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因比的人生价值观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是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文明理论学家,被西方学者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与爱因斯坦、罗素等齐名的“国际性智者”。汤因比的理论在东方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分析、预见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时认为,“20世纪注定人类要目睹‘西欧的没落’”;世界和平统一的“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中国肩负着不止     

从伏尔泰到亨廷顿——西方“文化形态史学”透析

"文化形态史学"是西方近代以来兴起的史学流派,习惯上人们认为"文化形态史学"兴起于斯宾格勒,汤因比是其集大成者。笔者认为首开世界文化形态研究之先河者当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尽管在他的著作里既没有出现"文化形态史观"的概念,也看不到对此进行的诠释,他只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运用"文化形态史观"进行历史学的撰述,他对于"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之功为其后的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诸家所继承。由于他们之间存在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以宏观的视角分析问题,都关注西方文明的前途,均注重对文化、文明的研究,并将之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点。     

文明忧患论——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思想浅述

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将文明作为研究的基点,认为每一种文明都要经历发生、发展、衰退和解体的阶段,从而产生新的文明,同时致力于寻找现代人类文明的出路,为未来的人类文明勾画了蓝图,并寄希望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     

生态危机的宗教解救——汤因比生态伦理思想述评

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处于越来越紧张的对峙关系之中.汤因比认为这种生态危机与西方的文明危机有一定的关联,而这种文明危机又与人类生活世俗化、宗教精神的衰落有关;他明确反对传统基督教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并主张利用宗教中的自我克制精神来遏制人的贪欲,力图建立一种融合多种宗教优点的爱的宗教,以此来拯救人类文明,缓解生态危机.     

汤因比历史形态学的文明-有机体隐喻

汤因比历史形态学的核心是文明-有机体隐喻.文明-有机体隐喻是把有机体的"常用语"应用于文明,对文明的特征进行选择、强调、隐匿和组织.如有机体一样,文明是具有时空界限的单位,它也经常被分为不同的品种,它能够对刺激产生反应.它有着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周期性.不同文明有机体之间有着亲体-子体的关系.它是各个部分密切联系的整体,具有系统性.当汤因比把有机体的这些特征赋予文明、阐述文明时,这种隐喻方式也隐含着各种不足.     

文明演进的挑战与应战模式及其启示——汤因比文明发展动力理论解读

汤因比在历史哲学巨著<历史研究>中以文明为基本单位,探讨了文明演进的内在机制,提出文明的发展经历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揭示了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文明演进的动力在于挑战与应战之间的矛盾运动.文明演进规律的启示在于:人类的自决能力强弱,以及自控能力的大小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面对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我们只有主动去选择和行动才有出路.     

汤因比的社会文化心理与社会变迁思想及其启示

汤因比认为社会文化心理是推动文明社会产生、成长、衰落和解体的根本动力。在解体的文明社会中,社会成员在行为方式、文化情感、个人情感和生活方式上分裂为相互对立、彼此冲突的两种类型,它们才是社会解体的根本原因。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历史时期,应借鉴汤因比的相关思想,注重对大众文化心理进行积极的引导,使大众拥有健康的文化心理,这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汤因比文明形态史观研究

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主要包括:文明形态史的元问题,把文明等同于生命有机体,认为文明一般要经历产生、成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文明形态史观的辨析,即对文明的整体性进行结构性的把握,对宗教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的透视,对社会转型与文化心理变革进行分析;文明形态史观的理论地位,分析与其他哲学派别如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兰克学派相比,在某些方面都表征出超越性并对唯物史观作出补充和发展.     

富国论

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周期学说主张,人类文明的兴衰以800年为一个周期,其主轴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摆动。公元前希腊罗马文明刚刚没落;以隋唐两代为顶峰的中国中心的亚洲文明占据了主位;接着是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文明的繁荣,但它在本世纪已走到尽头。从今以后到第28世纪的800年,亚洲文明将再次成为地球的主角。     

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演变、本质和应对

西方文明中心论是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与话语模式,发挥着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西方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历史作用。自产生至今,西方文明中心论主要经历了乐观主义—悲观主义—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三个阶段的历史嬗变。从本质上看,西方文明中心论在思想逻辑、历史作用、话语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虚假性、迷惑性。当今,面对西方文明中心论全球蔓延带来的巨大挑战,不仅需要自觉划清西方先进文明理论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界限、划清学习借鉴西方文明优秀成果与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的界限,而且还要在借鉴西方文明的基础上,以价值自信为抓手,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庄子“天人观”刍议

<庄子>的天人观和道物观紧密联系,并贯穿其思想的始终.在<庄子>中,天人关系是道物关系的现实化与具体化,是批判文明的重要出发点.道物关系及道物演化史是天人关系的自然基础.天人关系史就是以道物关系史为基础的文明发展史.庄子认为,文明史就是从天人合一到天人相分,再到天人和合的圆环之路.文明要良性发展就必须与自然化通有无、和谐共存.文明的终极追求应当重视人之生存的本真向度,注视天人之际的神性之维,从而达到人文与自然回环互动的理想生态.     

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

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一直以来，围绕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展开的学术史讨论大多局限于历史学乃至中古史研究的范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其关注较少。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陈寅恪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关键概念等角度，在重新整理陈寅恪著述史与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揭示他诸多研究著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讨论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对“文明发生学”这一问题的内在关切。笔者进而尝试从思想、风俗与制度三个关键词入手，理解这一“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经典研究传统所具有的社会学理论意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其对我们当下开展面向中国本土历史与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论习惯形成与公共文明建设

一个国家公民的公共素养,表面看表现为道德和素质,实质上则是公民个人长期形成的习惯。习惯是一个人接受、训练并逐渐适应的行为方式。公共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公民个体中进行文明意识和文明行为习惯的训练。由于习惯具有后天习得性、相对稳固性等基本特征并由此对公共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建设的参与者在习惯形成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公共文明习惯形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计划性和可行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个体为公共文明建设所做出的习惯改变不仅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外在要求,更应该成为每个人自觉提升素质层次、完善人格修养的内在动力。     

生态文明的科学技术支撑——戴维·佩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阐释

生态文明问题是当代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而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戴维·佩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围绕着生态文明的含义、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佩珀的科学技术观的利弊得失的分析和阐释,对于我国以科技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具有借鉴价值。     

卢卡奇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

卢卡奇晚年在其著作《民主化的进程》中着重分析了革命的“非经典性”、社会主义“危机”和斯大林的错误 ,特别是论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根据和特征的观点。卢卡奇的这些思想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理论贡献 ,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黑龙江科举史略

科举是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同时也对当时的文化、教育等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黑龙江历史上科举制度发展过程的论述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黑龙江历史中的文化、教育、人才培养的概貌。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1913年至1930年间,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将文明重新界定为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物质、制度、精神实体及它们的道德生境。本文系统考察了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的由来、学术和现实政治针对性以及对当下社会科学革新的意义。文章指出,这一构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集中表达。在此期间,有宗教和科学双重基础的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论与19世纪末出现的极端国族主义文化论,时而相互对立,时而相互结合,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心灵穿梭在共同体之间,莫斯对流动在疆界之间的文明现象给予了关注,对这些现象及其形式和区域分布之研究做了人文科学的总体展望。莫斯的相关设想在当下仍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鉴于社会科学（包括美式区域研究）长期受制于国族与世界对分格局,莫斯对社会存在之“中间领域”（“诸文明”）的论述将持续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     

“和”与中华文明的发展

“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浸透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和”观念的起源很早,先秦“和同之辨”推崇“和”而贬损“同”。中华文明发展历史就体现了“和”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自身也以“和”的精神进行自我整合。“和”的思想观念和实践经验对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前途和世界文明的未来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骆驼祥子》悲剧成因新探

《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不在于他的个人奋斗思想,而是其生存悖论的必然结果。祥子以源于乡土中国的生活经验对抗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理性,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与他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矛盾,使得祥子处在一种生存的悖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