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并无第二夫人

<正> 在1980年的全国第一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了陈淑卿系蒲松龄的妻妾之说(见《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所载《蒲松龄与陈淑卿》一文).继而又有《关于蒲松龄的第二位夫人》一文肯定了蒲松龄确曾有一位第二夫人——“无名氏”(见《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随后,以蒲松龄与其第二夫人为题材的各种剧本、小说等文艺作品亦相继问世.自此,蒲松龄     

“浮白载笔,孤愤成书”

自孔夫子以来,统治阶级就以“资治”、“劝惩”做为文史著述的基本宗旨。至司马迁才提出“发愤”一说,强调了以作者的主体爱憎情感为基点(即不以统治者意志为依归)的批判精神和理想追求,带有明显的离经叛道色彩。再至蒲松龄又把司马迁的“发愤”说援入文言小说创作,他把自己的创作情境概括为“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十个大字,进一步发扬了司马迁的伟大战斗精神。吴昌炽的《客窗闲话》,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许奉思的《兰苕馆外史》等一样,也是这一创作路线的产物。     

康熙年间的“说快书”

<正> 蒲松龄的《聊斋俚曲集》里,记载了一种“说快书”的曲艺形式,它和“耍把戏”、“弄傀儡”、“唱道情”一样,“上那十字街前,耍给人看,挣几百钱好买啥吃”。蒲松龄是山东作家,因而使人联想到这说快书和山东快书的关系。有关山东快书的历史渊源,向无文献资料记载,老艺人的口头传闻,有产生于万历年间、道光年间、咸丰年间三种说法。蒲著俚曲是康熙年间的作品,其中既     

继武《聊斋》有《耳食》——记足本《耳食录》

清代的笔记小说,集汉魏志怪志人小说和唐代传奇文之长,踵事增华,发扬光大,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称得上是登峰造极之作。所以在乾隆间印行不久就风靡南北,几乎家有其书。《聊斋志异》在笔记小说中的地位,足以和通俗小说中曹雪芹的《红楼梦》相颉颃。“笔记小说”一词,是在近几十年才出现的,过去的目录学里本来无此门类。它和历代的“笔记”相近似,两者的区分,大体上说,凡具有故事情节的为“笔记小说”;其随笔散记     

“孤愤之书”·“消遣岁月”·“游戏澜言”——蒲松龄、纪昀、袁枚小说创作心态之比较

相同的兴趣爱好,使蒲松龄、纪昀、袁枚都选择了文言小说这一文体,但不同的生活经历,尤其是迥异的科举之路,使三人的小说创作心态明显有别:蒲松龄借《聊斋志异》宣泄孤愤;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成书源于消遣;袁枚《子不语》的问世出自游戏。     

论先秦“小说”

庄子所说的“小说”不但确实是指一种文体,而且在先秦时期,也确实存在着一类名为“小说”或“说”的作品。这类具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叙事性作品的性质,既不同于神话、寓言,也不同于历史记录,只能叫做“小说”,它们是中国古代小说萌芽时期最早的一批产品。因此,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应当从战国时期算起     

“观”是猫头鹰吗?

读了《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四期萧兵同志的《“观”是猫头鹰》一文后,查阅《庄子》原文,觉得把《寓言篇》之“观”字解释为猫头鹰,是欠妥的。本来,《庄子·寓言》中的“观雀蚊虻”四字,历来意见分歧。陆德明《经典释文》作“彼视三釜三千锺,如观蚊虻相过乎前也”;(无“雀”字。)又说:“元嘉本作如鹳蚊,无虻字”;俞樾说:“因观误作鹳,则鹳蚊虻     

蒲松龄的民族成分与历史上回回民族的变化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溜川(今山东溜博市南)人.能诗文,善俚曲,自幼热中功名,终生屡试不第.因一部《聊斋志异》而名扬中外,由此而引起世人对其生平、家世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更是众说纷纭.就目前见到的有关文章、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有四说,即“回族说”、“女真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198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撰写的《薄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以下简称《说法》)一文,就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四种说法,作了综合介绍.为了论述上的方便,现将蒲松龄回族说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浅析《红楼梦》里的“梦”

浅析《红楼梦》里的“梦”黄燕尤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学艺术峰巅的长篇小说《红楼梦》，早以它精湛的艺术赢得了世界声誉。《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之一，正如小说标题所提示的，是全书贯穿了一个“梦”字。可以说，小说以“梦”的形式作为艺术表现的载体，把理想与现实，梦幻...     

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看《隋志》的小说观念

《隋志》著录《搜神记》于史部杂传类,而把《世说新语》著录于子部小说类,这反映《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可以从“小”与“说”两个方面加以概括。所谓“小”,一是体制小,言其篇幅短小,且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言其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而“说”,是就全书的内容与性质而言,言其重点在记魏晋士人的琐事名言。这些特点使之正契合中国早期对小说的认识———“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街谈巷语”。《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小说类,反映在唐代至少到《隋志》成书之时,人们还是秉承着传统的小说观念。     

略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革命”

米兰·昆德拉是捷克一位以小说创作蜚声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难能可贵的是,昆德拉同时也是一位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的当代小说家。他的“存在之思”和“非真实性”、“相对性”的小说观,以及对小说文本的极力探索,在小说发展史上,都显示出少有的革命意味。因而,对昆德拉的     

“人风”为“民风”乎

柳宗元《捕蛇者说》最后一句说:“故为之说,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古文观止》云:“观人风,谓观民俗之善恶也。”《辞源》释“人风”为“民风、民情”。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第五册语文教材则解释道:“‘人风’应作‘民风’,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民’字改用作‘人’字”,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语文第五册注评》亦作如是说。对上述说法,我们未敢苟同。     

“红学史”说略

清代乾隆年间,《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小说一出现,马上便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反响。嘉庆刊本《京都竹枝词》云:“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说明它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广泛的影响的。远在《红楼梦》以《石头记》抄本形式开始流传时,就有人怀着极大的兴趣对它进行研究和评论。“脂砚斋”和“畸笏叟”等人,均曾在抄本上留下了评语,这些评语已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红楼梦》的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至光绪     

明代小说观的跃迁

小说观是指作家对小说文体创作的认识。明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绚烂期 ,比较分析《三国志演义》到《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作家的小说观 ,可见作家越来越摆脱史实而走向虚构想象 ,越来越摆脱英雄传奇而走向百姓世俗生活。小说是一开放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文体。读者的小说观并非和作家的小说观一致     

爱伦·坡短篇小说的“效果”

“效果说”是爱伦·坡诗学的核心,它强调小说的故事情节服务于预先设计好的效果,以达到对读者心灵的震撼。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创作充分践行其“效果说”理论,展示了古典与浪漫、真实与怪诞以及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与统一,取得了特殊的“效果”。     

《周易》爻变与“得位”、“中正”说

阴阳是构成《周易》的基本点。《周易》以刚柔替代阴阳，以解释人事，通过刚柔的爻变，阐述儒家学说的基本要旨。“得位”、“中正”及刚柔的顺承交感是爻变的几种重要形式和固定架构，儒家的“正名”、“中庸”和德治仁政正是在易象的这几种形式中得到阐发和解说。     

“重复”：从“词”到“篇”——《故事新编》的结构特征之一

“重复”是鲁迅《故事新编》的一个重要文本现象,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语词重复与段落重复。“重复”是“对位”的一种表现,它的运用使得这部小说集带有浓烈的“对话”意味。这种“对话”并不局限于小说内部意义的相互生发,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小说文本的一种结构性事实。     

“欲往城南望城北”辨

《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刊登了杨乾坤同志的一篇《也谈“欲往城南望城北”》(下简称杨文)。文章就杜甫名作《哀江头》一诗结句的解释对傅庚生先生的《杜诗析疑》一书提出质疑。细读杨文,我们觉得不乏武断之处,遂不揣疏陋,借此谈点不同的意见。 “欲往城南望城北”一句,历来解释不一。但大致总不过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望”通“向”,时杜甫百感交集,心烦意乱,遂迷足失道了。主此说的有陆游、郭知达、仇兆鳌、钱谦益、浦起龙、杨伦、傅庚生先生等;另有的认为“望”是拿眼睛去望的意思,当时杜甫想要往城南去北望官军之灵武行在。作这种解释的有胡震     

《软弱》:一部“好读”的小说

《软弱》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评论界也给予 较高的高评价,认为是一部好读的书,是一部品位较高的书。本文从另一方面 对作品进行了新的解读：即该小说仅仅是一部“好读”的畅销书,作为公安题材小说,艺术 上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文章从小说的题材、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虚构与写实的关系进 行了认真探讨。警示公安文学的创作思想和态度应该更加科 学和审慎。     

“小说”考辩

“小说”一词在《庄子》中首先出现，后为《汉书·艺文志》借用而成为诸子十家之一。“小说”一词的原始含义本来鲁迅先生早有定论，然而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异议。《庄子》与《汉志》中“小说”的含义有同有不同，均非指虚构性故事。但《汉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文体特征，为后世虚构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