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蒲松龄先世的族属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学术界在研究蒲松龄作品的同时,对其先世的族属也做了一些考证,直到近年仍有相关论文刊出。这一问题涉及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有其学术价值,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关于蒲松龄先世的族属有四种说法,即回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女真族说。“回族说”的代表作是白崇人先生在1993年发表的《蒲松龄为回回人后裔考》。①该文征引史料丰富,论述全面,甚见史学功力,其主要论据及推论为:(1)福建《蒲姓族谱》载:“世秉清真教,天下蒲姓皆一脉。”(2)“蒲”是阿拉伯语Abu的汉译,蒲鲁浑是阿拉伯语Abu Runhul或Abu Raheb…     

第一个潜入拉萨的英国人曼宁之被驱逐出境

托玛斯·曼宁(Thomas Manning)是进入西藏拉萨的第一个英国人。事在1811—1812年。在这以前英国驻印度总督瓦伦·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曾先后派过两个使者去西藏,但都没有能到达拉萨,即中途折回。因此,在英国人的著作中,曼宁一直被说成是一个非凡的英雄人物。 1904年英国武装入侵西藏的军事头子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在所著《印度与西藏》一书中关于曼宁的“访问西藏”,有专章叙述,说他是“不可抗拒的英国探险家”;又说“当时恰值吾人与西藏关系最淡”的时候,他“能在1904年远征之前,克奏虏功”。在英国1917年出版的《国民传记词典》中,曼宁有传,说他是     

历史不容篡改(续完)——驳范普拉赫著《西藏的地位》一书的谎言

范普拉赫制造所谓“西藏国”的第三步,是说元末、民初西藏宣布了所谓“独立”。 范普拉赫说:“直到1350年,西藏才在世俗贵族绛曲坚赞(1350—1364)的领导下,再次从蒙古人手中获得独立。绛曲坚赞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重新统一和集权化的西藏统治者,他和蒙古皇帝之间只保持着一种形式上的联系。”(页34)     

关于“黄金家族”一词的产生时间——答特木勒、希都日古两位青年同志

“黄金家族”一词究竟产生于蒙古汗国时期还是“１５世纪中叶前后”，这是作者本人同特木勒等同志分歧的焦点。本文从论据虚假入手，首先分析了特木勒等同志提出的“史料”论据，指出其史料虚假，不足为据，从而否定了１４世纪说；然后从蒙元时期史籍未见该词，反驳１３世纪产生和“广泛使用”说。在此基础上，正面阐述自己关于“蒙金家族”一词产生于１５世纪中叶前后的论点     

关于石勒的再评价问题

石勒(公元273—333年),字世龙,上党武乡羯族人。公元319—35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后赵政权。对石勒其人,史家历来贬黜极甚。《晋书》称勒“出自羌渠,见其丑类”。《魏书》说他在中原的立国是“夷狄不恭,作害中国”。就是在今人的著作里,也有的认为石勒是“戎狄之患”。或以石勒为“十六国时期最著名的暴君”。究竟应该     

西藏和祖国的关系不容歪曲——驳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一书(续完)

还应提及的是,在十三世纪前期,即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蒙古族的主要信仰还是萨满教,随后其皇室中有的人改信宗教。这个民族与佛教的广泛接触大致只是在攻击和消灭西夏政权(1227年)之后才开始的,而汉族与藏族在佛教方面的交往比这要早好几百年。包括范普拉赫在本书上引用的材料都能证明这一点,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为什么这两个民族之间倒没有这种密切关系呢?范普拉赫这种自相矛盾的论断,不过是为其编造“西藏独立论”铺陈的极不像样的“论据”。接下来,范普拉赫为了达到切断西藏与祖国关系的目的,突出地举出帕竹首领降曲坚赞,说这位“世俗贵族”领导西藏“再次从蒙古人手中获得独立”。在这里,这位先     

裕固语

裕固人目前居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甘肃省张掖(“甘州”)至酒泉大道(过去的皇帝路)以南的草原直至再往南之山区。裕固人自称西拉玉固尔。草原上的裕固人有时尚在自己的名称上冠以奥来克一词,意即草原上的裕固人,而山区里的裕固人则冠以达克来克一词,意即山里的裕固人。我根据过去在“俄国中东和远东问题研究委员会”(属外交部)时两次调查(1909年—     

试评储安平关于英国民族性的论述--兼论民族性的理论问题

储安平(1909—1966年)这位历史人物近年来颇受关注。他是江苏宜兴人,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后来去英国留学。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是创办了《观察》周刊。这份杂志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广受欢迎,储氏也由此成了名噪一时的人物。解放后,储氏做过《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是年9月)失踪(可能是自杀———笔者注)。1998年、1999年,谢泳先生曾先后主编了《追寻储安平》、《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两本书,汇集了一些回忆、评论文章以及储氏代表性著述,如散文、政论、序跋、书信等35篇。在后…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关于匈奴、乌桓、鲜卑的“大人”

一众所周知,根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在倭人的社会中,有汉民族说的所谓“大人”。该书记道:“见大人所敬,但搏手以当跪拜。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略)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这种“大人”,除见于同时代的匈奴、乌桓、鲜卑和挹娄等外,也见于西域各国。而     

“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论点危害非浅

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作为在民族地区推行极左路线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理论基础。他们鼓吹这个“论据”,别有用心地把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对民族工作的危害是很大的。“文化革命”期间,在许昌地区,党的民族政策遭到践踏,是非被颠倒了。把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说成是掩盖阶级矛盾,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说成是用民族化取代共产主义化,搞民族王国;把注意民族特点,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说成是故意     

萨都剌的族籍

据《辞海》(简缩本595页)上说,元代杰出的少数民族诗人萨都剌“先世为西域回回族(答失蛮氏)”《民族词典》上也说他是“回回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讲:“元明以来,回回中涌现出象诗人萨都剌……等人,为丰富中国历史文化做出了贡献。”(见184页),通过上述大型工具书来看,萨都剌是回族人。     

建党百年民族教育方针的演进理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我国的民族教育方针经历了多次调整与修改。教育方针的转变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民族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问题上的价值取向转向与现实诉求变迁。从民族教育方针经历的初步探索期(1921—1948年)、建立形成期(1949—1976年)、改革发展期(1977—2011年)、全面发展期(2012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看,我国民族教育方针呈现出人才培养理念从尊重差异性向增进共同性与尊重、包容差异性转变、人才培养重心由重“量”向“质”“量”并进转变、人才培养标准由注重政治觉悟与文化知识向全面发展转变的演进趋势。党的百年民族教育方针演进历程表明,“两个基本点”“三条主线”是符合民族教育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是民族教育人才培养的根本保障,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民族教育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坚持民族团结是民族教育人才培养的守护线,坚持尊重民族地区实际是民族教育人才培养的基准线,坚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是民族教育人才培养的生命线。     

润物细无声──记费孝通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二三事

费孝通先生在２０００年的《读书》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谈话,一是纪念曾昭抢先生,一是纪念潘光旦先生。费老自谦地说：相对他们二位自己是“晚一代”的人,并且说到上一代人的主要特点是爱国、爱学术,能做到“推己及人”,还说这个“己”是“ＳＥＬＦ”（我的理解就是“品质”）。费老说：他们两代人“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看了这两篇谈话,想想做为费老的学生和后代,我们与费老一代人的差距又有多大呢！ 建国初期,中央民族学院成立,费老被任命为副院长。他这位副院长不是挂名的,而是认真办事的。 记得学院西郊的基建工程,设…     

“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一解

关于民族的形成问题,许多同志都同意它是由部落发展而成的,即所谓“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其理论根据,当然都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论据就要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下简称《作用》)一文中所说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这句话了。     

广角镜

“党政分开”与“党政分工”在涵义上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讲“党政分开”而不讲“党政分工”呢?因为党和国家机关的性质、职能等都不同,讲“分开”就有了质的规定性,比“分工”明确得多。而“分工”这个概念只从数量上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工作,党委可以干,政府也可以干,只是分一下工而已,     

大化循环,尽终返始--清初回族思想家刘智哲学观初探

清初回族思想家、“天方学人”刘智 (约 1 660—约 1 730 ) ,从伊斯兰教教义学的立场出发 ,基于在中国弘扬伊斯兰教教义思想的神圣使命感 ,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 )学养与系统的回教教义学研究 ,在吸收回族先贤王岱舆 (约 1 580— 1 660 )、马注 (1 640—约 1 71 1 )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终于构建了以“真一说”为基础、以“人论”为主要内容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本文拟对刘智在创建中国伊斯兰教教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中 ,如何吸收和改造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及其概念 ,作一初步探讨     

汉藏走廊的羌族

“羌”是汉文载籍中使用了近三千年的一个种族名称。它始终写作同一个汉字,即由上面的“羊”字和下面“人”字组成。中国人以及继他们之后的欧洲学者们都承认此字始终些指同一个民族,但从未提供充足论据。从推理来看,此名称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可能是指一是不同的民族或部族。 此名三千年的历史可以分成三个时代:     

“霍尔”杂谈

藏文史籍中的“霍尔”究竟指何种历史民族，关于这个问题有过不少讨论文章，发表了各家论点，但总觉得资料相当缺乏，向我们提供的有分量的论据更少。鉴此，笔者经反复思考，以“杂谈”为题，也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所得。因为“霍尔”一词直接关系到土族的来源．每一个土族同胞不能不关心它。先谈讨论中的若干问题：（一）有同志撰文说：“霍尔，为藏语，原是藏族对黄河以北的游牧民族的称呼。”这一说法很有推敲的必要，至少有如下问题难以解释得通：第一，藏族在哪一个历史阶段中称黄河以北游牧民族为霍尔？论据是什么？只以“原是”…     

对康定“锅庄”一词之我见

近几年来,对康定“锅庄”一词,有多种解释,有的说,“锅庄”一词来源于汉语;有的说,康熙三十九年(1700)明正土司从木雅地区迁移康定后,“……置土目于此,听差侍贡,名曰锅庄。”;有的说,由于用三个石头支锅熬茶,故曰锅庄;还有的人将锅庄视同旅栈,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探讨其究竟,笔者对此也作了一些调查研究,现将看法综述于后,供作参考。一、“锅庄”一词的由来康定的“锅庄”一词来源于西藏,是藏语“古咤”的音译,即为贵族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