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考据学发展研究

<左传>作为十三经之一,在经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至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随着清代汉学的复兴,清代<左传>学的主要内容是以考据学方法研究<左传>.<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过程及其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左传>考据学的发展,即重新确立了<左传>在<春秋>学上的地位、提倡以训诂考据方法研究<左传>以及坚持<左传>的经学正统地位等.     

论焦循的《左传》学

清代乾嘉学者研治<左传>,一方面崇汉尊古,另一方面集矢杜<注>.焦循的<左传>研究,不以搜求汉儒旧说为主,也不满足于仅以名物训诂匡正杜<注>之讹,而是着力从义理的角度批判杜预,否定杜<注>的思想价值,并认为<左传>违失<春秋>之义,跳出了汉学的藩篱,在清代<左传>学中别具特色.     

《庄子》中的神巫角色考说

<庄子>中的神巫季成和巫成都是以上古传说中的神巫巫成为原型,从他们的称谓及相关文献中可以找到依据.<天运>中的巫成借用了神巫的原名,作为传道者得到肯定;<应帝王>中的季威作为得道者壶子的陪衬而被否定,他的称谓是对巫成之名的改造.<庄子>对出于同一原型的两个角色态度迥异,是论道的需要.描写两位巫师的词语,或突出其神异性,或借助词语歧义隐晦表达观点.由于<庄子>出自多人之手,对巫师所持的态度时有矛盾,但先秦巫术的发展状况和庄子学派的哲学理念,则是这一现象深层的社会原因.<庄子>对巫师角色的艺术塑造,体现出先秦哲人超越巫术的理性精神及其文章的神秘色彩.     

论史传对古典小说的浸润——以《左传》为例

作为最早成熟的史传作品,<左传>对古典小说产生了明显影响.<左传>高超的志怪艺术及其从中表现出来的开创性描写,给后世志怪小说以直接启示,使它成为后世志怪小说的重要渊源.<左传>还是古典小说重要的素材渊薮,一些古典小说在素材的选取上与<左传>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中许多情节就明显地借鉴和模仿了<左传>.许多由<左传>开创的叙述手法如"记言中断法"、化实为虚法、行人辞令艺术等,也被古典小说很好地继承.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左传》小题材的叙述功能与文化背景

<左传>小题材的运用很有特色,在成就<左传>经典化方面功效不可小视.小题材的大量引入,既体现了作者选材的独特视角,也反映出历史时代的变迁,还使得事件的叙述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些小题材不仅传递出春秋时期社会变化的文化信息,还有着重要的文学功能,在成就<左传>文学经典地位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左传周易所体现的人性论思想

<左传>中对<周易>的应用,反映当时人们对<周易>的认识,其中占筮的主要方法是以卦象来论断吉凶的.其中涉及的卦象与<系辞>、<说卦>、<杂卦>的内容基本一致,是较为复杂的象数体系.<左传>中人们在用<周易>占筮时,结合人的德性,将对成败得失的评价和道德价值的评判联系起来,将对社会政治规律的探索和人的德性联系起来,体现了对人自身社会属性的重视.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后代人性论思想的滥觞.     

《左传》叙事体式与“礼”之关系考

<左传>第一次将上古原始叙事文体的粗线条记事加以细化,完整地记载一个史实、事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从而开创了"言事相兼"的叙事文体体式.<左传>的这一叙事特征,其内在成因是对"礼"的记载:作者自觉地将"礼"作为记述历史的中心视点,以事明礼,使<左传>始终参照礼来记事;而"礼"以过程和细节表现其意义,要求记录者对事情的本末和细节特别关注.礼仪的言行相兼及记言明义,使得<左传>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事必兼言的写作手法,由此形成了言事相兼的全新叙事体式.     

先秦史官文化与《左传》所载梦象

<左传>的梦象与先秦史官文化存在诸多关联.史官的重要职责是沟通人神,梦象是史官沟通人神的重要方式.史官是梦象文献的记录者、保存者,<左传>的 许多梦象都出自史官之手.史官的职责使得<左传>的梦象重视人神之间的血缘关系及祭祀的规范,史官的思维方式使<左传>梦象具有象征性,史官所持的理念则使<左传>梦象具有道德评判属性.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三则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目前坊间考证最为完备、资料最为齐全的<左传>注本,学者对<左传>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杨<注>的参考.但由于篇帙浩繁,杨<注>文中不免有所纰漏,本文因举其疏误阙略者三处进行商榷.     

聚讼纷纭论易筮——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评说

<周易>的原貌乃是古代占筮之书.<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十六则"神奇灵异"的<易>筮实例,令后世学者论说纷纭.历代学者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论述,需要进行全面的梳理,寻绎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左传>、<国语>筮例提出拟议和评判.     

《左氏会笺》的校勘特点

日人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是关于<左传>整理和注释的重要著作.它对<左传>整理的贡献首先体现在校勘上,其校勘特点主要从校勘方式和校勘方法两个方面显示出来.<左氏会笺>在校勘方式上可以归纳为存真求善、做校异、订讹误三种;在校勘方法上则可总结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几种.通过对<左氏会笺>校勘方式、方法的举例分析,并展现<左氏会笺>的校勘情况,说明其校勘不仅使<左传>的古钞本更臻于完善、精粹,而且丰富了校勘学的释例.     

《搜神记》中人称代词及称谓词的时代特征

文章从《搜神记》中人称代词和称谓词入手来考察书中文字的时代特征。第一大部分以人称代词为研究对象,分别讨论了书中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结果表明书其使用情况是符合魏晋时期的语言特征的。第二大部分搜集了书中出现的十分具有魏晋时期语言特色的一些称谓词的使用实例,从意义语义上分析其是否符合当时的和当时常用的语义一致或相近,结果也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就人称代词和称谓词的使用情况而言,《搜神记》的语言很大程度上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事实。进而推论,《搜神记》中大部分的内容的写作年代都是魏晋时期,即原书的成书年代。     

《左传·定公六年》"吴大子终累"解析——兼及吴地文化的历代叠加与层累

<左传·定公六年>突兀提及了一个历史人物"吴大子终累".后,其人在<左传>中再无记载,亦无补记.后世诸多文献,如西汉时的<史记>、东汉时的<吴越春秋>、西晋时的<春秋经传集解>、唐代的<吴地记>、南宋的<吴郡志>、元代的<吴越春秋音注>、明代<东周列国志>、清代<曲园杂纂>等,都对这一历史人物与吴王阖庐(阖闾)、夫差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解析.在梳理与之有关的学术论述后,着重指出:吴地这一历史人物引发历代不绝如缕的评述、争论,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论述链条.其背后,展现的是吴地学术的涓滴成水.同时,它也清晰地构成现代苏州经济生活中某些产业(如旅游等)的丰厚人文基础.     

如何认识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性质

声无哀乐论是一个旨在追求思辨乐趣的论辩命题,未必是嵇康思考成熟的美学思想.其理由是:其一,<声论>的立论依据不充分.音声不变论是用声音的特点来代替音乐的特点;声情无常论错误地把音乐与感情的关系说成是符号和实体的关系;情在听众论回避了作曲家和音乐的关系.其二,<声论>的驳论之所以具有张力,主要是在论辩术的层面上.主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真正战胜对手,他或者用诡辩法暂时胜人之口,或者提供一种新解释.却不能完全否定对方观点.其三,<声论>的这种特点与魏晋清谈的特点是一致的.清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游戏性质,很多论客热衷清谈,目的不在探求真理,而在寻求思辨的快乐.<声论>可以说是清谈的文字版.     

王阳明龙场"臆说"两条——《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与《易》"贞"之略解

<五经臆说>是阳明先生于龙场留下的重要佚著,但无论是古本<王文成公全书>还是今本<王阳明全集>,均只见其一十三条而未见完絷.其中<春秋左传>之"元年春王正月"条与<易经>中"贞"一条,阳明对之作了疏解,充分反映了阳明"龙场悟道"之初"以经注我"并"甚觉吻合"的基本理路.     

略论荀悦《申鉴》、《汉纪》二书的内在联系

荀悦的<汉纪>、<申鉴>两书内在联系的问题史学界一直模糊不清.对比两书内容可以发现,<汉纪>史论的许多内容照抄或者参考了<申鉴>的相关部分,是对其的深化和发展.并且<汉纪>修正了<申鉴>表达的一些观点,重新提出一些主张,补充完善了<申鉴>全书的体系.     

致治之道，首重人才——从《古文评论&#183;左传》看康熙的人才观

康熙在万机之暇,通读<左传>等传统典籍,作评论计1396条.本文选读有关<左传>的10余条评论,以期从中管窥康熙的人才观,同时也希望对后人正确评价康熙有所助益.     

中国人"命"即命运观念的形成

中国"命"即命运观念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大致如下:首先,其起源于原始社会,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是有实物资料可以证明的中国"命"观念的发生时期.继而,这样一种观念延续至三代,并且此时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资料.最初始的"命"观念资料来自占卜活动,它在发展中有骨卜、龟卜和筮占的不同形式.相比之下,语词所直接表达的"命"观念要在殷商以后开始出现.无论是占卜所体现的"命"观念,还是语词表达的"命"观念,都可以区分出两条线索:国家命运的线索和个人命运的线索.一般而言,正式文献记载如<尚书>、<诗经>中的<颂>、<雅>部分、<左传>和<国语>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命"观念的逐渐下移过程,即总体上是从商周时期的"国家命运",到春秋初年的"诸侯命运",再到春秋后期的"普通人命运".但我们切不可为官方的记录系统所"迷惑".事实上,更为"私密"的占卜手册<易经>就向我们显示或证明了这种状况.此外,诸如<左传>、<国语>中的一些记载也向我们呈现了不少有关"个人命运"观念的消息.中国人命运观中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在殷周时期已经完全定型,西周末年出现了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否定形式,必然与偶然观念则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初具雏形.而我们在春秋晚期所看到的"命"观念实际上已经与儒家和道家的"命"观念完全相同了.     

《远游》应确认为屈原作品

自清代学者吴汝纶始,否定<远游>为屈原作品的学术观点一直在学界占上风.这种观点以<远游>中多道家、神仙思想,而屈原一生在楚国,无由得知道家、神仙思想为主要依据.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在楚地出土了大量前屈原时代的简帛资料.这些出土文献证明,道家、神仙思想早在屈原以前在楚国就十分流行,且规模相当广泛.因此,屈原作品中有道家、神仙思想意识和观念是合乎逻辑的.表现在<远游>中的仙道意象和意识合乎屈原的生活现实和思想逻辑.因此,<远游>为屈原之作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