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堂九子与江苏遗民交游考述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除惮力著述授徒之外,遍交天下之友也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其中主要以遗民为主。吴中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易堂九子于国变后频繁往来于吴地,与其地诸遗民缔结良谊,这既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又是其经世思想的体现,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在清初具有典范意义。     

论明遗民曾灿的诗心历程

曾灿是明末清初"易堂九子"中的重要成员,又是清初诗坛一位重要的遗民诗人.曾灿一生跨越明清两朝,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经历了从贵公子到抗清志士再到前朝遗民、官府幕僚的身份转变.而随着人生经历和身份的变化,其诗歌创作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透过其诗歌创作,实可窥其一生心态之变化.作为在鼎革易代之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遗民,曾灿其人、其诗有其典型意义.     

生命之征:清初遗民游历的思想意义——以易堂诸子为中心的考察

游历是清初遗民在著述、讲学之外的另一项苦心经营的重要"事业"。行为即思想之体现,游历行为本身寄寓着此际士人对生存意义的拷问与探求,因此具有着繁复的思想意蕴。清初江右著名文人群体易堂九子在这方面即具有典范意义。交友造士、广己造大以及遗民意气之发抒等均是此际遗民们热衷于游历的原因,也正是他们"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深入解读遗民心态及其学术与文学思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易堂诗歌的主题取向

"易堂九子"是清初著名的一个文人团体,以气节文章名著一时.在甲中国变之后,易堂诸子或隐迹于草野,或放浪于山水,或游走于各地.虽然生活轨迹各有不同,然他们的心中有所郁结,便放歌咏怀,以诗寄其情.体现在诗歌主题上,或为杜鹃啼血,以怀故国故君;或为田园低吟,以寄隐逸之情;或为羁旅愁唱,以寓其困惑伤时之感.如是种种,体现了明清易鼎之际胜国遗民复杂的心里路程,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     

清初易堂文人群形成的文化因素考察

明清鼎革之际，先朝之遗民纷纷遁逸山野，更有志同道合者结为社团，易堂文人群即是其中的典范。易堂诸子有明确的结社意识，考其形成原因，既为时局所迫，构屋于地势险要之翠微峰巅，有“结社共保”之意，然诸如明人结社与讲习之风、诗酒风流与精研时艺之风以及前代遗民生活方式之标榜等历史文化因素在易堂文人群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明乎此，可更为深刻地理解清初遗民结社繁复的文化蕴含。     

论易堂文论思想的学术背景

易堂九子经世思想有着明显的史学特点。与程山七子论争之分野,表明易堂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积理＂、＂炼识＂的文论思想是易堂为纠正明末学风和探索学术新秩序的自觉实践。     

魏际瑞《潮州送屠梦破序》的文本意义及其美学意蕴

魏际瑞是＂易堂九子＂中唯一的一位非遗民。在甲申、乙酉之变之后,魏氏不得已而出应清廷之试并频繁游于清幕,但他一直有着强烈的遗民情怀。因此,在游幕过程中,思归与思隐成为纠结在其内心而无法排解的情结,这也自然而然成为他诗文所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潮州送屠梦破序》是一篇＂别调＂赠序,突破古人赠序之窠臼,藉送人而抒发其一己之愁,思奇语妙,行文自由,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也体现了魏氏文章的美学风貌。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滇西明遗民陈佐才交游考

陈佐才作为明末清初滇西一带声名较著的遗民诗人，其交游活动甚广。考察陈佐才的诗歌及他人著述，可知其交游对象主要有知名僧人、明末遗民及隐逸文人，他们之间的交游是明末清初滇南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不容忽视。     

“归奇顾怪”——归庄与顾炎武交游考

归庄和顾炎武同为昆山人,交往长达四十年,有“归奇顾怪”之称,又均是复社及“惊隐诗社”的成员。考察二人之间的交游,将有利于研究清初遗民文学的创作。     

历史记忆与文学抒情---南宋遗民词高频意象论略*

南宋遗民词频繁使用由历史典故演变而来的文学意象,这些意象以“铜驼”“铜盘”“铜雀台”“新亭”“乌衣巷”等为代表,它们均与前代王朝发生的动乱及亡国事变相关。遗民词人通过使用这类意象以表达亡国之恨,同时它们也成为遗民词抒情特色的显著标志。其所以频繁出现,与它们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也与历代文人不断相沿习用,从而使其所承载情感意蕴走向固化有关。     

论遗民

论遗民张立伟“遗民”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指亡国之民，二指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本文只论后者，即论隐逸的一个特殊类型。一、追问义在哪里历史上最早又最著名的遗民是司马迁记载的伯夷：（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于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     

屈大均“逃禅”与明清之际岭南政治生态的变动

“遗民逃禅”是明清之际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对屈大均逃禅前后“历史图像”的勾勒，试揭示明清鼎革之际岭南遗民逃禅特点以及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关系。本文研究认为：岭南遗民逃禅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岭南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密切相关；二：岭南“逃禅”者多有心理上的矛盾，行为上的“悖逆”；三：岭南政治生态的多元化是岭南既开放又封闭文化特质的凸显。岭南在明清之际先后经历南明政权统治，南明与清政权的争夺，以及“三藩”时期，政治生态明显并于它地，且更替频繁、反复，所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是造成以上特点的重要原因。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正>中山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曹家齐:《弦音惓惓:南宋遗民情怀与元明浙操江操琴》指出元明时期,古琴音乐中被人指责为“亡国之音”“衰世之音”的“浙操”和“江操”,主要是南宋遗民创作和演绎的琴曲。其琴谱和音乐风格与北宋以来的“浙操”和“江操”并不完全相同。南宋时期,在浙江、江西等地,本就有以琴与诗之同好结成的文人群体,入元后,不少人成为遗民的重要代表。其中擅琴的汪元量、毛敏仲、徐天民等,除以诗歌创作表达遗民的失落心态和精神取向外,     

孙枝蔚、吴嘉纪交游考

孙枝蔚与吴嘉纪同为清初扬州诗坛重要的遗民诗人,二人私交甚深,交往时间长达三十年。孙、吴相交的思想基础是皆坚守遗民之志,清寒自守,狷介绝俗,心忧苍生,沉酣诗书。对二人交游情况的述论,可使诗人的诗文活动获得淋漓的生气感、饱满的艺术感、丰厚的历史感,凸显他们的个性和风神,亦可藉此蠹测当时之士风趋向。     

任昉交游形成的人脉与文脉

［摘要］任昉是南北朝时期骈文宗匠，时人有“沈诗任笔”之誉，又推其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清人孙德谦为研究骈文大家，在其《六朝丽指》中亦称“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但对任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甚为简略，而且因其作品多为诏策之制而颇受贬抑。因此，从研究任昉交游入手，去研究任昉的人脉和文脉以及他在当时文坛的地位，都很有价值。本文通过对任昉交游活动的梳理，来考察交游对任昉人脉、文脉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周密笔记的遗民情怀与史料价值

周密宋亡后以笔记野史和遗民气节名,遗民身份与其笔记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遗民情怀渗透在其笔记从内容到文字的各个方面:在内容上表现出怀旧、反思、控诉的主题,写作时强调“得其实”与“直书”,文字中流露出浓郁的盛衰之感和追念之怀。他的笔记蕴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从陈洪绶与周亮工交游看明末文人之人格心态

遗民画家陈洪绶与贰臣文人周亮工，以文字定交明末，并由对彼此才艺的知赏，加之思想的相通，终成莫逆交，至死不渝。梳理辨析二人交游事迹，对于我们了解明清之际文人人格心态．及遗民与贰臣两大群体的为人处世与艺术创作不无裨益。     

以注解屈原抒写君国情怀——陆时雍《楚辞疏》与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注释之比较

明末士人陆时雍与清初遗民周拱辰均有价值较高的《楚辞》注疏作品传世。二人年龄相仿,又为同乡,交游甚密。陆时雍身为明末士人,周拱辰则身跨明末清初,属清初遗民,二人的《楚辞》注本表达的思想倾向亦有明显差异。在对待君王的态度上,陆时雍的注疏表现出内敛中庸的理学倾向及对君主充满拥护之情,周拱辰却不虚隐君主之过,愤慨狷急之情溢于言表;在对屈原“死节”的评价上,陆时雍认定为“悁行”,周拱辰则认可并赞扬屈原的“死谏”。     

清遗民研究的理论思考简

清遗民是有着复兴清朝,反对民国政体的政治立场以及恢复与赓续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的文化观的群体,是道统与政统的双重维护者,在近代化中,这一群体并未从传统之“士”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对清遗民群体进行类型划分,既是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研究思路的体现。将清遗民作地域分类,可以看到他们政治文化选择的歧异。“租界遗民”的出现,则反应了遗民的时代性特征。“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分类,有助于分析“政统”与“道统”对遗民观念、行为的不同作用以及遗民个体思想演化的复杂性。就历史评价而论,“清遗民”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近代社会“变”与“不变”的画卷中“不变”的一幕,也是历史发展中“反复”与“羼杂”的表现。对于这样的“反复”与“羼杂”的现象,应当通过“阶段论”、“类型论”、“内外因论”的多重评价标准来看待,以求对清遗民有较为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