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制作:明清徽州宗族祖先谱系的建构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家史的核心就是自身的祖先谱系,它以符号化的祖先为支点,世系为联结,祖先"故事"为内容.具体的建构模式是先在狭小的范围内确定祖先身份,并刻画相应的"故事",之后又以"一姓同源"的原则制作出自身的世系,最终形成属于自身的谱系.这些祖先谱系是宗族在徽州社会情境下,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建构的产物.它们有着一定的史实基础,但相应的主观建构空间则决定了它们并非真实的过去.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族人的职业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宗族法的制定与执行等途径,对族人的职业规划和职业选择进行积极的干预和控制,要求族人从事士、农、工、商本业,反对族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从事贱业或恶业。徽州宗族的职业观具有较强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其对族人控制的日益强化。对徽州宗族的职业观,我们应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     

徽州普通家族的谱系构建——歙县刻工家族虬川黄氏族谱编纂考

编修族谱是明清时期徽州各宗族的一项重要活动,即使是一个普通家族,也有强烈的编修族谱的愿望。歙县虬川黄氏以刻书技艺精湛闻名于世,族中没有出现过富商大贾和显赫官员,成员大多生活并不富裕,是徽州地位比较低微的平民家族。该族十分重视家谱的纂修,历经几代人的努力,于清道光年间纂成《虬川黄氏宗谱》。与其他许多宗族相似,虬川黄氏修谱也存在虚构世系和攀附贵胄等现象,《虬川黄氏宗谱》通过对宗族远代世系和祖先小传的构建,将本族列为望族之后,希望以此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虽然普通家族所修族谱比较简单,却真实地展现了中下层家族宗谱的编修状况。     

明清时期徽州的会社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会社组织十分发达,会社是适应当时徽州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民间社团组织。本文从徽州会社的含义和类型、徽州会社的功能与作用以及徽州会社的特点等三个方面,分别对明清时期徽州会社组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明清时期徽州民间择偶观探究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民间择偶受到朱子《家礼》的影响,男女议婚重视对方的家世门第与人品才学。然而,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之徽州商人的影响,徽州地区百姓在议婚时出现了违反《家礼》精神的行为,除了外貌条件这一古往今来男女择偶标准外,财富水平成为了择偶的重要标准。     

明清时期的徽州易学

明清时期的徽州易学,源于徽州地方性教育的繁荣、学人传习易学活动的自觉与家族易学氛围的熏染,是在维护程朱理学、阐扬阳明心学、回归元典、重申图学等学术生态中培育出来的奇葩。作为明清时期徽州学术的风向标,徽州易学研究样貌的差异与每一次转向,虽然仍烙有理学或朴学的印记,但是已不完全囿于理学或朴学的反哺,而是融入了徽州学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学术生态下的一种积极思考,是徽州学人体悟人生与认识事物在易学上的折射。从地域性易学的本身而言,徽州易学有一个多途自我发展的过程;从易学的内容而言,徽州易学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而形成了徽州地区新的易学传统,堪称徽州学术除理学与朴学以外的又一个学术主轴。     

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与徽州社会

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非常突出,其原因是与贞节观念在明清社会的强化及徽州本土的内在因素分不开的。明清徽州女性群体性的节烈行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家庭和社会影响。明清徽州节烈现象致使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更为突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损失。明清徽州节烈妇女坚守贞节,使自己赢得一定的社会威望,能有效地平息邻里争端,感化部分社会不良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对传统的性别观不断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以维持婚姻家庭的稳定,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的房长及其权力

房长是族长之下徽州宗族领导层的重要成员,根据宗族内部分层管理的制度设计,他们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对所在房乃至宗族的内部管理和运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房长的权力主要包括族内行政事务管理权、族内经济生活监督控制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房长尽管拥有权力,但若玩忽职守、发生闪失,要负一定的连带责任。对过失房长等宗族领导层成员的惩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沿着稳定有序的轨道向前发展。     

明清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以徽州为中心的考察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明清徽州书院教育十分发达,位居全国前列。以徽州地区为中心考察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功能实现的途径,主要包括：书院的教学内容、书院的祭祀仪式和书院的讲会制度。此外,徽州商人、徽州宗族及徽州学者和乡绅三方面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提供了经济社会保障。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清代徽州族谱对女性上谱的规范

清代徽州族谱对女性上谱作出了非常全面和复杂的规范.女性上谱的书法遵循着夫为妻纲和母以子显、重门第正名分、彰显封典节烈以及善于持家等原则.虽然大多数谱牒规定为亲者讳,但与男性相比,女性上谱的规范带有更多的耻辱性.透过这些规范,反映出清代徽州地区宗族在不断扩张和普及化的同时,礼教也日益向基层渗透,儒家伦常已经世俗化.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共生的实际形态研究——以岩镇为中心

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徽州村落的主要居住者均为同姓宗族,少有他族,但在徽州市镇中表现出诸多宗族共生的生活状态.以岩镇为例,有多达十数个宗族在一地同居生活,这些宗族和谐共生,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族共生状态的形成与稳定不仅受到了当时徽州宗族社会整体的影响,也有岩镇地区独特商业氛围的作用.从这种状态本身探寻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可以从另一角度阐述宗族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生态.     

公私文书与明代徽州家谱的编修

明代徽州民间长期藏有大量的公私文书,这些文书被明代徽州家谱编修者所用,成为书写族人生平、描述宗族发展的重要史料。在载人篇章方面,编谱者多用公文书证明族人的任官履历或个人身份。而在纪事篇章上,编谱者则以收录全文或节录内容的方式利用公私文书,展现宗族所占有的资产,以及举办的活动。文书入谱现象是在编谱者求真思想、家谱编修体例演进以及地方社会情境三者共同作用下出现在明代徽州的,它是中国家谱编修史上的重要变化。     

汪氏祠墓纠纷所见明清徽州宗族统治的强化

汪氏在祠墓纠纷解决中采取的应对措施说明:自明迄清,徽州宗族组织在自身统治削弱之时,适时把握与外族纷争的契机,运用宗族内部联合以及主动与官方联手等形式,推动着自身的统治不断地强化.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徽商的人文精神与明清徽州社会

徽商的人文精神蕴含着儒教精神、血缘伦理和重商心态等极为丰富的内涵。儒教精神强调社会责任,血缘伦理强调家族责任,重商心态主导舆论方向。徽商内蕴的人文精神又被外化为"儒行"、宗族组织和重商文化。这些对徽州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成果很多.然而,从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是以往研究中较为忽视的领域.明清"族商"研究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家族、乡族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与商人群体、资本群体的运作模式进行考察,对其所蕴藏在文化意识之中的多元经济观念进行审视,有助于寻求多视角地认识中国传统商人及其资本的变迁之路,从而对中国传统商人与资本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前景,形成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宗教信仰

明清徽州社会对佛教和道教是比较排斥的,但佛教教义对妇女却特别有吸引力。明清徽州大量的节烈妇女,过着一种极为幽闭的生活,必然要寻求一种精神的寄托。她们信仰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其形式以在家吃斋、诵经、奉佛为多,也有入寺烧香及出家为尼的。她们信仰宗教的动机包括消弭痛苦、抵抗逼嫁、祈福禳灾及寄托来世等。她们正是通过对宗教的信仰来抚慰失去亲人的创伤,祈求未来的平安,从而达到自我心灵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