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兴研究与科举学

"宾兴研究"是科举学的新兴研究门类。从科举起源来说,宾兴曾是广义科举制最早的源头;从科举典礼来说,宾兴礼的出现使科举典礼系统与科举制度分级相互呼应;从科举经费来说,宾兴既是政府财政性科举经费的统称,也是民间捐资助考经费的统称;从科举社会研究来说,宾兴作为古代教育第三部门,为研究者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综合性角度对科举社会进行剖析,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晚清时期科举宾兴的变迁

宾兴是清代地方社会捐资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公益组织及专项经费.晚清时期,为应对时代变局与救亡图存,清廷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若干改革,以选拔出匡时济世之人才.作为清代科举制度的伴生物,宾兴也因国内外时局变化而发生由缓趋急的变迁.在废科举前,南北各省宾兴首先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事的冲击.有些宾兴损毁严重,被迫停顿解散;也有些因参与或承担地方公共事务,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机构.战后,宾兴得到较快恢复与发展,但也因日久弊生而遭诘责,晚清义赈兴起后遂出现移宾兴助赈之议.自维新运动改书院为学堂,宾兴逐渐移作他用,被提充学堂经费或购买书籍等.停废科举后,宾兴发生了急剧而显著的变迁,或改设新式学堂学校,或改为津贴、奖学金继续资助学生,或为学务公所、劝学会或教育会等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团体接管,或被挪用侵吞,最终彻底消亡.晚清科举宾兴的变迁及其多舛命运,折射出近代中国复杂的时局变动与地方社会权势的转移.     

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探析

冒籍是清代科举的一个普遍现象,其中顺天府冒籍现象较为突出。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科举的繁兴、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京畿地区出现了大批流寓人口,他们通过寄籍顺天,参加科举考试,猎取科举名额,给京畿科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清代统治者通过稽查户籍、设立廪保、强化惩戒、严格审音等手段,严防科举过程中的冒籍现象,从而为广大士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科举环境,有利于科举秩序的稳定。     

清代常州府宾兴研究

宾兴研究是科举学的新兴研究门类,从科举经费来说,宾兴既是政府财政性科举经费的统称,也是民间捐资助学、助考经费的统称。近年来对宾兴组织研究的相关论文多以清代江西省的宾兴组织、宾兴经费的来源及经费管理等问题为个案,间或涉及清代江苏省的有关宾兴事宜,但很少涉及江苏省所领八府之一的常州府的相关内容,也很少涉及整个科举应试过程中产生的各项费用开支细目。文章从清代江南省(江苏省)常州府不同时期的地方志入手,结合科举各级考试的程式,考察地方政府及民间助学、助考的公益行为与"毗陵独多才"关系。政府与民间重视教育经费,尤其是科举经费的投入,才催生常州府的科名之盛。     

清末广州番禺学宫印金问题探析——《番禺府县新生印金章程碑记》考略

印金是清代中后期各地宾兴组织普遍资助的科举考试项目之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其前身为番禺学宫)内的《番禺府县新生印金章程碑记》主要记录了清光绪年间广州府番禺县为岁科两试文武新生筹集经费以送学官印金事宜制定章程,并上报官府审批立案等情况,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清末广州地区宾兴活动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的运作及其近代转型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南京,共有11所,以嘉靖年间设立的歙县会馆为最早,其余多在清代设立,南京歙县试馆则出现最晚.徽州科举会馆主要为应试举子和官员提供服务,严禁商人和其他人等借宿,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特点.徽州科举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内容涉及管理人员的职权范围、使用人员的资格及义务、经费的使用等方面.徽州科举会馆的运行逻辑与商人会馆大致相同,其基本功能可总结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类,致力于联络同乡感情,增强同乡的凝聚力、向心力.近代徽州科举会馆顺利实现了转型,虽然仍以会馆为名,但其管理架构和运作机制已和同乡会并无二致,显示出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     

清代荆州城宾兴组织研究

“宾兴”一词最早发端于《周礼》,作为与古代科举渊源之深,交融之广的一个特殊术语,在宋代人的眼中甚至被视作为科举制的最早源头.“宾兴”的意义也在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悄然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进入科举时代后“宾兴”最初作为一种科举典礼而言,与乡饮酒礼结合在一起;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宾兴”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作为一种慈善性的助学助考形式,在全国各地普遍发展起来.荆州也正是基于这一形势的影响,其宾兴组织开始得以兴起和发展.     

清代江南宾兴组织的演变及运作

清代江南宾兴组织经历了不断发展、逐渐完善,最终又被改办的过程。清代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江南宾兴活动一直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道光年间,具有一定财产规模、设有专职绅董的宾兴组织开始集中出现,这是江南社会为重振科举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同治、光绪年间,遭到战火破坏的宾兴组织得以重建,并向市镇层面扩展。宾兴组织创设时的资产多来自捐输,其后以基本金的形式运作,每遇科考之年,提取租息或典息充作宾兴费。受传统政治治理结构的制约,地方绅董负责宾兴组织的日常管理事务,但官府的力量也始终在起作用。宾兴费的发放以本地士子为主,体现出浓厚的地域观念,如何规避发放环节出现的诸多弊端,则成为各宾兴组织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清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探析

清代科举家族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诸如政局稳定、教育机构创建、科举政策调适以及科举家族内部教育环境等。科举家族一般是地方社会的望族,在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清代地方经费研究述论

经费为公共事业的根基."地方经费"是用于县及县以下基层社会公共事业的支出."地方经费",非"地方财政".清代地方用于公共事业的经费,与中国传统社会独具特色的双层统治有关,与上层政权的国家财政有别.参与基层社会经费收支活动的人员,同时也参与了地方社会的管理,推动了地方社会的运行.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入.     

唐代“类明经”试策考述——“官人文学”研究之一

试策是唐代科举的重要试项 ,也是唐代文学的重要文体。唐人取士科目众多且复杂 ,类明经是明经系列中与明经科相联系和类似的专业性极强的科目 ,主要包括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 ,各科考试皆仿明经 ,但多有“专业”考试 ;其中有试策 ,而试“帖读”尤为一般论者所罕及。类明经在唐代科举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家礼》与明清徽州男子伦理生活定位

《家礼》是南宋朱熹撰写的一部礼学专著,分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5个部分将古代礼义充分糅合于其所制定的礼仪规范中,对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地方伦理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以明清时期的徽州为典型区域,以徽州男子为特定人群对《家礼》的实践理路加以探究,认为:一方面,明清时期徽州男子伦理生活的定位,以朱熹《家礼》为旨归,其孝行、悌友、义举等伦理生活,与《家礼》中的孝道、悌友观以及义利观等一一对应;另一方面,《家礼》对古代地方伦理生活的影响展示在礼义和礼仪两个层面,对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于生活中的推广也颇具参考价值     

明中期社学不盛的地域性考察——以南直隶江阴县为中心

明代嘉靖年间,江阴《县志》纂修者注意到,具有官方背景的基层教育机构——社学发展薄弱,因而怀疑本地文教不振。实际上,明代科举社会中,以教化为主要功能的社学已不能成为社会蒙学教育的主流,而江阴地区在宋元时期形成的良好蒙学教育体系,又进一步限制了其发展。明中期江南经济状况的变化,导致社学寄存基础的里甲制被破坏和以基层民众为主体的社学生源因贫困日益流失,加速了江阴社学的衰败。江阴社学只能在部分有识官员的支持下短期复兴。江阴社学的兴衰是明代江南地区社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窥见江南地区社学呈现出“短兴长废”的发展态势。      

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

两宋的词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之一种,其制度的设立对两宋骈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南宋文人由词科入等而入西掖、北门,进而执掌内外之制的现象颇为常见,朝廷诰命、典章巨制的写作从初习词科的模拟之作成为视草代言之体,由此也生发出一些较北宋而言更为复杂的文体观念。词科与制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应试词科衍生出一批进卷、行卷行为,并出现了大量的类书,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影响了馆阁的制书写作;对典故的谙习、制度的熟稔与制文体式的遵循是应试词科的基本要求,词科者入等者在馆职写作中也承续了词科文体。词科与制文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宁宗嘉定以后,轻视宏词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两制之文的衰落。词科的发展也引起时人对"词科习气"的批评,而所谓的"词科习气",与南宋骈文对北宋骈文的变异有关。另外,由词科入等或曾应举过词科的士人中,有不少人也有着兼学理学的倾向,他们也试图在朝廷的公文写作中复返汉代遗风。     

云南汉语地名发展与民族构成变迁

历史上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早期的云南地名应是当地民族语地名。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的设治经营、汉文化的传播和汉族移民的进入,云南逐渐出现了汉语命定的地名。明代以前云南的汉语语义地名日益增多,明代开始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勃然兴起,明清以来汉语语义地名与汉族姓氏地名逐渐成为云南地名的主要命定形式。云南汉语地名的发展,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特点,云南汉族移民的定居方式和自身“土著化”过程,以及云南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的变迁。     

明代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书院发展关系探析

明初统治者在健全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形成了科举-官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运作模式。在官学能够满足科举应试需要的时期,书院被排斥在科举-官学模式之外。然而,当官学的教学功能日渐式微,在官方的认可和扶植下,书院再次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人才的重任,科举-官学模式转变为科举-书院模式,书院因此而兴起,其数量与规模都远逾前代。     

明代湖南科举述评

明代湖南科举整体水平下降 ,科举人才地区分布较为均衡和广泛。明初的战乱、书院的禁毁、地域的局限 ,是制约明代湖南科举水平的主要原因     

明清时期“占籍”的嬗变

"占籍"一词,经常出现在明清时期的文学著作及历史著作中。现代的许多学者认为"占籍"的词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入籍",指的是"外地迁至新地,成为有户籍的当地居民"。事实上在明代初期,"占籍"是明代赋役黄册制度的一部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到清代初期,"占籍"已经作为一种户籍管理制度,并且广泛地运用到了对流移人口的管理。而这一演变过程是在明清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完成的。     

唐代试律的套式

现存唐代应试律诗可根据尾联结句方式的不同分为祈请式、颂圣式、怅怨式和闲淡式等四种套式,这些套式既是唐代试律程式化的主要表征,也是后人讥评其＂体卑＂的一大原因。唐代试律套式的形成与试诗题目限制、格式要求及特殊的应试环境有关,同时与唐代文士包括知贡举者和赴举士子对试律本身并不十分看重的主观因素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