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安全的跨界治理： 属性特征、治理困境与模式构建

公共安全是城市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其愈来愈具有地理上跨行政区域边界、层级上跨行政层级边界、功能上跨职能部门边界、主体上跨公私部门边界的跨界属性，使得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之上、以“一案三制”为基本框架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面临一定的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属地管理与跨行政区域属性间的悖论、分级负责与跨行政层级属性间的矛盾、分类管理与跨职能部门属性间的张力以及政府单中心治理与跨公私领域属性间的冲突。跨界治理作为一种治理跨界公共事务的有效模式，成为当前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以跨界治理理论为指导，以应急管理部组建为契机，通过树立城市公共安全跨界治理理念、优化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府际间协调机制、整合城市公共安全公私合作治理网络等系统化措施，能够构建城市公共安全跨界治理模式。     

跨界危机治理中的府际合作研究

在各种因素叠加作用下,跨界成为公共危机常态,这给传统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带来挑战,需要对其进行跨界治理,而府际合作已成为跨界危机治理的核心议题。然而,当前跨界危机治理中的府际合作面临多重掣肘：“经济人”理性诱发的政府本位主义导致府际合作受阻;传统科层制强调的专业化分工导致政府部门间合作困难;行政区行政产生的区域分割导致横向地方政府间合作梗阻;行政性分权引发的中央—地方分权模式导致纵向政府间合作不畅。通过理念、体制、机制、法制等层面的革新,可以构建垂直、水平、部门三重互动的府际合作网络,有效化解当前跨界危机治理中的府际合作困境。     

云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跨界合作治理--基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各种公共危机事件超出了单个的行政区域,具有一定的“跨界”特性,某一行政区域政府的单独治理已经出现了明显弊端,因此,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危机治理研究的焦点。云时代各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有效合作,为解决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地位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志愿服务意识薄弱,缺乏社会公信力;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合作的局限性。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治理中应进一步完善合作法规、改变政府职能、扩大合作领域、加强资源整合并加强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     

"合作-交易":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实质是一种"合作-交易"行为.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发生和持续阶段需要"合作-交易"准备、实施和维持成本.地方政府间协同治理全过程容易存在主体认知、联合行动、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合作-交易"困境.建立信任、协调、整合、监督等"合作-交易"机制,是降低地方政府成本支出、优化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结构的策略选择.     

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履行机制困境与突破

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跨区域系统性问题,地理要素的流动性加剧了跨域环境治理的难度,传统的单一的行政区划已无法有效应对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如何通过合作治理解决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地方政府的新课题,针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跨域环境污染频发的问题,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作为一种解决跨域环境污染问题的政策工具应运而生.然而实践中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在履行中依然存在履行的协议条款不规范、履行主体诚信不足、履行的纠纷解决机制缺失以及履行的监督约束机制缺失问题.规范省际合作行政协议条款、构建履行主体诚信自觉制度、建立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履行监督约束机制是完善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履行机制的路径.     

公务员考核指标体系的架构及其构建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结果之一是从城市空间向区域空间、城市竞争到区域合作转向的同城化模式的逐步形成。在资源分配、治理对象、治理功能等领域,行政区行政、法律支持孱弱、公民参与不足、区域协调弹性过大,凸显了其碎片化效应。本文运用协同理论,基于整体性治理逻辑,提出了建立跨区域治理的合作组织、形成区域政府合作的利益协调机制、强化协同治理的政府信任机制、拓宽有序的公民参与机制、完善复合型监管机制等同城化语境下区域政府合作治理模式。     

“条块治理”:军民融合发展中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主体。聚焦地方政府,从组织特征、组织环境和利益目标3个方面建立一个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存在3个利益目标:提升区域经济,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承接军事需求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在“多头+层级”的军民融合治理体系下,各个参与主体在军民融合的“模糊共识”下集体行动,利益多元,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负荷沉重、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协调功能受限、“诸侯经济”下重复建设和“隐性”抵触并存,军事需求与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对接不足。认为:一是要建设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中央军委以及军工央企的工作协商对接机制;二是建立决策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政府内部政策过程机制;三是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有效嵌入军事需求;四是建立军民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制度和临时跨部门工作小组。     

跨域治理模式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困境与出路

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行政区行政”管理模式导致环境政策执行不力,陷入执行困境。寻求有效的治理途径以提升环境政策执行力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力武器。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跨域治理对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不力主要表现为执行主体身陷冲突难自拔、跨界环境问题难治理、区域联动机制难理顺以及跨域事务难协作四个方面的困境。因此,应通过鼓励多方参与、完善执行机制、健全合作机制、培育行政文化等,提升环境政策的执行力,走出环境政策执行的困境。     

跨界治理视域下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形成机理与治理对策——以S市踩踏事件为例

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运行中隐藏着巨大风险,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形成具有跨界特征,其治理也需要跨界合作。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城市公共安全的治理,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和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发现政府的碎片化管理、公民参与的缺失、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失当不力是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形成的重要原因。加强顶层设计,追求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强调共同责任和一致目标,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整合,搭建公共安全管控平台,形成政府层级间、部门间合理的权力及资源匹配和信息共享及预警联动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社会和媒体的多元合作协调治理模式是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对策。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分析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克服制度性缺陷,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完整的危机应对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助力,确保公共危机的顺利解决。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研究——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视角

传统的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中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低社会动员能力,使得这种单一线性的管理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协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我国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模式,这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弱化与重塑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农村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担负着农村的绝大多数行政事务,在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呈现出弱化趋势,使得乡村面临严重的治理危机。从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及治理主体等方面重塑治理能力,有利于推进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理路

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是落实进一步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回应农村治理危机、重构农村治理秩序的现实需要.近年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在农村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主要功能是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利益表达与整合、社会资本积累.目前,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合法性困境、资金人才匮乏、自身管理能力不足.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作用,必须解决好这些问题.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网络框架研究

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深度挖掘和实践层面上的适度应用,可以为公共治理寻求新的出路,为危机应对提供新的范式。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视角,对传统危机管理理论进行反思,认为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网络治理应以专业机构为中介的双轴机制,从而实现政府、公众、社区、媒体、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交流、互动与渗透。     

论非营利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

公共危机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突发性、紧迫性、危害性、不确定性及对社会影响的扩散性等特性,使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治理模式无力应对其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要大力扶持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非营利组织也要加强自身建设,注重提高自身形象,树立社会公信力,通过实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良性互动共同治理公共危机。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阻滞因素与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与治理模式之间构成了一种"挑战—回应"的循环关系。公共治理从其基本内涵和理念来看,是对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最好的回应。实现善治,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之道。就我国而言,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手段的转变。     

流动人口的“组织性嵌入”与基层危机管理——对广州Y街道的疫情应对机制研究

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基层治理提出了考验。这其中,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治理显得尤为困难。本研究通过对广州Y街道疫情应对过程的分析,考察其流动人口治理与危机应对机制。研究发现,有效的危机应对与基层流动人口的长期治理技术密切相关。“组织性嵌入”是基层流动人口治理的重要经验,也是疫情期间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所谓组织性嵌入,是指人口流入地的基层政府,维持和发展流动人口原有组织网络,并将其吸纳到当地的基层治理体系中。通过组织性嵌入,流动人口治理构建了较为稳健的渠道,管理和服务效率较高。这样的治理机制,在疫情期间成功地提升了基层危机应对能力。     

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以汶川“5.12”地震为例

现实中应对公共危机的思路基本上遵循的是全能国家逻辑,该逻辑既与公共危机的特性不相符合,又过于简单,甚至扭曲了现代政府治理的制度特征,因而在危机管理的实践中成效不彰。本文立足于利益相关者分析,以汶川5.12地震为案例,认为要科学合理地应对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应对思路就必须由全能国家逻辑下的政府单边治理向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复合治理转型。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的要义就在于通过利益相关者间多元角色的互动,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与合作精神,从而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与回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