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

从发生学的角度,《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学界“新学”、“王学”互指现象提出质疑,但也存在偏重官学形式而将两者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从王学官学化、“新学”概念的由来、内涵及宋人态度等看来,王学与新学在历史上分别与两种“新学”概念相联系:一是见于史料、立于学宫、主要包括《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虽然这两种“新学”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被合一,但在具体的思想研究当中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论王安石的“荆公新学”

王安石二十二岁中进士后,担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多年,目睹北宋社会危机深重和人民的贫困生活。在仁宗时期,他曾上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直陈时弊,提出变法主张,但未为仁宗、英宗两朝所重视。神宗就位后,在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便两次任命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法,旨在抑制兼并、放宽压榨、推动生产、富国强兵,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为着进行变法,王安石不仅改组太学和地方学校,     

从《四书》学看北宋理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的异同

从《四书》学的角度,对北宋中后期活跃于学术舞台的理学、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在治学方法和理论特点上三者有较多的相同之处,都注重阐发经典精义、关注天道心性问题、自出义理、发挥己意,但在三派学术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述和发挥方面又存在较大差异,各具特色。     

宋“以才学为诗”第一人——略论荆公诗之用典

苏、黄、陈三家是宋"以才学为诗"的代表人物.而在此前,则有王安石为他们树立了榜样,尊定了基础.荆公诗之用典,不外袭意与袭辞二端.其手法,或直用,或化用;或显用,或隐用;或概用,或摘用;或正用,或反用.如玉盘走珠,灵活多变,而皆为我所用,见出其本领之大矣.王安石可以称为宋人"以才学为诗"第一人.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已经涉及到荆公新学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不同的学科视角、多样的学术方法、整体的观念为荆公新学研究注入了生机活力,但对荆公新学思想渊源所在,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方式,与佛道、理学、蜀学等流派之间交融互动方面,特别是对于荆公新学流派的研究以及对于王安石作为宋代由内圣转向外王的关键人物的探讨方面,在学术界目前还是薄弱环节,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南宋理学家对 王安石新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二方面：一是斥新学为异端邪说，藉以标榜理学为继孔孟绝 学的正统，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源，予以无情打击。陆九渊 对王安石个人的政治操守和治国理想给以赞誉，但对王安石新学亦持批评态度。理学家批 判新学对南宋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是在“法祖”的旗帜下，使南宋社会上上下下 因循守旧、政治上保守主义日益弥漫，并且直接影响了元明清对王安石新学及新法的评价。     

荆公新学《三经新义》的内圣外王之道

庆历之后还是宋学地域学派的临川之学,到熙宁以后演变为一种新官学即荆公新学.虽然王安石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其学术旨趣、思想内容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荆公新学更为关注以经术经世务的外王之道,以满足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的经世致用迫切需要.王安石分别从《尚书》《周礼》《诗经》等先王政典探寻礼乐制度、治理方法的依据,以解决熙宁新政的现实政治问题.同时,荆公新学也关心人君方寸之地养心的内圣之道,但主要目的是凸显政治睿智、强力意志的精神因素,其内圣之道直接依附于外王之用,不同于道学派偏重道德为本的内圣之道.     

王安石的学术渊源考论

王安石的启蒙老师明确可考者有杜子野、张铸、谭三人。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上可追溯至孟子,下可从同时代的王景山、刘敞等人处窥见若干端倪。而向来遭受质疑的周敦颐与李觏,也应与王安石存在着人际上的交往与思想上的交流。     

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两宋之际政治与王安石新学流变

王安石新学在两宋之际的学术嬗变,其实并不是新学学术本身自由、自觉的传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统治集团的政治选择,使新学非学术层面传承的影响加深,致使新学完全成为社会诸多阶层利益诉求追逐的工具,渐趋式微,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现实的问题与困惑,正是历史镜像的投射。尽管时代在变,但传统社会中学术与现实政治的纠葛,依然在今天延续。中国传统社会丰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其实就是双刃剑,独立、平等、和谐则是两利与进步,依附、偏倚、压榨及利用则会两害与退步。     

王安石性格解读

王安石的是非功过,古今纷论不一,其性格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文章运用宋代正史及文集、笔记等有关史料,结合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从人生态度、求知精神、处世行为等方面对王安石的性格进行了新的解读,指出王安石性格的核心是执著与超脱：执著于对知识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尤其是对其所主持的变法矢志不渝;超脱于功名物欲和个人恩怨,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脱俗不凡。执著与超脱二者在王安石身上得到高度统一。     

荆公评韩新论

荆公评韩应首先考察荆公对韩愈的总体评价,而重点则是对荆公评韩言论里聚讼纷纭的《韩子》诗作新诠评。荆公评韩的更大意义在于深入挖掘褒贬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从而揭示出荆公评介韩愈在整个宋代韩学研究史上有关捩作用。     

论杜诗对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影响

王安石对杜诗有很高评价,杜诗对其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安石诗歌关心国事民生,并化用了许多杜诗。他的集句诗直接使用了很多杜诗。王安石使用了很多杜诗典故,注意诗句锤炼,也学习了杜诗句法。但是,王安石诗好发议论,以秽恶入诗,多应酬之作,又用典太多,有以文为诗之病,表现出与杜诗的很大差异性。他成就最高的晚年绝句也与杜诗无涉。总体上,王安石诗与杜诗有较大差异,艺术上也相差很远。     

王安石风俗思想简论

王安石关注现实社会与风俗变化的联系,其集结点就在“流俗”,或称“流行于世的时俗”,是社会发展中种种弊端。其风俗思想与他的改革事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他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风俗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风俗思想的核心在于济民,在于安业,通过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的相互协调．形成美俗、良俗,直指时弊,即“流俗”。其风俗思想既有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又有博取众收,对传统文化包括风俗文化的理性审视．经过深入思索所作的批判总结,表现出其风俗思想的独立性、完整性。     

王安石、王安礼诗文创作比较

文章对王安石、王安礼诗文创作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二人文风之异同,进而揭示临川王氏家族乃至宋代临川文学兴盛之况。     

贺麟王安石研究中的心学思想

文章从心论和性论二个方面,说明贺麟对王安石心学思想的抉发。心论方面,以黑格尔哲学为出发点,着力阐发王安石“建立自我”的思想。性论方面,认为王安石先主性善恶混,然后过渡到性善论。性善恶混可以强调后天人为努力的重要性。而最后归本性善论,是为了高扬精神的能动力量,心的将价值理想和深厚的文化蕴积融摄为一,以价值带动文化蓄蕴这种功能。以上诠释,是他新心学哲学理论的鲜明体现。     

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两宋之际,程门高弟杨时为尊师门,力行工程之道,不仅利用宋室南渡后自己政治地位的提高,在现实政治中主张罢黜王安石配享孔子及其新法,更从理论上批判了王安石新学的不知天道、不知性、溺佛道、重财利等众多的"不知道"之处,以此提升洛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理论批判,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的门户之争,更展示了洛学与新学这两种学术思维路向及价值取向的差异.     

王安石七言绝句新议

王安石创作了大量七言绝句,他的七绝深婉精工,与他“尚用”的文艺观相比,其七绝创作却十分注重艺术技巧的追求。他的七绝风格形成既有他性格和境遇的因素,又与他对前代诗家转益多师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