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土地权益在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影响中的作用显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农民工城乡迁移,是影响中国农业转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变量.借鉴推拉理论梳理影响中国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的因素,区分并显化土地权益在其中的作用,提出城乡收入、就业环境、土地权益三个假说.并利用南京市的农民工1062份样本调查数据,以农民工流动方向为参照确定留在城市与返回农村作为各自对照组,通过多项分类logit回归分析计量各因素对不同迁移方向意愿的推拉作用.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的巨大动力;城市就业环境的好坏虽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但在家庭总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下他们对恶劣就业环境有较强的耐受力;土地权益则在农民工城乡迁移中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总之,规避风险并寻求家庭总收入最大化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行为决策的逻辑基础,今后土地制度改革和政策设计必须重视土地为农民工所提供的退路保障.     

基于神经元的PID无菌包装预热控制技术

在从迁出地转移出来之后,我国流动人口的二次迁移（永久迁移）意愿出现了明显分化。在构建“推力—拉力—阻力—能力”的“四力”解释机制的基础上,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呈现出层次性特征,按意愿强烈程度依次是“长期居留”“家庭团聚”“户籍转换”和“置业安家”。迁入地拉力越大、个体能力越强、家乡羁绊与迁移阻力越小,则其永久迁移意愿越强烈;而来自迁出地及家庭的推力仅能提高其“户籍转换”意愿;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和“置业安家”意愿主要受到“能力”机制影响,“家庭团聚”与“户籍转换”意愿主要由“拉力”机制决定。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决策已主要遵循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逻辑,而不再是生存理性逻辑。     

农村土地对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

使用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重庆流动人口(流出)数据,利用交互分析和多项Logit模型,分析农村土地变量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特征等相关因素与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相比没有农村土地的老一辈农民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户籍迁移意愿更低;同时,宅基地面积大小对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宅基地面积小于平均面积,其意愿更强烈。应该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充分考虑农民工的权益,提高老一辈农民工的户籍迁移意愿,推进城镇化发展。     

代际差异视角下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物理空间和生活交往的社会空间,对其迁移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LDS 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河北省地级市的农民工个体、经济和住房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作用,并验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人口特征、经济层面、住房支出和住房满意度等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间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且表现出较大的代际差异性。     

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既有关于农民工迁移的“大城市偏好”研究主要关注其经济收入回报,忽视了中心城市对迁移家庭的非经济福利影响。经济福利是家庭核心成员迁移阶段关注的基础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追求家庭“生活质量”。通过搭建城市化质量框架,分析中心城市迁移对已婚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自主迁移农民工以及随迁者收入等经济福利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的团聚——夫妻共同迁移和子女随迁的家庭迁移等非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心城市迁移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福利上,同时还体现在家庭团聚与稳定性等非经济福利方面,在农民工不同阶段迁移决策过程中,中心城市的优势均得到了有力支持。因此,无论是从提升农民工收入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关注未成年子女教育与发展的角度,均应强调在中心城市优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促进农民工家庭迁移。     

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对浙江省17位农民工的访谈研究

把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和家庭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对浙江省17位农民工进行访谈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进行内容分析,建构并初步验证了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概念构思。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是一个多维的构思,包括: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WC)、工作对家庭的促进(WFF)、家庭对工作的促进(FWF)四个维度,但本文发现在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对家庭的促进(WFF)中没有Carlson(2006)所指出的情感促进和心理资本促进。     

迁移行为对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影响

本文比较了不同迁移行为农民工的健康差异,从迁移方式和迁移时间两个维度构建了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分析框架,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和有序选择模型检验了迁移行为影响农民工健康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农民工的迁移行为存在健康移民效应和三文鱼偏误效应,回归结果显示迁移时间长的农民工自评健康更差,而情感社会支持健康效应并没有显著影响农民工自评健康。本研究为实施推进新型城市化和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政策建设。     

固守 流动 迁移——从女性角度分析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家庭

农村家庭可分为固守、流动与迁移3种类型,研究发现提高妻子的教育水平和家庭月收入会显著提高固守家庭妻子对孩子城市定居的意愿;流动家庭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是丈夫的3.4倍,丈夫的月收入明显低于迁移家庭丈夫的月收入,家庭负担自评较重;迁移家庭的妻子年龄最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最高,但月支出却没有显著扩大,迁移家庭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也是最低.建议提高固守家庭成员的农业种植和农产品开发、流通技能;重点关注流动家庭;政府、企业、家庭合力稳定迁移家庭.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9省调查的发现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婚后面临全新的生活环境,其社会融合状况直接关系到个体发展及农村婚姻家庭的稳定。利用2014年中国9省“婚姻迁移与农村女性发展”的专项调查数据,对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行为融合、心理融合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现状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弱势性;个人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因素对社会融合均有显著影响。远距离通婚、方言掌握较差和受歧视女性的社会融合较差;个体特征如教育程度较高、从事农业、无打工经历、收入较低的女性以及婚龄时间较长的女性行为融合或是心理融合程度较高;社区层面仅人均收入较高村子的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程度较高。此外,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行为融合会对心理融合产生正向影响。     

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农民工打工地方言的习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对珠三角地区3000多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以粤方言为例实证考察了农民工对打工所在地方言的习得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41．1％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可以听说”粤方言，“能听但不能说”的有40．4％，而“既不能听也不能说”的有18．5％。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来源地与打工地的地理接近性、农民工的职业性质、业余时间看电视、社会交往、永久性迁移意愿、年龄和所在企业规模等因素对农民工习得粤方言的效果有较显著影响。     

农民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就业分化视角和四川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就业分化视角和四川省724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与农户市民化意愿成正比;当农户工作性质为非农时,系数为正;在本县(市)内打工的回归系数显著,表明在家乡周围城市打工的农民具有明显的市民化意愿;打工时间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且时间越长,系数负向关系越大;家庭劳动力个数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家庭劳动力越多,越不愿意市民化;非农收入比例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流动儿童社会化后果及其原因探析

基于对某民工子弟学校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首先分析了流动儿童作文这一文本,指出民工子弟学校中流动儿童的社会化后果,如社会角色混乱、责任感缺失、能力弱化以及失范行为增多等,而且对流动儿童的心灵造成伤害。在布迪厄"关系主义方法论"基础上,从学校、家庭、城乡社区等方面探讨产生流动儿童社会化困境的原因,指出流动儿童所处城市生活空间通过相互叠加的作用,对他们的伤害已经合法化了。     

基于劳资博弈视角下的农民工再迁移问题研究

外出务工是农民工迁移的主要模式,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势必使得农民工与企业之间产生一场博弈。工资是影响农民工再迁移的主要因素,基于讨价还价的博弈理论,并运用托达罗模型对农民工的再迁移问题进行解释,从而解决农民工在劳资博弈下所受的约束,使劳资双方达到博弈上的均衡。     

新生代农民工“准城市化”的困境与对策——内需启动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阶层的主体,他们对市民化的强烈愿望与尚未准备充分的城市相关改革之间错位严重,"准城市化"现象普遍存在,从而影响和阻滞了中国城市化的正常发展与国内需求启动的进程。以启动内需为着眼点,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意愿、生存能力等因素,应按照"东小西大"原则,积极推进优势县域城镇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从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住房和社保问题,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不同林区劳动力非农转移影响因素比较分析--基于河北、湖南、福建3省的实地调查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是我国城乡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河北、湖南、福建3省林区41个村、290户林农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林区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占样本的比重超过60%,林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已成为常态。河北保定林农的流动受个人禀赋影响较大,对家庭因素不敏感;湖南邵阳、福建三明林农的流动多受家庭因素影响;农林业经营情况对3个地区林农的流动影响均较大。针对林区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现实状况,认为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用科技实现规模效应及培育社会支持体系等是实现林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提升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重要途径。     

乡城流动对夫妻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家庭举家流入城市,这种＂家庭化流动＂对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及稳定具有深刻影响,但流动对这些家庭本身的影响如何？本研究在流动与性别相关研究理论的指导下,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街道的89户农民工流动家庭流动前后的性别分工状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流动家庭的性别分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