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高句丽研究述评

2004年以来,中国高句丽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表现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新的讨论,形成了一些新的学术热点。其中政权归属、都城考证、文献考据、官制研究、早期历史探源及与中原王朝、周边民族、政权关系探究等研究内容都较以往有更进一步的讨论,文章就近年来高句丽研究的有关情况,从六个方面做综合述评。     

如何处理和确定高句丽的历史定位

处理和确定高句丽的历史定位,应该在实事求是、尊重现实、尊重历史的原则指导下,采取两步走的方法:第一步是确定高句丽在现在国别史中的位置,即以现今国界为基本框架,在中国历史和朝鲜半岛国家历史中都要写入高句丽史,但所写地区各有侧重,时间长短也有区别。以此定位,就中国而言,高句丽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高句丽政权是中国古代边疆政权;就朝鲜半岛而言,高句丽族又是半岛民族的重要来源和组成之一,高句丽政权是半岛北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政权。第二步是确定高句丽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位置。汉唐时期历代中原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所包含的主要是政治地位的主从关系和心理方面的相互认同,体现的则是历史上的羁縻、藩属体制。以此定位,高句丽政权则是中原政权的属国,因此在将高句丽历史分别写入中国历史和朝鲜半岛国家历史中时,都应该把这种羁縻、藩属体制和属国地位如实地写进去。     

高句丽族属溯源

高句丽族的族源是比较复杂的，既有来自蒙古草原东部的貊人、夫余人，也有东北古 老的居民秽人、句丽人、真番人，还有来自中原的汉人。在简句丽政权统治下，上述民族进行长期 的民族融合，而后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并被贯以其政权的称呼，被称为高句丽人。     

集安在高句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遗产表现

集安是高句丽民族早期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是高句丽王族桂娄部的中心所在。高句丽政权于公元3年自桓仁迁都至此,历425年,这个时期是高句丽政权的大发展时期。之后高句丽政权虽然迁都到平壤,集安作为"别都",仍列高句丽"三京"之一。因此,分布于集安的高句丽文化遗产也就最为集中、齐全和典型。     

高句丽历史与疆域归属问题补议

关于高句丽的历史与疆域归属问题 ,学者之间至今还存在着不同意见和分歧 ,诸如归属的标准问题 ,历史文献资料的选取 ,高句丽王国不同时期的政治地位及其与历代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战争的性质 ,对隋唐诸帝的高句丽政策的评价 ,高句丽疆域与历史的继承等等 ,在这些问题上 ,既存在着差别乃至在根本立场一致前提下的分歧 ,也还有认识不明确和论证不充分之处。笔者在高句丽归属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总体上不敢说还有什么新创见 ,只想在微观方面提出一些增补性的议论。一、箕氏朝鲜历史与疆域的归属是确定高句丽王国历史与疆域归属的远因条件　　…     

“高句丽侯驺”考辨

本文通过对高句丽早期王系的再整理,指出高句丽早期王系是经过人为炮制后的产物,从而肯定新朝诱斩的"高句丽侯驺",就是高句丽高氏政权承认的始祖朱蒙。     

高句丽、渤海文化之发展及其关系

高句丽,渤海,是汉唐期间,由高句丽族和(革未)鞨族在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主的广大区域里先后建立的两个民族政权,历时近千年,若溯其族源,则更长久。我国的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息繁衍和交往融合的一处历史大舞台,其中即包括肃慎、东胡、(氵岁)貊三大族系中的各少数民族,同时也包括了自中原     

高句丽与中原文明

高句丽的奴隶制,主要是承袭殷周奴隶制和接受箕子之后朝鲜奴隶制的影响;而进入封建制之后,主要是受到中原封建制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在高句丽社会内部,中原文明成为其奴隶制和封建制结构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从而经历了变外为内、变夷从夏的历史过程。     

浅析中原壁画对高句丽壁画之影响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对高句丽壁画和中原壁画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看出它们在制作工艺、风格、内容、技巧、材料上是同出一炉,一脉相承。充分反映出高句丽绘画艺术在其生成进程中既吸收中原文化,发展、完善自己,又注重本民族个性表现的特点,可以从中看出高句丽壁画的渊源与特色。     

高句丽民族艺术遗存中的生殖崇拜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少数民族,地域在鸭绿江、浑江流域.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朱蒙出走夫余来到这里,借助当地居民的支持,建立了高句丽政权,至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传二十八代王,七百零五年.吉林省集安市是高句丽故都,从公元3年至公元427年的425年间,这里一直是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高句丽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至今保留着许多高句丽时代的文物遗迹,以集安最为丰富,许多文物举世闻名.这些瑰宝有着丰富的内容,却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生殖崇拜,这也正是本文论述的主题.     

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个共同代理的观点

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是同时代表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共同代理人.本文运用共同代理模型分析了三方之间的博弈,并着重从激励的角度讨论了中央是否应该限制地方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我们的模型表明,当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互补时,地方政府与地方之间的交易能减少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成本,因而中央应该选择容忍；而当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相互竞争时,该结论也有可能成立.最后,我们用这一结果解释了地方政府助推房价上涨的原因.     

和平崛起与中国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机制

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普遍可能遇到的风险。作为和平崛起组成部分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更加复杂。中国政府有责任对此制定对策,通过改变海外投资主体结构,完善既有的相关国内法制,有效利用相关国际法制等途径降低中国海外投资遇到政治风险的可能性。     

"节约渡荒":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一两米节约运动"的实践及启示

1949年,中国在进入转折年代的关键时期暴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适时制定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重要救灾方针,中央人民政府有计划地执行了救灾运动与节约运动相结合的政策,在政府各机关广泛开展一两米节约救灾运动,同时依托新成立的内务部成立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作为运动指导组织机构.各地政府机关、团体和军区系统积极响应,并逐步扩大到社会各界人民群众,掀起了全国一两米节约救灾及节约捐助的热潮.这一运动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救灾物资不足的缺陷,救济了大量灾民,增强了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危机治理能力.运动取得的一系列宝贵经验也为此后救灾防灾工作的开展与完善提供了历史借鉴.     

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历程、社会政策与体制机制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建立起了一个平均主义、国家包办的公共服务体系,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实现了公共服务的普遍可及,但存在着公共服务供给总体短缺、效率低下以及城乡、单位间供给不均的问题。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政府推动了以二元化、社会化、市场化和地方化为特征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实现了从单一供给主体到多元供给主体的转变、从国家免费供给到居民付费享受的转变,供给效率与服务质量大大提高;但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弱化,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从而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普遍可及性和均等化程度。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通过社会政策体系建设、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基本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公共服务项目体系,公共服务投入稳步增长,多元供给机制不断成熟和扩展,初步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普遍可及性目标;但是,公共服务投入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依然偏低,供给水平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相差较大。中国政府需要在社会政策体系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即重新设计地方政府工作考核评价和干部考核评价体制,加快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政策体系,重构政府间财政体制和职责分工,全面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积极推进复合式公...     

区域环境治理中的新政策工具

区域环境问题是指一个行政辖区内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影响超出了辖区范围,产生了区域环境污染外部性。区域环境治理需要采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实现治理目标,中国的区域环境治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逐渐采用以基于市场的工具、信息类工具、自愿型工具为主要内容的新环境政策工具,但是新环境政策工具并没有取代传统的管制型工具,因为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受制于政策网络风格。在中国,区域政策网络在纵向上中央集权、地方权力有限,在横向上权力分散。环保局权力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其他职能部门,是一种松散的、互相依赖性弱的政策网络,在这种政策网络中,新政策工具仅仅在渐进地改变着政策工具箱,而主导的环境政策网络风格并没有变化。     

国债收益率协整关系研究

通过对中国国债收益率与央票利率、基准利率和CPI的协整关系研究,揭示出我国国债市场的收益率走势与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施加任何约束的条件下,我国国债市场的风险长期来看是可以规避的,而国债与央票之间具有互动关系,二者的利率风险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西藏商务代表团的美国之行与美国对西藏政策的转变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1948年间,西藏当局派出以孜本·夏格巴为首的西藏商务代表团,赴印度和美国、英国等国游说西藏独立,但是无功而返。围绕对于该代表团的接待问题,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就西藏的地位问题发生争执。美国政府最后尊重了中方的立场,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表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当南京政府在全中国的统治行将覆灭之际,美国政府对于西藏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     

1872年马里亚老士号事件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往事

秘鲁货船马里亚老士号因拐运华工在日本横滨被扣并引起一场国际诉讼,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亲自指挥,神奈川县长官大江卓自任审判长,终于将被拐华工全部解救出来,并通知清政府派人赴日将其接回中国;而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政府大员也相当重视此事,公文往来,讨论处理办法,积极回应,并派遣上海地方官员陈福勋赴日将被拐华工带回中国.陈福勋即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赴日办理交涉的外交使节,而该事件使刚刚起步的近代中日关系第一次产生良性互动,意义重大.     

中国教育的低投入低产出原因分析

本文通过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不同的效用函数的分析思路来解释中国当代教育面临投入不足,产出低下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     

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考述

光绪初年 ,俄商违反中俄双方协定向蒙古地区偷运砖茶 ,经过总税务司赫德的核查发现 ,偷运砖茶数量巨大、后果严重 ,垄断了蒙古砖茶市场 ,排挤了华商 ,引起各国的不满。天津海关道提出制定《蒙古税则》以杜绝砖茶私售蒙古、恢复华商活力并增加财政收入。总理衙门以与成案不符 ,流弊滋多批驳。恰值曾纪泽赴俄解决崇厚所签条约的善后之行。他在《圣·彼得堡条约》中满足了俄国在蒙古及我国西北边境贸易的全部要求。这个以满足通商要求换回土地的谈判原则 ,对蒙古地区的损害至大 ,使俄国在蒙古的影响逐渐超过中国。辛亥革命以后蒙古闹独立 ,其源头之一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