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民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以高崇民为首的东北爱国人士成立的第一个民众抗日救亡组织,也是中国最早进行抗战的民众团体,对局部抗战之初东北人民的抗战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中国最早组织民众抗日的组织者之一的高崇民,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成立、组织建设、主要活动中,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凸显了他和救国会在中国反帝抗日斗争中的历史作用。     

刘澜波对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的历史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刘澜波便与东北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帮助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同日军的武装斗争。东北军入关后,他受党组织委派,长期在东北军中秘密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促使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澜波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领导东北救亡总会继续关注与支持东北军抗战,使东北军成为全国抗日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湖北省黄陂县革命史初稿——抗日战争时期部分

第一节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統一战线工作(注)的开展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全面开始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但是,抗战一开始,就出现了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一条是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片面抗战路线,这是一条使中国亡国的路线;另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全面抗战路线,这是一条引导中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路线。中国人民空前伟大而广泛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引导下进行的。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黄陂亦有所反映。一方面,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在亡国灭种的大祸逼在眼前情势下。都迫切要求起来抗日,农村中的一些富农、地主、士绅为了保护他     

五世嘉木样活佛的抗日爱国义举

五世嘉木样活佛在他短暂的生涯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他的抗日爱国义举,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安多藏族同胞与全国人民一道,团结抗战、抵御外侮的意志和决心,在全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值得铭记的一页。     

我的远征路（之四）

跨越三个世纪的抗战老兵——付心德 我们在滇西龙陵县龙山镇一条简陋的巷道里找到了抗战老兵付心德，只见他和老伴李竹芝正躺在家门口的椅子上享受午后的阳光。他已110岁，原籍河南襄城。他是我们采访抗日老兵中最年长的，也是目前龙陵县为数不多抗战老兵中年岁最大的。     

朱德的棋瘾

朱德喜欢下棋,即使是在指挥抗战的烽火岁月中,他也会忙里偷闲杀上几盘,而且常常会利用时机和棋局,宣传抗日道理。他在那小小棋盘上举棋若定、运     

关于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战的几个问题

在察哈尔抗战期间,李烈钧支持冯玉祥领导抗日,却不支持其对内反蒋反政府;支持冯玉祥抗日的同时,对政府抗日也表示理解,对蒋介石也有称许,这时他没有参与冯玉祥的反蒋反政府活动;李烈钧调解蒋冯关系的方案,是在政府指导的框架之下,而不是脱离政府,或是反政府。在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中,他出力较多,影响甚大,功不可没。     

关于丘逢甲在台湾抗日的评价问题

关于丘逢甲在台湾抗日问题,史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把丘逢甲的抗日与唐景崧相提并论,说他是“虚声抵抗”;有的说他“利用誓死抗战的口号,骗得人民的拥护,借以瓦解人民截留在台官员的斗争,以便使他们和他们的眷属,得以从容逃走”;有的说“他们抗战是假,逃跑是真,那些抗战的宣言只不过是掩盖逃跑的烟幕”。这些见解,笔者认为都是值得商榷的。唐景崧和丘逢甲虽然都是组织、參与“台湾民主国”以抗日的主要人物,但他们的目的、动机及实际表现是大不相同的。唐景崧所以接受“台湾民主国”总统职位,打出抗日旗号,确系如许多论著所指出的,“是掩护官绅及其眷属逃跑的烟幕”。《马关条约》规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清廷下令唐景崧要台湾官吏内渡,但“巡抚及司道以下发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缉私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缉私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战后日本为侵略战争全面翻案的第一本书--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最早系统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是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嫌疑人的老牌右翼文人、作家林房雄。他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中提出了“东亚百年战争”的假说,认为日本算不上是“帝国主义”,也不存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是“纵然失败却是无悔的战争”。该书全面肯定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是战后右翼思潮及军国主义史观死灰复燃的显著标志之一。     

抗战时期刘文典对日本的认识与看法

刘文典一生与日本的关系极其复杂,早年曾经留学日本,把日本当作中国学习的榜样。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开始认清日本真实面貌,于是写文章揭露日本的险恶用心。抗战胜利前夕,刘文典写下了怎么处置日本的文章,文中内容具有前瞻性,尤其是关于琉球的论述对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刘文典的日本观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当代国防建设服务。     

论彭真与《抗敌报》

《抗敌报》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重要报刊。彭真作为边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抗敌报》的成长壮大给予了足够的关怀和重视,既下大力解决报社各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又对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保证报纸正确的舆论导向、真实反映民意等诸多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从而使《抗敌报》得以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环境中生存下来井成长为边区舆论界的旗帜,为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和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京审判中的反对意见浅析

东京大审判是战后针对日本甲级战犯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军事审判。由于东京法庭的法官来自不同的国家 ,加上各国对战争的感受程度及适用的法律体系不同 ,审判中出现了尖锐的反对意见 ,其中印度法官帕尔的反对意见尤为典型。他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战争混为一谈 ,竭力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 ,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责。其意见虽未被采纳 ,但却留下了长期而严重的负面影响 ,是当今日本蠢蠢欲动的右翼势力复活、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也算是日本至今不承认、反省其侵略战争罪行的原因之一     

安部公房短篇小说《红色的蚕茧》探析

日本战后文学派的代表作家安部公房在小说《红色的蚕茧》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异化现象，人的存在的不舍理性这种病态、畸形的社会现状。小说中的几个主要象征性事物：“无‘家’可归的‘我”’、“女人的‘笑’脸”、“手持棍棒的‘他”’、“红色的蚕茧”及“发现蚕茧的他和孩子的玩具箱”，影射了战后的日本人对日本前途的迷茫、悲观绝望、孤独无助的普遍心理状态及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影射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制度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使人民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     

刘鸿生与徐州煤矿

企业家与企业的关系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20世纪30年代,刘鸿生组建华东煤矿公司,用企业家精神,解徐州煤矿之困于危难之中;抗战后,刘鸿生重掌矿山,以坚定灵活的策略,促徐州煤矿发展于战乱之后;刘鸿生引领徐州煤矿从低谷走向繁荣,继续从传统走向现代。同时,徐州煤矿促使刘鸿生与外资企业从“合作伙伴”转向“竞争劲敌”,加速其企业集团结构从“贸易”为主转向“生产”为主;徐州煤矿作为公司股份化、技术现代化、经营一体化、投资分散化等经营策略的实验场所,丰富了刘鸿生的经营理念。刘鸿生与徐州煤矿的互动关系展现了企业家同企业结合的重要性,为现实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评点老子与严复对立宪的检视

在学说上严复评骘老子主要针对康有为的尊孔贬老以求托古改制,在治学路径上他将老子无为而治之"道"与斯宾塞社会学思想互证,有中西会通的色彩.斯宾塞社会学思想的政治目的是为诠释英国君主立宪奠定学理.严复会通的目的无外乎论证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合法性.对日俄战争的反思是严复诠释老子的另一现实动力.严复借评点老子以论证日本对俄的胜利,实乃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借中国文化经典诠释西方民主制度,近代学者不乏其人,严复学贯中西使其更有典型性.     

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

日本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继承和发展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传统,以中世纪军国主义力行者的道德规范、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武士道,将国民的思想统一到忠于天皇和认同军国主义基本国策上。武士道指导下的“忠君爱国”教育、战争教育,营造战争氛围,激发战争意识,培植军国势力,军国主义物质载体急剧膨胀,军国主义基本国策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在一切权力集中于天皇的军国主义战争体制下,军国主义旗手控制政权,军阀集团为所欲为,疯狂推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以军国主义作为财富源泉和发展动力,以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累累白骨,换取自己超常规的工业化成就。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理念与实践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是在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首先他在参加军阀战争中,就提出了反对军阀干涉政治的主张,这是他追求国家统一的心理诉求;东北易帜和易帜后,他把拥护中央、服从政府,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旅欧后他试图借助德意经验,拥护一个领袖,实行一种主义,以实现国家强盛;西安事变前后,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张学良国家统一理念的修正与升华.从反对军阀干政到西安事变,都体现了张学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以维护国家统一的价值观.     

试论日本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中国因素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部的争斗,使得中国人没有保持胜利者的尊严和地位;中国政府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使得日本人没有付出犯罪成本,甚至没有犯罪感。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胜利观是非常错误的,只注重道义上的胜利,不主张胜利者的法律权利;中国人以阶级区分战争的受害者与侵略者,模糊了犯罪的主体;以"和为贵"处世原则结交世仇邻国——日本,使得中国没有很好的履行胜利者的法律权利。这些都是日本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