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比较与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英国、德国及欧共体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比较 ,以及对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分析 ,认为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英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德国的比例原则并不相同 ,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是一种从属于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 ,具体包括平等对待、比例原则和正常判断等规则 ;滥用自由裁量权既可以构成违法 ,也可以构成显失公正 ;在司法审查中 ,对行政处罚以外的滥用自由裁量权应尽可能按违法来对待 ,对行政处罚的滥用自由裁量权应尽可能按显失公正来对待。本文在分析论证中采用了实证的方法 ,尽可能避免以假设的例子来说明一种主观见解的做法。     

论部分撤销行政判决

部分撤销判决是撤销判决的一种,人民法院通过作出部分判决,使违法部分的行政行为丧失效力,维持合法部分的行政行为的效力.部分撤销判决制度的理论依据有信赖保护原则、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和法律稳定性的要求等三个方面.目前我国的行政判决类型体系中尚无部分判决,有必要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在立法和司法中建立我国的部分撤销判决制度,完善我国的行政判决类型体系.     

行政诉讼撤销判决适用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撤销判决是司法权监督行政权最为有力的方式.行政诉讼法第54条列举了适用撤销判决的具体条件,但该规定着眼于从行政行为构成要素的角度归纳违法行政行为的不同形态,结果造成撤销判决的适用过于宽泛.因此,从理论上廓清撤销判决的适用前提和范围以及限制适用等问题,对于修正撤销判决的适用理由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司法变更范围的扩大与行政裁决之诉中的司法变更--兼析《解释》第六十一条的完善

在我国,司法变更仅限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行政裁决诉讼司法实践决定了应扩大司法变更的适用范围,以解决行政裁决之诉作为行政诉讼残留的固有缺陷———不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易发生程序回转、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本文分析了行政裁决之诉中适用司法变更的不同情形,提出了完善《解释》第六十一条的建议。     

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司法审查

法治实践表明,通过合法性标准规制政府权力虽仍有必要,但其效用已递减至极低限值,故应突破传统法治主义预设的合法性窠臼,辅以正当性标准,形塑合法性与正当性并用的二元体系。正当性司法审查,作为法治国家建设在当前应被深入挖掘的增长点,是刺激政府权力向善的新的动力源。秉持防止程序自由裁量权滥用的目的,并以《行政诉讼法》第54条有关"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等规定为据,正当性司法审查应确立"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坚守程序公正、比例适当、有效参与、程序效益、程序的可接受性、程序规范化、行政便宜性等原则。同时,应通过顶层设计和末端治理应对正当性司法审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弊端。通过此种路径,可以提升行政行为的正当化水平,完善中国的行政程序法治体系,并与时俱进地提升行政程序正当化标准。     

我国行政听证程序的价值模式和适用范围

行政程序在公正模式与效率模式之间有不同的选择,但行政听证程序却只有公正模式一种选择,而我国行政听证程序的公正模式则应为"初级公正"模式.我国行政听证程序适用的法定范围狭窄,其应然范围应当拓宽;这种应然范围的拓宽,所遵循的思路是正式听证程序适用范围宜窄不宜宽、非正式听证程序适用范围宜宽不宜窄,这既符合国外、境外行政程序法发展趋势,又是我国行政听证"初级公正"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需要根据适用听证行为所涉及利益重大或者广泛与否,区别不同行为类型以及同一类行为的不同情况,分别确定其是否适用听证程序、是适用正式听证程序还是非正式听证程序.     

从行政行为公定力谈行政公正的实现

行政行为公定力与现代行政法理念相悖,对我国无效行政防卫权制度的设立构成了障碍,影响了法治状态下权利与权力新型关系的构建,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行政公正的实现。     

行政裁量滥用及其治理

行政裁量是指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对同一事实要件的处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的权力,但并不包括对该事实要件的评价判断。在当前社会中,行政裁量滥用的类型,大致有目的不适当、考虑不相关因素或不考虑相关因素、显失公正、裁量权的不适当拘束等情形。实践证明,单纯从法律的角度难以根本性地解决行政裁量权滥用的问题,加强行政裁量的正当性,已成为治理裁量权滥用、规范行政裁量的重要机制。     

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性检视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因出现了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客观情况变化,导致继续履行合同会造成显失公平的后果,法律允许当事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免于承担违约责任。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与行政诉讼功能、行政行为效力原则、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形成冲突,不能合理嵌入行政判决方式的立法设计之中,情势变更原则的一般适用条件亦不能成就,似有牺牲整体实质公平和制度效率以达成个案正义的嫌疑。重新衡量公平、效率与法治原则,采取由行政机关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法律状态或事实状态需要的路径,可以引领商标注册争议回归商标申请行政程序正途,既维护商标竞争性申请秩序,也符合行政诉讼的制度定位。     

"宪法司法化"的路径--对"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案"的再思考

随着法院一纸判决,"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案"暂时告一段落.法院判决被告芜湖市人事局在2003年安徽省国家公务员招录过程中做出取消原告张先著进入考核程序资格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依照法律规定,该行政行为应予撤销,判决被告芜湖市人事局承担诉讼费100元.     

刑法中持有行为的概念与特征新探

持有行为是指刑法规定的以行为人对特定物品事实上的占有、支配为内容的危害行为。它是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类型化危害行为,不同于刑法中的其他持有性行为成分。持有行为在事实上成立与否同司法上是否以持有行为处罚行为人没有关系。持有行为的概念中不应包含持有型犯罪的主观罪过内容。持有行为的物质内容是对持有物品事实上的支配、控制,不包括单纯法律上的支配、控制。持有行为与作为和不作为行为形态相比,在事实和法律上具有四个特征:状态性、依附性、限定性、实行性。     

竞争法立法模式初探

竞争法立法模式可分为制定统一竞争法典的台湾摸式、反垄断法典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典并立的德国模式和大量的有关竞争的单行法并行的美国模式。台湾模式适应了垄断与不正当竞争两类反竞争行为日益结合、危害极大、须一并规制的时代要求,乃最先进模式,我国竞争立法应采此模式。     

论毒品纯度与涉毒行为之定罪量刑关系

现行刑法第357条第2款之规定使得我国刑法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对于涉毒行为中的毒品纯度问题极为轻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惟数额论＂,因之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定罪与量刑上的显失公正。毒品纯度不容置辩地与涉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密接相关,其不仅影响罪犯处刑的轻重,而且关涉行为的定性,即牵及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对涉毒行为欲实现定罪与量刑上的公允,就必须彻底摒弃＂惟数额论＂,对毒品纯度进行充分考量。     

不公平有几何？——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感的测量

文章首先通过批判性地介绍几种已有的公平感测量方法,选取其中最为合适的一种在CGSS2005数据基础上测量中国城市居民的反身性公平感和非反身性公平感。其次,分别以性别、年龄、教育和单位体制变量分组,从多方面呈现了两种公平感在中国的现状。最后,作者通过使用对总体样本进行随机性拆分得到的两个样本对此测量方法的信度进行了验证。     

执政党软权力建构探析

软权力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而且还可运用于国内政治治理。目前,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面临着腐败、社会不公正、官民缺乏政治互信等问题,因此通过提升执政党的执政价值观的认同性,有效治理腐败,解决发展后问题等途径和对策,加强执政党的软权力建设,以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社会稳定就显得尤其必要。     

关联理论对于言语行为的解释力

Austin从人类语言功能的角度，把语言的使用归结为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后行为是不确定的，即一个言外行为可产生不同的言后之果。对于这种现象，Austin没有说明，只意识到这里有一个理解力的问题。在会话结构方面，那些“答非所问”，即“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句话可以构成完美的相邻对。这些，言语行为理论本身都不能解释。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的基本原理指出，话语和语境之间存在着关联性，人们基于不同的语境假设进行推理，对话语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为了取得语境效果，就必须寻找话语和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因此，关联性在理解话语，从而实施和实现言语行为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中国古代冤案的成因分析——以司法审判中纠纷解决为视角

司法审判作为人类社会自古至今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肩负着掌握案件事实,判断是非曲直,公平、合理解决案件争议,惩恶扬善和维护社会正义的重任。然而,自有史记载以来,司法审判中时有不公正的判决,各时代也都有冤案发生。冤案到底是如何造成的,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古代司法审理中冤案成因的剖析,分析总结其中的共性因素,反映我国古代社会的司法审判状况,探讨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冤案的发生。     

道德原则对刑事立法的制约

道德原则是一定社会成员或阶级用以调整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在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人类判断行为是非善恶的准则,具有普遍性。刑事立法是立法者依照法定程序创制刑事法律规范的活动,刑事立法的过程是行为犯罪化与除罪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立法者的伦理价值取向,反映了立法者关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因而道德原则是立法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刑事立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     

“边缘关怀”的思想逻辑与理论表达——拾掇索亚《寻求空间正义》文本中的一个思想碎片

在西方激进理论"空间转向"的脉络下,正义等概念显著地空间化了。正义的空间性既要注重作为表象的空间分配平等,也要关注生产不正义结果的空间化过程。追寻空间正义就是要培育一种空间敏感性,激发社会运动来消除植根于空间生产实践中的非正义现象,实质上指向的是一种反抗空间霸权的努力。在此语境下,索亚回归本体论的假设以实现空间正义的理论化,并通过城市权概念中介,构建形形色色的洛杉矶"劳工—社群—学院"正义行动联盟,从而超越解释学的宿命,迈向一种激进的空间实践。但索亚有关区域、地方以及"移民穷忙族"的话语,表达了他对边缘立场与微观地形的偏好。在确切的意义上,这是在商品和生产之外寻找革命的落脚点,是一种以激进为姿态的撤退与逃离。它喻示着整个西方左派从宏大革命叙事到社群行动主体的退守,边缘解放与微观政治最终替代了作为集体行动的阶级政治。     

邯郸市城市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城市相较农村 ,虽地小人少 ,但人口却极为集中 ,信息媒体广布 ,背曲遭损者极易聚集而酿成大规模不稳定事件。一旦出现不稳定事件 ,就会借助相互交谈、报刊、电视、因特网等信息媒体迅速而广泛地传播 ,短时间内即可家喻户晓 ,故其不稳定因素具有相对外显性、暴发性和不确定性 ,对社会稳定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消除和控制城市社会不稳定因素是消除和控制整个社会不稳定因素 ,实现社会安定和持续发展的关键 ,会起到稳定全局、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对邯郸市城市社会不稳定因素分“贫困和失业”、“腐败”、“不公平、不公正”、“治安状况不佳”、“领导失信”、“政府效能不佳”六个方面作了抽样调查 ,并结合其它有关调查 ,提出了一系列消除和控制不稳定因素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