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化的逻辑结构与文人化的形象表达——从两篇“万言书”看北宋奏议文的艺术感染力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与苏轼《上神宗皇帝书》是北宋重要的奏议文献,更是具备一定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王、苏二人将学术化的逻辑结构与文人化的形象表达掺入北宋奏议类文章的创作中,带给北宋奏议类文章些许新鲜元素。本文从文章学的角度,通过分析王、苏两篇"万言书"的文法妙处,初步揭示古代奏议类文章产生审美价值的缘由。     

论王安石与苏轼孟学思想之差异

王安石从孟子思想非常切合北宋时代建设儒学心性之学与富国强民的需要出发,对孟子之学采取了完全尊信的态度。而苏轼从对儒释道一视同仁的借鉴吸收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出发,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权变思想,因而与王安石的孟学思想形成了强烈对比。王安石的孟学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振兴和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而苏轼孟学思想中的辨孟部分也从反面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释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中的"微意"

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是讨论王安石、苏轼二人关系乃至元祐更化之初政治变化的重要文献.古今学者对于该文理解不一,乃至有完全相反的认识.其原因在于对于制词本身所具有的显、隐二义认识不足.赠官制书,表面上是褒词,不失王言之体,但苏轼采取寓贬于褒、明褒暗贬的写作手法,表达了个人对王安石学术和新法的否定,这也意味着苏轼与王安石二人的关系虽已缓和,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王安石新学哲学的创立

王安石新学的建立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首先,从王安石对太极、道、天名异而实同的规定、道的特性界定可以体认出其哲学逻辑结构是太极、道、天→阴、阳、冲气→五行→人物的模式;其次,王安石从天道下行人道、从人的性命安顿体认出性命之理和道德之意,在对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四子人性善恶之辩缺失分析之后,提出与礼乐结合并当于理的情之发动;再次,王安石提出新故相除说,不仅明确万物运动变化的趋势,亦是其变法的理论支撑。王安石的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为理体学的开创起着推动的作用,其《三经新义》亦开出转训诂之学为义理之学的先风。     

略谈韩愈与扬雄

作为一代文宗和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韩愈,他一生始终以恪守和阐扬儒家之道为己任,为振兴儒学做了毕生的努力。在他极力推尊的古圣先贤中,除孔孟之外,对于西汉时的扬雄甚为仰慕。声言“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不难看出,韩愈对扬雄的思想理论、道德、文章是很倾心的。     

苏洵对韩愈的评价与接受

在"尊韩"与"非韩"的话语交锋中,苏洵站到"尊韩"阵营一方,将韩愈视作孔孟之"道"的传承者,并在多篇干谒文中借重韩愈的政治名声向执政者表白自己的政治才能。苏洵对韩愈文章的艺术成就认识深刻,认为韩愈文章不拘一格、体大精深,但更让苏洵追慕不已的是韩愈文章明先王之道、有用于世的经世特征。苏洵的古文创作和古文理念是在研读韩愈等人的文章中锤炼出来的,并且苏洵还指导苏轼兄弟学习韩愈的文章。苏洵接受韩愈在道统中建构起来的"道"的内容,但对待异端思想的态度比韩愈宽容。苏洵以"贵真务诚"的思想主张冲击韩愈儒道观的片面立场。在欧阳修掀起的"批柳"思潮中,苏洵对柳宗元的态度由批评其操守转向了同情其遭遇。     

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苏轼与王安石的直接交往关系是简单的,但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以及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真真假假的野史笔记,使其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这对如何评价苏、王及其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为苏、王及其关系成为聚讼千栽的不了公案埋下了伏笔。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其实牵涉到两人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诸方面的全面冲突。     

虽不适中,要以为贤——论苏轼对屈原的接受

青年苏轼在《屈原塔》、《竹枝歌》、《屈原庙赋》等诗赋作品中集中书写屈原之死的主题,中晚年以后更有对屈宋辞赋的推崇和评论。可以说,屈原的影响贯穿了苏轼的人生旅程。但在苏轼丰富繁多的诗文词赋及其文史论著之中,有关屈原的文字并不是很多,提及屈宋及其辞赋的频率不仅无法与他"独好"的陶渊明相比,而且也远不及庄周、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以及刘禹锡、白居易诸人。这种现象的形成,当与苏轼对于屈原所持"虽不适中,要以为贤"的接受态度相关。     

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

一桩历史公案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文坛上有卓著成就的大家.苏轼与王安石的首次交往,现已不可确考,但嘉祐五年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薄的制词却是王安石起草的.制词称苏轼"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由此可知,这时王安石对苏轼已有所认识,也许互相已能开始有所了解.可是,据说此后不久,欧阳修劝苏轼的父亲苏洵同王安石交游,苏洵竞断然拒绝说:"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于是挥笔作《辨奸论》,文中以预言家的姿态,一口断定王安石其人"阴贼险狠".集历史上王衍、卢杞、竖刁、易牙、开方等坏人之大成,一旦由他当政,天下"将被其祸".苏洵死后,安石用事,他的先见之明,果然得到证实.     

论王安石“善恶由习”人性论的理论渊源及其内容

传统人性论是王安石人性论形成的理论来源。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韩愈的性情三品说。王安石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人性论成果,形成了他的"善恶由习"的人性论。他的人性论给传统人性论注入了新的内涵,开拓了新的境界,因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北宋王回兄弟文坛交游考述

北宋王回兄弟在当时文坛文名盛大且交游广泛。在其交游圈中,苏颂与刘敞、刘攽兄弟等文学名士是其少年时代之同学。欧阳修知颍州时,其座上名士盛多,曾有＂聚星＂之说,而王氏兄弟即身在此列。仁宗嘉祐间文士鼎盛,王氏兄弟与王安石、曾巩、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刘敞、刘攽、常秩、孙侔、王令等人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交游团体。王氏兄弟三人均不幸早逝,以至于其文学活动戛然而止。然借助于这些交游者的笔墨,使王氏兄弟的性情特点和文学成就留名于后世。     

论王充对王肃经学的影响

王充对魏晋经学产生了不少影响,这在王肃经学中得到典型的体现。王肃之父王朗在会稽任职时获得《论衡》一书,王粲将《论衡》一书带至荆州,王肃之师宋衷与王粲同为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因此王肃接受王充思想影响是很自然的事。王肃以求“实情”的治经态度对当时盛行的郑玄经学作了辩证地批判,这种治经态度和批判精神当多得益于王充。王充是东汉时期反对谶纬的健将,王肃亦反对谶纬学说,在经注中常对感生等现象作理性化的解说。王肃经注具有平易质实、简洁精炼的特征,这种风格与王充文学主张与文章风格等的影响有不少关系。     

历代李白诗歌接受述论

自有唐至清,李白诗歌均有着广泛的接受者,他们中既有文坛名流,如唐宋之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元明之杨维桢、萨都剌、高启、王世贞,清之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也有众多普通文人和下层民众。唐宋人重其奇思壮采,元明人学其傲岸个性,清人更注意其风雅传统、经世思想。历代对李白诗歌接受的普泛性,除杜甫之外,无人可与之比肩。     

从任渊《后山诗注》看后山诗法

宋代学者任渊著有《后山诗注》,该书能发明陈师道之意,对陈师道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引出与其意义契合的出处,并由此看出陈师道对杜甫、韩愈、黄庭坚、王安石、苏轼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从而总结“后山体”的特点。陈师道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方面,达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效果,最终自成一体。     

杨万里"合神与圣"诗学主张的理论及文化意义

杨万里“合神与圣”的诗学主张不仅以包融、博大的气度去对待诗歌传统,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包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即在南宋严酷的党争中,杨万里将杜甫、李白傲视不屈的大无畏精神与苏、黄自我镇定的人生哲学结合于一身,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处世方式,并影响其文学思想的建构。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

在近代唐宋诗论争中,曾国藩秉承姚鼐的诗学观点,深受当时宗宋思潮的影响,崇尚宋诗。他论诗着眼于诗文相通的原则,形成了"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强调积理养气对诗歌的重要作用,主张奇崛和不俗论,也注重才情,标举"机神"说,初步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作诗取径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晚年诗径有所拓展。其宗尚对同光体有很大影响。其诗学观的褊狭也是显而易见的。     

和韵而似原唱——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艺术成就

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为和章质夫杨花词所作,其艺术造诣却远远高于原作。王国维认为,苏词不似和作,反似原唱。仔细权衡,苏词的突出特点在于：一是咏物拟人,不即不离;二是抒情言志,幽怨缠绵;三是章法句法,淋漓曲折;四是措辞用典,夺胎换骨。体现了苏轼高超的艺术才华和苏词幽深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