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魅与认同:新中国初期边地诗歌的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形象建构，事关一个国家的团结稳定与长治久安。在新中国初期，新的民族政策的施行和新的边疆治理模式的形成促进了边地诗歌创作的“异军突起”，为建构“多元一体”的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多民族语境下，边地诗歌从风景、新人、民族文化等层面，通过边地风景重构、革命新人型塑和民族文化发掘等，对国家形象的多维空间进行了“翻新”和拓展，实现了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再造与民族国家认同感的生成。在建构新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边地诗人以“他者”视角，采用“赋魅”策略，视认同为旨归，通过文学“想象”等方式，实现了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同步建构，为新生政权合法性及合理性地位的取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诗歌文本资源。     

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第二次握手》中的两种叙述逻辑

“爱情”和“科学”是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是依靠“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两种叙述逻辑完成自我建构的。这两种叙事逻辑有着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以“旧社会”为对立面,“革命至上”将“革命与爱情”“革命与科学”“革命与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相关情节缝合在一起。以“外国”负面印象为对立面,小说试图证明中国人的智慧与正义性。“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是一对同构的观念,在小说中,它们互相建构,完成“革命、民族、科学”的循环论证。     

“不言《新学伪经考》”与“民族是历史之主脑”——梁启超民族史观论略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大胆地吸收西学改造思想。就历史现而言,一方面,以“不言《新学伪经考》”的新学术突破了早期所深受康有为影响的“三世说”史现,另一方面,他侧重用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解释历史,建构了以民族史现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完成这一转变的学理则是以“人群”的进化观念,改造康有为“政制”、“文教”进化“三世说”变革中国的历史现,并在建构中赋予了民族国家为突出特征的史现,以此为出发点呼吁“史界之革命”。     

解放与重构：延安时期新秧歌剧中的性别图景

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将“改造二流子”和妇女劳动英雄建构为革命框架中的政治共同体,在“家庭统一战线”服务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情境中,突出表现了新秧歌剧文本中革命话语和集体话语对消解性别冲突、构建两性和谐社会的努力。通过对民族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利用,将男女平等观念融入群众文艺之中,在建构新的性别图景的政治性隐喻中虽然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罅隙,但仍为性别平等议题的讨论提供了独有的延安经验。     

论第五代导演早期电影的启蒙叙事

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是革命传奇包装下的“新电影”，具有现代启蒙性的基本内涵。第五代导演早期电影对于革命传奇的借用基于二者的内在同一性：现代性的匮乏与渴望。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是一种现代性的话语建构，但其个人主义的启蒙叙事最终是关于民族国家之现代性想象的民族寓言。     

清季民初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想象——以citizen、citizenship汉译为中心的论述

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基本目标.通过创造性地将西方citizen和citizenship概念译成“国民”,晚清和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想象了不同的国家建构路径和民族国家图景.清季部分知识分子从“国家主义”的角度翻译和创造“国民”语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传统的国民性和催生了现代公民意识,但其真正的目标在于建立强大的现代主权国家,国权高于民权.在反思清季国家建构方略 的基础上,民初部分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的角度翻译和创造“国民”语义,企图从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更加彻底地催生个体的“个人主义”思想,建立类似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民族国家.清季民初“国民”概念的移译表明了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翻译现代性”现象,即重要术语翻译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性生成的过程,它参与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思想和政治发展前景的重构.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族政策取向：从“主体民族化”到“国家民族”之构建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族政策取向经历了由“主体民族化”到构建“国家民族”的调适过程。虽然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化解独立初期民族政策的缺陷及其负面作用,但要在政策层面引导国民认同或成功塑造一个公民性的民族——“哈萨克斯坦人”,仍任重道远。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样民族、多种语言、多元文化的国家,因此,“多元统一”始终是国家的重大课题和建构民族政策的核心。     

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路径选择

不能通过民族的“同质化”来强化国家认同,也不能因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削弱国家认同.建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的路径是在承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依据我国的国情,通过强化各级政府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引领、整合民族意识,不断发展民族地区文化和教育等,逐渐形成一体化的结果,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强化国家认同.     

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策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经历了酝酿、发展和成熟阶段.媒介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在二元化的叙事框架中展开的:一是时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往昔自我”之间的叙事;另一是空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叙事.正是通过对这两种框架的策略性运用,媒介完成了对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的描画,实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建构.     

认同建构中的时间取向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时间性”密切相关。通过分析中国现代民族认同的两大建构路径,即“现在—未来”导向路径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可以看出,在时间性的三个层面里,“现在”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现在—未来”导向的路径从未来寻求合法性,主张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民族认同的建构所依据的是精英知识分子所设定的民族国家的规划。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则是从过去寻找合法性,以回归传统、挖掘新的传统或是重构传统的方式,通过与“过去”建立起联系,使自身权威化。无论是哪一种路径,民族认同建构都是以“现在”为核心的。因此,在民族认同建构的“时间性”问题中,“现在”之重要不仅仅在于“民族认同”是现代现象,它更是重组过去和未来关系的关键。相对于“真实的过去”的不可改变,“未来”的不确定,“现在”却为建构者的主体经验参与到认同建构中提供了机遇。在重组过程中,建构者得以充分调用“过去”和“未来”的资源,使民族认同获得它所需要的多元的合法性。     

阿富汗民族国家的构建及特点

从历史角度看,阿富汗民族国家的构建经过了建构、解构和重构三大阶段。杜兰尼王朝的建立标志着阿富汗民族国家构建的开始;＂四月革命＂爆发后,阿富汗民族国家面临解构的危险;＂塔利班＂政权倒台后,阿富汗民族国家的构建出现了重构的契机。历史发展进程中内外交往的复杂性外化为民族国家构建的复杂性与漫长性。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表现出与现代化推进的同步性、曲折性、伊斯兰作用的有限性三大特征。     

论民族主义与《湘报》新闻思想的近代转型

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主权”观念基础上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情感归属,旨在维护本民族权益、实现本民族和民族国家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其在实践中往往演化为建立和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运动。在民族主义话语中,作为“人民”的民众从历史“后台”向历史“舞台”前置,媒介作为国民的“养成所”,被置于民族救亡与国家建设的中心地位。在人民主权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湘报》报人提出了“报为民史”的传媒属性观、“开启民智”的媒介功能观与“志士精神”的新闻伦理观,推动了湖南新闻思想的近代转型。《湘报》所建构的新闻思想,既接受了“民权”等现代价值观念,又具有儒教的道德激情,其对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     

“真实性”与辽宁满族民族旅游发展——一种游客的视角

从结构上,旅游的真实性分为“客观性真实”、“建构性真实”和“存在性真实”三个类型。民族旅游是一种与“真实性”关联较为密切的旅游类型。民族旅游的大众性,决定了游客的旅游动机是寻求快乐,而且游客关于民族文化体认存在主体间差异,游客在民族旅游中追求的真实性因而更可能是“存在性真实”和“建构性真实”。与此相适应,发展辽宁满族民族旅游,在重构民族文化,突出民族特质的基础上,除了要建造“真实的赝品”,还要坚持体验和休闲化的发展思路,实现游客基于“全部自我”的民族文化的“真实性建构”,以及对“真实自我”的回归与追求。     

中华民族发展的三重逻辑

中华民族在发展进程中历经自在的历史形态和自觉自强的现代形态,具有历史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甲午战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中华民族从自在逐渐走向自觉,知识界和革命派代表人物吸纳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建构了“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国家理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本完成,中华民族被赋予了国民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现代意涵,具有了国家民族的政治属性,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主体表达和国民依托。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可以归结为多元交融的自在阶段、存亡抗争的自觉阶段和民族复兴的自强阶段,蕴含着民族认同的国家逻辑、民族演进的历史逻辑和民族复兴的现实逻辑。     

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的反思

人们是根据自己“特定的政治目的”来建构或重新建构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十分关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重新建构民族或族群的历史记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没有冷静地反思一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是怎样建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在阶级斗争意识日益强化直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氛围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准确阐述,扩展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其产生的实际效应就是使人们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完全等同起来,并按此种思维定势建构了大量民族历史记忆和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对我国的民族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与实践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历来就是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辛亥革命时期也不例外,在此期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领导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反清”武装革命,努力创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他们的革命意识中,争取民族解放是这场革命的重要目的。因此,正确把握这一时期国内民族问题的趋向,是关系这场革命的性质和影响这场革命能否推翻清政权,实现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理想的不可忽视     

对中国整合建构政治民族问题的思考

随着20世纪后期以来出现的世界性的民族主义张扬,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在找症结、思对策中,近十年学界关于民族问题是否应当“去政治化”的激烈辩论其实并未抓住问题的要害.新中国建立后,在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我们未能认识到现代民族国家不论姓“资”姓“社”,都必须由国家花大力气整合建构政治民族,因为这是现代国家必须完成的事关长治久安大局的战略性步骤,故而缺乏建构政治民族的战略思维和具体部署,才是造成当下民族关系许多复杂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     

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文本叙事研究

正史是王朝史官基于国家视角的正统叙事。历代正史对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本叙事可归纳为追溯华夏族源的“华夏姻亲模式”和“华夏血亲模式”,认可中央政权的“输纳赋役模式”和“受封官爵模式”,认同中原文化的“甘受教化模式”和“慕义向化模式”等六种。在此基础上，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叙事类型可归纳为“建构型”和“原生型”。“建构型”强调国家权力的主导性，表现为“华夏姻亲模式”“输纳赋役模式”以及“甘受教化模式”,“原生型”突出对华夏族源的追溯与族群的凝聚，表现为“华夏血亲模式”“受封官爵模式”以及“慕义向化模式”。地理条件的差异、发育程度不同的政治组织以及中央王朝对不同区域的开发程度是形成“建构型”和“原生型”两类正史叙事类型的原因，但“建构型”最终会转变为“原生型”。六种叙事模式构建了“家国同构”政治理念的血脉、利益和文化根基。正是这种基于中华民族一家亲，各民族“守望相助、情同手足”的根基性情感，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稳定性和趋同性，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主权·统一·国族·集权·民主——论民族国家建构的五大构成要素

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民族国家建构包含五个方面不可或缺的要素：独立主权是前提要素、国家统一是核心要素、国族塑造是本质要素、中央集权政府是关键要素、民主取向是价值要素。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巩固,关键是在获得独立主权的前提下,寻求和处理好“人民-国家-民族-政府”四种要素之间的平衡。     

浅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超越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赋予了国家政权统一和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亦即政治上的一统和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大一统”思想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是在民族心理的深层建构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和养成的一种民族心理与感情,是团结、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