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

聘娶婚,又称媒妁婚,是依据“六礼”程序娶妻聘女的嫁娶形式。既是中国古代广泛采用的标准结婚方式,又是法定的结婚方式,并对中国当代的结婚方式、嫁娶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寻聘娶婚的起源、习俗的演变及分类,将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聘娶婚的实质,达到移风易俗、净化婚姻园地的目的。 一、聘娶婚的起源聘娶婚的出现与“六礼”的形成紧密相连。探究聘娶婚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找寻“六礼”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太■庖■氏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①的传说,既揭示了俪皮为礼的买卖婚性质,也揭示了俪皮为礼是聘娶婚的萌芽。…     

伏羲文化考述

伏羲神话起源于北方,其氏族活动时代介于燧人氏与神农氏之同,处于由渔猎到畜牧、由氏族婚向氏族外婚过渡的时代.由于造八卦、制礼乐、婚姻等文化功绩,伏羲在文化传承中被尊为圣王典范和文化英雄.儒道学说发展为社会主流思潮后,对以伏羲为代表的文化英雄地位加以提升,使伏羲不仅成为他所代表的时代象征,也成为中华文化逐渐向人文精神、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     

传统婚居形式导致的社会问题

婚居形式是指男女双方婚后居住地选择的具体方式。我国农村社会长期盛行的婚居形式是女到男家落户,称为从夫居。从夫居是我国传统的婚居形式。从历史上看,从夫居制是男权社会的产物,是适应夫系单亲世系的财产继承、亲属认同、家族势力的扩大等等的社会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近代随着夫权制的崩溃,从夫居已不被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但在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作为一种传统的、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它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婚居选择。目前,在改革开放和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变革的社会背景下,传统婚居形式的种种弊端正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     

论人祖伏羲与文明的生成

论文从文明起源的"再讨论"入手,在省思文明理论之中,梳理出文明起源论的中国古史叙述,从古史叙述中重新讨论伏羲的文化创设与其文化贡献,进而重新认识华夏文明的生成即中国的文明起源论与"人文始祖"伏羲的文化意义。论文共分四个部分,一、文明起源"再讨论"中的中国古史叙述;二、古史叙述中的伏羲与他的文化创设;三、文明起源视角的伏羲:身与卦及兄妹婚;四、"人文始祖"伏羲的文化意义:华夏文明的生成即文明起源的中国论述。     

从《诗经》看先秦的婚礼制度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也是一部研究先秦时代婚姻家庭问题的珍贵史料。本文根据有关古代婚俗著作的论述 ,结合《诗经》所提供的材料线索 ,对先秦的婚礼、婚姻制度以及相关的一些习俗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先秦贵族婚礼有六道手续 ,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先秦的婚姻制度除一夫一妻制和媵妾制等主流外 ,还有“群婚制”、“内婚制”、“收继制”等特殊形式。先秦的婚礼制度表现出了先秦婚俗文化的多元性 ,在《诗经》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媒妁起源考论

媒妁文化在中国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上源远流长且殊具特色.媒妁的缘起,是为适应古代社会婚姻制度变革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要求产生的,而不仅局限于经济因素.媒妁的肇始当在对偶婚向专偶婚过渡的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而非专偶婚(即一夫一妻制)形成之后.其起源阶段在考古学文化中大致相当于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夏文化早期,即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100年之间.     

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非法婚

本文阐述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有关非法婚之法律制度，并作出比较。在详细比较了四地对共有的早婚、无合意婚、疾病婚、不合程序婚、重婚之现象的法律态度和法律后果后，作者提出了内地婚姻制度中应借鉴其他三地一些合理的做法，例如，设立无效婚制度，特别是设立无效婚的认定程序；对某些非法婚应规定有补正办法。作者还提出要完善婚姻登记过程，以形式要件中的公开性保证实质要件的审查。作者指出，内地司法制度将不少应视为无效婚之非法婚现象视为判决离婚之理由，实为混淆了非法婚之婚前事实与合法婚之婚后事实。作者亦针对复杂的重婚类型，提出重婚是两个婚姻关系的重合，避免了前后婚性质的纷争，提出在处理重婚问题时，应分别情况掌握不同处理原则。     

日本古代的访妻婚及其存在的原因

日本古代的访妻婚及其存在的原因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李卓访妻婚是流行于日本历史上１０００多年的招婿婚的最初形式，盛行于大和时代并延续到平安时代。这种婚姻形态对日本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著名妇女史学家高群逸枝甚至据此提出日本古代社会中只存在母系制家庭，没...     

“五服”与“三代”：从中国婚姻法禁婚范围的变迁看“性别”与“姓别”

从清末变法开始，中国婚姻法的禁婚范围经历了一个从“五服”到“三代”的转变。中国传统社会自周代以后奉行“同宗不婚”的周礼，对中表婚则听民自便，法所不禁。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按照男女平等原则，将中国传统亲属分类——宗亲和外亲——改为西方式的血亲和姻亲，五服之外的宗亲和三代以内的中表亲能否结婚便成为问题。本文通过考察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自由原则与民间“同宗不婚”之礼的矛盾和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优生政策与婚姻自由原则在中表婚问题上的冲突，指出这些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中西亲属分类凿枘不入，中国亲属分类是建立在社会性的“男女姓别”基础上，而不是生物性的“男女性别”基础上，传统社会“同宗不婚”和“中表为婚”是由于亲属制度重内轻外而非重男轻女造成的。     

对我国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的初步探讨

我国1982年宪法关于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规定是我国宪法发展史上创造性的成功范例。关于特别行政区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本文试对我国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这一重要问题,从三个方面,即从我国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内涵、在制度化法律化上的伟大意义、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的伟大意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在对上述问题简要分析的基础上对“两制”与“多制”、单一制与复合制能否结合等问题,从法律地位这一角度提出了自己探索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