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艺术与鲁迅杂文艺术之比较

鲁迅是我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从他的《故乡》发表后;逐渐形成了乡土文学派。自然,他的小说表现了浓郁的乡土色彩。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故乡的人,故乡的事;写的地点——鲁镇、未庄、庞庄、S城、咸亨酒店……都是故乡绍兴一带村庄与小镇的化名;写的风物,也是江浙一带的水乡景观。     

岑参与嘉州文化

岑参在嘉州逗留时间虽然不长,但其诗歌很有特色.其诗歌创作主要有三个方面:对嘉州风物的歌吟、对故乡的遥念、对佛门归隐的向往,表现出诗人晚年的复杂心态.其诗作在嘉州的流布传承有序,对嘉州文学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临川二晏”的故乡情结

“临川二晏”有着浓郁的故乡情结。他们的故乡情结表现在对故乡风物的描绘,以及对故乡人事的叙述与追怀。怀着对故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他们支持家乡教育,推崇乡贤,一定程度上鼓舞了故乡的读书尚学之风。他们严谨持家,其子孙后代不乏佼佼者,临川晏氏因此成为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代表之一。他们在南唐词派基础上发展了词体,推动了宋代江西词人群体的形成。     

诗学、私交与对金态度——胡铨、周必大的乡邦唱和

胡铨与周必大是南宋时期江西籍著名的士大夫,二人皆是吉州庐陵人氏,胡铨为周必大的乡邦长辈。胡、周之间过往密切,周必大的文集保存有大量与胡铨及胡氏家族在乡邦之中唱和的诗作,这些诗作反映了江西诗学的趣味、私人的交谊,还涉及对金和战的政治态度,展现出周必大在乡邦生活中追随胡铨诗学取向、与之保持亲切交谊以及回避彼此政见分歧的姿态。     

周必大、朱熹与吕、范解仇公案——兼论南宋政治上的调和思想

由欧阳修撰写《范公神道碑》而引出的范仲淹与吕夷简解仇公案,在南宋庆元年间引起了周必大与朱熹之间的激烈争论,前者认为吕、范始终未曾解仇,后者则坚持两人确有解仇之事。但周、朱两人争论的实质并不在于对是否解仇进行事实判定,而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关于党争的政治思想间的交锋。周必大在政治上信奉调和思想,坚持朝廷用人当不分党派,兼收并蓄。朱熹则主张政治的首要之务在区分"君子""小人",坚决反对两者杂用的调和倾向。在整个南宋时期,两种思想皆不乏追随者,但总体上看,周必大所代表的调和思想获得更多青睐,调和构成了南宋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周必大与范成大诗歌创作比较研究

周必大与范成大是南宋时期同时代的具有典型性的两位诗人。周必大诗作多交游唱和,范成大则以田园诗名世。周必大位居宰相之尊,领衔文坛,交往基本覆盖南宋中期整个文坛,交游唱和之作构成其诗歌创作的主体;范成大以写实诗见长,如田园诗。通过对周、范二人诗歌创作的比较,探讨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为今后系统性的探究二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一定的帮助。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转型中的中国想象

作为东南亚华文文学重镇之一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对中国的种种想象。作为想象原动力的故乡情结,长期表现为对中国的热情关注,即使描写南洋当地风物,所采用的仍是中国视角。国家认同转变后,中国想象逐渐出现了变化。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出于强调其独特性的需要,则将故乡情结虚化为原乡神话。     

汪曾祺笔下的昆明味觉记忆

作为抽象概念的精神故乡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场景、风物、习俗、故事等表现出来,汪曾祺对昆明的记忆更多的是反映在对食物的书写中。味觉记忆是汪曾祺寄托乡愁的载体,体现着他对事物认识的重感性的审美特点,也体现着汪曾祺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南宋周必大题跋的文献学价值

周必大为南宋时期私家刻书的楷模,他一生虽然著作颇丰,但却没有留下文献学方面的系统论著,故而以往学者在论及其文献学成就时多难以深入讨论.周必大所作题跋为南宋一代数量之最富者,这些题跋涉及校勘、版本等诸多领域,是其文献学成就的集中体现.对这些题跋进行整理,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周必大本人的文献学成就及其文献学活动的具体过程,还能够以点带面,对南宋乃至整个宋代的文献学发展状况有更清晰的认识.     

著名作家李国文、顾骧回盐讲学 省作协俞胶东、刘静生等来我校考察社团活动情况

六月中旬,著名作家、小说选刊主编李国文同志和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作协创作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顾骧同志应盐城市文联的邀请,回到故乡讲学、访问。李国文同志原籍我市郊区义丰乡,顾骧同志原籍我市滨海县,用顾骧同志的话说“我们是喝蟒蛇河和串场河的河水长大的。”他们对故乡的土地、风物和父老乡亲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这次回故乡,分别为我市文学工作者作了多次讲学,并应邀来师专为中文科师生作了报告。李国文同志亲切地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漫谈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勉励大家写出好作     

论周必大的军队建设思想

周必大作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虽没有完整系统的军事著作,但他助政四朝,执掌枢府五载,围绕南宋中兴图强这个思想宗旨,对军事问题多有论述,散见在其文集中。他关于军队建设方面的主张表现为选用将帅和激励军士两大要点。他所提出的"精择"下"久任"的选将观以及"优恤"下"严训"的励军法,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杨万里与周必大交谊考论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为“中兴四大家”之一;周必大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和学者。绍兴二十年（1150）,两人同时参加庐陵解试并获得解额,此为两人交往之始。入仕后,杨万里和周必大游宦各地,难以相见,两人多以书信交往。隆兴年间,周必大贬归庐陵,杨万里父亲病逝,回庐陵丁忧。二人在家乡相见。乾道六年（1170）,杨万里赴任奉新县宰,由是分别。其后,两人各自宦海浮沉,甚难相见。绍熙三年（1192）,杨万里辞知赣州回到庐陵,此后便一直居住于此,直到开禧二年（1206）去逝。绍熙五年（1194）,周必大辞知潭州亦回到庐陵,直到嘉泰四年（1204）去逝。在晚居庐陵的十几年中,他们交往甚密,既经常互访,又频繁书启往来,还共同关爱后辈。这段交谊被传为佳话,以致被时人誉为“庐陵二老”。     

周密诗、词之考察

周密是宋元之际著名的文人,著作丰富。他的诗、词创作在当时都有名气,两种文体之间因为渗透了周密的文学思想、生活经历,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共同之处,比如:崇尚自然、工于炼字造句、善用事、追求清雅之美,创作技巧和风格上诗、词作品间也有互相影响的地方。但是,诗、词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尤其是周密严守词自是一家的观念,导致他的诗、词所表现的范围有明显区别。周密诗、词作品中体现出的互动与不同,与南宋晚期文坛对诗、词的认识是一致的。     

周邦彦词的思想内涵简析

周邦彦在宋词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词题材广泛,意蕴深厚。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作品作了简要的评析。     

范仲淹神道碑公案考述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是《欧阳文忠公集》中的一桩公案,案情牵涉范仲淹、吕夷简、欧阳修、富弼、范纯仁等历史名人,甚至引发后世朱熹与周必大之间的一场热烈讨论。在欧阳修撰作《范公神道碑》的过程中,反映了范仲淹与吕夷简的晚年交际,显现出前修先贤处世为人的品格和有宋一代世风士气的淳美,更体现了一代文宗欧阳修写作态度的严肃认真、精益求精。     

论周济对常州词派的理论贡献

周济的词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出入说、词史说、南北融合说、浑厚说。前三说是对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词学思想继承基础上的提炼、发展和超越，后一说则是他自己的理论创新。周济建构了常州词派完整的理论体系，是该词派最主要的理论家。     

周叙的诗学批评与明前期诗学风尚

周叙的诗学批评集中地体现于《诗学梯航》中,其主要内容为：以汉魏晋唐为宗的诗歌渊源论,主张师古与摹拟的诗歌创作论,辨体别格的诗歌师法路径,扬正抑变的诗歌历史发展观。考察周叙的诗学批评,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明前期诗学风尚,以更为客观地看待明前期诗学在我国古典诗学发展链接中的重要作用。     

再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是全面的。遗山的那些描写登山临水、表现隐逸之趣的词作,疏快超旷,清丽淡雅,颇得杜诗高旷清婉之致;遗山词还有缠绵悱恻、婉曲深挚的一面,既体现了他重言外意、倡韵外致的词学观念,又可与杜诗婉厚深远之神韵相颉颃。遗山词之学杜,可谓渊源有自,堪称“词中老杜”。其词之学杜,与宋代周邦彦词的学杜又有所不同。     

论《石洲诗话》的神韵诗说倾向

《石洲诗话》前五卷成书于翁方纲任广东学政期间,代表了他的早期诗学思想。分析蕴含其中的辨体意识及对唐宋诗的讨论可知,王士稹神韵诗说对翁方纲此期的诗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周作人诗歌的诗体特征及其在新诗发生期的意义——以《过去的生命》为例

五四时期新诗散文化的理论倡导者当属胡适,创作实践最为成功的应是周作人.周作人的诗集《过去的生命》在其个人创作历程及新诗发展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以住的研究未给予足够重视和系统的评析.该诗集的诗体特征可以从散文化的文体、欧化语体、戏剧性和智性等几方面评析其在新诗发生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