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红色经典”为例

尽管“经典”的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界的热点之一,但鉴于目前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探讨阶段的现状,笔者以为关于“经典”的研讨最终还是应当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上。不过,即使如此,经典还常常由于其层次和书写上的差异,在具体研究上存在着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现象,为此,本文将以红色经典为例,具体论述二者之间的概念差异。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试析“红色经典”再生产对公民的询唤

只有厘清特定语境下红色经典的本真何谓和意欲何为,才能在多维价值阐释中作出评判。原初红色经典的价值诉求使它在人民性维度上达到了时代高度,其后的再生产在各种力量介入和新崛起阶层的诉求下,试图在个体性维度上有所突破,但因缺乏思想支撑和本体论高度,对个人的理解是平面化的,反而落在时代高度之下。作为一个文学类型的红色经典再生产因凸显时代强音,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功能。惟能有效应对挑战,红色经典再生产才有可持续性。     

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叙事伦理学

文学叙事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是对文学叙事做出价值研究的一种新方法,至少涉及伦理学、叙事学、文学批评学、比较文学、哲学、文化学等学科,因此应归属跨学科研究。文学叙事伦理学对叙事所蕴含的伦理主题、内容、时代伦理声音,尤其重要的是在现代性语境中,对叙事过程中经由叙事各要素的互动而生发的境遇伦理做出阐释和总结,它最大的目的是在叙事虚构和想象中,探索伦理的各种可能性。与现实理性伦理相比,文学叙事伦理是一种虚构伦理,拥有自己的秩序和规则,因此二者不能随意越界。     

“红色经典”版本研究的误区与矫正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产生了一批如今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关于它们的版本研究业已有诸多成果,但存在着不少误区,其中包括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对"红色经典"潜在或显在的学术偏见等,由此造成了学术研究不够严谨规范。正因如此,研究"红色经典"的版本应该要注意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与功底,展开不带定见的精校细读,并在这个基础上在开展综合研究,得出较为稳妥的结论。     

现代性语境中视点的叙事伦理意义

视点在叙事研究中的凸显,是现代性语境中文学自律化的一个表征,但自律的追求并未消除视点的伦理他律性质.不同的视点安排具有各自的叙事伦理意义,体现在:一方面视点含蕴着作者或叙述人对人物、事件和社会的基本伦理态度、价值判断和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视点也使得叙事过程滋生出诸多出人意料的伦理困境.     

“后新时期文学”：历史语境与文学现代性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于文坛的＂后新时期文学＂是一种不同于＂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经典文学的全新文学-文化事件。这一事件的出现,既标志着中国文学在＂后新时期＂的各种文艺思潮和复杂社会语境中的巨量发展,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历史进程和民众生存生活的深刻变迁,并与一种全球性的新型世界观和一种新的社会重构认同及价值迁延相关联,是这诸多社会文化症候在文学领域的操演。基于这一认识,＂后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就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红色经典”的共产主义新人形象及其艺术价值

塑造共产主义新人形象,建构共产主义人生伦理,不仅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而且是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共和国初期的“红色经典”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共产主义新人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创造了许多光彩照人的共产主义新人形象。这些共产主义新人形象都是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崇高形象。“红色经典”的共产主义新人形象是文学史上崭新的人物形象,呈现了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努力奋斗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精神高度,为当时的广大群众提供了精神标尺和人生榜样,并且把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凝聚起来,传承下去。     

文学经典:"筛选"与"危机"

经典的文学作品认定,依赖于经典所处的历史人文环境;经典的认定,并没有固定的标准,而是在不断地被阐释的过程中变化着.在当代中国,诸如《西游记》这样的经典,时不时被人戏仿,这意味着经典"危机"的来临,还是经典作为经典不可避免的遭遇?本文认为,真正的经典可以被"冒犯",但经典本身反而可能由于"冒犯"而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

明初官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多取材元代新安经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安经学家多为终身未仕的乡先生,其经学影响范围实属有限,但却因《元史》的纂修确立了学术地图上的位置。"大全"纂修者之所以取材新安经学,是青睐其以朱熹为指归、又纂辑群言为参考的"附录纂疏"体例。汉唐经学发展到编纂《五经正义》形成了凝固化困局,宋儒"疑经"则是对其破解。朱熹宗师地位确立后,其后学亦步亦趋对其维护,新的凝固化趋势开始出现。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之学是朱熹经学凝固化的表现,而"大全"的修纂使朱熹经学的凝固化成为定局。     

“理性化”或是“人性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点思考

韦伯的"理性化"框架不应成为解释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工具,因为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的出发点和文化与社会背景,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人性化"应成为揭示中国现代性的一种合理工具。原因在于,韦伯"理性化"之后的世界出现了"人性化"的潮流。而人性化高于理性化,因此,人性化应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     

也谈“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本文比较了列奥·斯特劳斯与雅斯贝尔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不同的解读角度,意在揭示现代性仍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极其重大的理论现实问题,其中涉及世俗化、功利化中的“应当”与“存在”、“理想”与“实际”、“传统”与“变革”以及价值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后面,还必须重新审视有关历史进步、社会平等、平民革命等“习以为常”了的观念。全部问题似乎可以归结为:无论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多么曲折,也无论近代以来中国式的现代性特征多么异乎寻常,我们能否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来说明问题之所在,并把现代性的追求视为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     

中国现代性重估：传媒视野的现代性价值

现代性长期作为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理想,左右着世界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中国现代性就其对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来说,较之西方现代性更具“现代”性。在认识当代中国传媒问题时,必须将中国现代性的复兴及传播置于重要位置,使之被“他者”认知、接受,成为人类发展路向的一种选择。     

“经学”“经术”的分野与汉代经学文论话语的双重性质

本文考察了汉儒由“学”与“术”的分野产生的文论叙述的双重指向,由此达到对汉儒文论的整体理解,这是一种以经典释义为凭藉进行文化规范的文化类型。     

反叛与倚重:红色经典对传统性别伦理的双重态度

红色经典与传统性别伦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错位对接关系,既大胆反叛传统性别伦理,又难以逃离其内在制约,"反叛"从话语层面应答了人们的创新求变需要,"倚重"从心理深层认同了人们的古老信念。这种反叛与倚重的双重态度正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成长历程,同时也是红色经典能够被经典化的根源所在。     

国学与"立人"教育

现代教育在国学方面多有薄弱环节,但在当前的"国学热"中对于传统国学教育的现代价值应有冷静的思考.我们有必要澄清传统国学教育的特质,总结历史上这种教育的得失成败."五四"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学教育传统的反思,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鲁迅曾经强调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主张,是推进中国文化与教育的现代化应当坚持的原则.我们当今提倡的新国学教育无疑应注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内容的继承,以利于塑造青少年的健康人格.国学传统中包含的可以与符合现代文明趋向的思想文化对接的积极因素,包括自由思想、民本理念、实学精神、环境意识.这些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发掘,科学评价,并充实入现代教育之中.     

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

"国学"一词,源于日本江户与明治时代,指的是通过对日本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的研究与表彰,以反对长时期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与佛学。19世纪末以来,中国几代学人借用"国学"一词,对传统思想与学术重新估定重新诠释。人们或重先秦诸子之学,或重不同时代儒家之学,或重历代在野之学,或重民间通俗之学,构造了各具特色的学术体系。重视对古代文化遗产与外来文化资源作理性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有利于新文化的创造,更能使民族自觉、民族自信立足于特别坚实有力的学术文化基础之上。但是,政客们以倡导"国学"相标榜,则别有所图;一些学人假借"国学"以排外,企图重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秩序。他们在"国学"研究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回顾一百多年来"国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历程,当有助于了解今日"国学"重新活跃的背景及其未来可能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