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实证考据学风形成源流新解

王国维关于"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的论述,关于"取异民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是其"二重证据法"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他与日本学者密切的学术交往.通过藤田丰八在东文学社的指导和启发,王国维比较深入的了解到欧美等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西方科学实证的思想、精神同时浸润到他的思想之中.而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林泰辅等人在甲骨文及其延伸的相关研究中的学术交流与互动,最终促成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     

民国时期西方实证方法与乾嘉考据方法之渗透与互补

从西方引进的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乾嘉考据方法经由比较鉴别而有一消化渗透、交叉互补、融合创新的历程。近现代学人对此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 :严复功在引进 ,胡适、梁启超功在消化 ,冯友兰、金岳霖功在融合创新。他们的学术风貌无疑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中西两种学术方法的渗透互补与融合创新从历史与逻辑的层面揭示了人类文化在开放中接触、在接触中交流、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重证明法"的提出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转变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影响极大,学者多以为是1925年他在清华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始提出,并由此论其前后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但在1913年夏,王氏已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并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其出发点似与"二重证据法"有所不同,前者主要针对经学,后者则针对史学.因而对其学术转向的原因及在经史研究方面以"二重证据法"为表征的治学理念、方法有必要重新认识.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兼谈与“二重证据法”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 ,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 ,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 ,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 ,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 ,博大精深 ,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 ,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 ,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 ,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 ,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2 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尤其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 ,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来     

政治需求与公平正义的交锋——民国时期的"逆产"问题研究

民国时期,各党派为解决财政困难,加强自身实力,削弱敌对势力,采取划定、没收"逆产"的政治措施.然而,伴随着国家社会的变迁、国家政权职能的转换,对"逆产"的定义界定、清理机构设立、制度安排、处理方式等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革命话语下"逆产"的命运和"逆产"处理成效,同时也彰显出政府政治职能的转变、政府社会管理的法制化进程和社会控制能力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面相.     

反思二重证据法的局限——兼论多重证据法的演变之必然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20世纪文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重大革新,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本文从二个方面对其局限性进行反思,并由此探讨多重证据法演变的必然性:第一、二重证据法融汇西学的科学证明之学,开启了史学现代实证的先河,但后来却走向过分追求实证、证而不疏的极端,由此,必然向三重证据法的跨文化阐释演变。第二、三重证据法沿袭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把"地下之新材料"局限于出土文献,反映出中国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义局限,因此,四重证据法突破文字的樊笼而把实物和图像作为证据成为必然。     

民国时期"下江人"的形成与认同刍议

"下江人"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其内涵由重庆(四川)"本地人"认同的地域范畴、商贸特征逐渐演变为有明显条约体系特征的社会群体.抗战初期,"下江人"获得大后方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形成涵义宽泛的历史名词.30年代长江轮船航运和以重庆为中心的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九一八"以后国内时局的变迁,以及南京中央政府成功整合四川,使"下江人"在较为广泛的层面介入重庆城市的发展进程;而卢作孚以及民生公司吸引并动员"下江人"入川参与西部建设的若干举措放大了"下江人"在大后方的地位.     

清代民国时期移民山区的"招夫养夫"婚俗试探

清代民国时期,"招夫养夫"这一独特婚俗在全国有7省21县的流行范围,其中以陕鄂交界的秦巴山区最为普遍."招夫养夫"婚俗区在地理分布上与移民区相重叠,证明移民运动是导致婚姻突变的重要因素.移民引起文化情景多元化和传统道德约束松弛,使得这种倒退了的婚姻形式能够为社会所容忍.移民造成的男女比例失调、移民山区易于发生的地方病及移民山区的闭塞环境,客观上又为其提供了土壤和保护.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的知识贮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     

民国时期月份牌广告兴盛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是月份牌广告的鼎盛时期。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积淀是月份牌广告创作的源泉;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它繁荣的基础;中国工艺美术画家将他们的艺术创作与爱国思想相结合使月份牌广告深受广大中国民众的欢迎;西方先进印刷技术传入中国进一步促进了月份牌广告的繁荣。     

北宋时期河南书院考证及其兴盛原因探析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和教育机构,是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北宋时期,河南是中国书院最集中、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过考证核实的北宋时期的河南书院有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伊川书院、范文正公讲院、龙门书院、颍谷书院、同文书院、显道书院、和乐书院、游梁书院、首阳书院等,共有11所。其中以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和伊川书院影响最盛,对当时河南的教育文化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河南书院的兴盛与发展,可以从北宋科举规模的扩大、北宋学校的设立与科举制度的不协调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来探究,这将为书院和书院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元代商业繁荣及其原因

元王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封建王朝,虽然有大量的奴隶制残留,但是元代的经济特别是商业却在中国古代商业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元代的商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大批的西域商人东来进行贸易,海外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商业中所得的税收已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是因为“重商”的思想和元朝统一后所制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令鼓励和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元统一后大力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建立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改进手工业工艺,在全国推广纸币．色目人为元代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宋代文学会社的繁荣及其原因

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盛行,是文学会社发展的成熟期。宋代文学会社之所以能获得全面、迅速的发展, 其原因主要有六:一是“以文会友”的文化传统,二是民间集会、结社风气的影响,三是文人追求雅、俗谐调的生活情趣,四是士子为应付考试而相互结纳,五是多元文化选择及文人党争的推波助澜,六是乱世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唐代文化繁荣的原因探析及对今天的启示

唐代的文化辉煌灿烂,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政治、经济、民族、对外政策等方面对唐代文化繁荣的原因作了探析,这些原因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国民政府时期贵州民族研究的蓬勃兴起

国民政府时期,特别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及40年代,贵州民族研究勃然兴起,涌现出天量的专著、调查报告、论文集、工具书、文章等成果形式.这一阶段,成为新中国建立前贵州民族研究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     

杂志空间与民初短篇小说的兴盛

民初短篇小说的兴盛与杂志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文章以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为个案,指出民初小说杂志的发展不仅给短篇小说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也使一批新型的作者和读者从观念与实践两个领域展开了对短篇小说文体的探索。与此同时,西方短篇小说的大量译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一文体的逐渐成熟。     

鲁迅杂文文体考辨

鲁迅是在"短评"基础上产生"杂感",又是在"杂感"基础上产生"杂文"的,梳理"杂文"的这一形成过程,可见其有"短评"和"杂感"不具备的特征.这种情况更主要体现在鲁迅前期创作中,后期虽有所延续,但三种不同文体各自的特色在他的杂文中又常常融为一体得到表现,这在他1933年杂文文体创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鲁迅30年代中期为"杂文"正名,与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存在认识上的差异,针对的又是其时京、海派联手在文坛上掀起的"小品热",由此而有他对杂文功能和作用更为确切的定位.     

华为国际成长中的学习主义

华为通过国际化成长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中跻身世界500强,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典范。作为后进入者,它的成功值得研究。本文用学习理论,从学习的视角来研究华为的成功。从学习主体(企业家、员工)、学习内容、学习态度、学习速度、学习广度、学习深度、学习方式等方面全面分析了华为国际化成长中的学习,并指出了今后华为可能面临的学习问题,供中国企业参考。     

"章回体"称谓考

章回小说作为一种小说文体类型成熟之后,直至20世纪上半期人们普遍接受“章回体”这一小说文体概念前,其“名”与“实”之间的对应在很长时期内存在错位。因此很有必要结合章回小说文体的生成演变过程,梳理章回小说称谓的演变史,辨析不同历史阶段人们用来指称章回小说的不同概念,替“章回体”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