国贸易救济调查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不仅使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着替代国、一国一税或替代基准等歧视性规则的适用,而且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被抹杀。美国学者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接合理论、经济优势理论以及国家利益理论分别从制度、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的角度解释并论证了美国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贸易关系并将中国融入以自由贸易(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贸易体制的理论依据,并构成美国对中国适用歧视性贸易规则的理论基础。对非市场经济规则理论起源的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实质,而且可以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正确对待中国在美国贸易救济法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并寻求应对策略打开新的思路。     

合并会计理论的比较与选择

当今会计理论界关于合并会计理论主要有三种,即实体理论、所有权理论和母公司理论。这三种理论在合并理念和合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差异。通过对各种合并理论及其方法进行比较,指出其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并简要介绍国内外合并会计理论的运用现状。最后,从具体国情、经济实质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对中国的合并会计理论选择提出建议。     

以和谐世界的理念探析直接适用的法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一系列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的观点和主张,这是和谐社会理念在国际层面上的延伸。立足于国际私法的研究领域,以直接适用的法为切入点,运用和谐世界的理念来解决该理论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期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完善直接适用法的理论与实践。     

“后法优于前法”规则适用难题探析

"后法优于前法"是与"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相并列的法律适用基本规则之一。中国《立法法》第83条的规定,既是中国法律首次对"后法优于前法"规则的明文确认,也是首次对"后法优于前法"规则适用条件的设定。但在实践中,规则的适用并非是一件易事,尤其在以下三方面还存在较大争议和分歧:第一,在特殊情形下前法与后法的界分;第二,规则适用条件之具体内涵;第三,该规则与其他基本适用规则碰撞时应如何选择。通过对这三个事关规则正确适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探讨分析,用以推进对这些至今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的研究。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实证分析

新<破产法>构建重整制度后,上市公司成为了适用该制度的主要主体.破产重整虽以社会利益为首位,但仍应对债权人的利益加以平衡保护.本文以新<破产法>实施以来被法院裁定破产重整的2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在买壳上市的模式下,债权人由于不能分享上市公司壳资源所带来的价值,其利益实际上是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对此,应该修改现有的债权人重整利益是否合理的评价机制以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有效保护.     

论航道法的公物立法框架

立足于当前航道法起草工作的大背景,针对航道法与航运法合并立法的立法思路,从航道的公物属性出发,依托公物法的理论框架推导出航道法的立法框架,提出航道法立法的新思路。这一立法思路体现了航道的公物特色,重整了航道领域内的相关制度逻辑,增加了航道立法的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