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族的希罗多德"——格雷戈里的历史叙事伦理探析

格雷戈里是6世纪高卢历史学家,著有<法兰克人史>,被后世誉为"蛮族的希罗多德".虽与史学之父并举,然浓厚的宗教成分也造成后世理解困难,误解重重.格雷戈里继承并发扬了奥古斯丁之后教父们的编史传统,以基督教的时空观和宗教逻辑撰写历史,将对人类的普遍关切落实于对个体命运的高度关怀,是基督教伦理在史学撰述上的一次实践.在史学发展进入"后现代"的今天,历史编撰的根基遭遇质疑,重新挖掘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特殊的历史叙事伦理也许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论《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艺术——从叙述时间角度分析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的最大特点是围绕叙述时间展开：“情节”对于“本事”顺序改变形成的圆形封闭性框架式叙事结构,不但使结构紧凑,而且使其结构变化错落有致;现在与过去交替的叙述时间以不同的叙述速度呈现,由此形成了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聚焦于时间的叙述视角,使叙述人、被叙述者、接受者三方及其相互关系具有历史在场感和沧桑感。在时间维度上的巧妙安排,使《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艺术在叙述结构、叙述节奏、叙述视角方面极具特色,显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与魅力。     

论杨逵小说的叙事伦理

杨逵在《送报伕》中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时空交叉、对比手法等叙事形式来组织事件、塑造人物，传达自己的伦理思想，叙事成为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作品所秉持的并非纯粹的自由叙事伦理学，而是自由叙事伦理与人民伦理的融合。     

历史与伦理:格非小说的叙事向度

历史与伦理构成了格非小说叙事的核心。从早期的先锋小说,到近年来发表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作品,无论文学是从历史回归修辞,还是通过叙事为历史寻找筑居之地,他都在尝试建构历史与伦理之间的叙事张力,以打开文学探索的空间,发现未来的主题。在历史的叙述中对人的存在、心理深度的探询,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叙事伦理取向,坚守着一份文学创作的道德责任。     

中国电影伦理叙事的历史变迁

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使中国电影叙事具有浓郁的伦理色彩与内涵.这种色彩与内涵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早期的中国电影伦理叙事采取了与社会思潮相调和的策略,以争取经济效益和艺术目标的双赢;新中国成立以后,伦理话语被革命话语所置换,电影叙事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影环境的改变使伦理叙事在自省中重获发展的可能.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伦理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呈现了西方尤其是当今英国社会中人们面临的一个个伦理矛盾和困境,对善与恶、异装癖、恋童癖、虐待儿童、受虐与施虐、金钱与政治、自我与利他等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作家的叙述伦理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他主要选择从人物立场道出具有伦理指向的话语、反讽、象征和视角选用等方式来表明自己的伦理态度。     

论集体主义伦理价值观的历史发展趋势

人类社会是在集体的劳动创造中发展起来的，因而集体主义就成为一种衡量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价值准则。基于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两大伦理关系，处理（或调整）个人与集体、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之保持和谐与协调，就成为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代伦理价值原则的主要内容。随着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集体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发展为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伦理价值观。放眼世界，只有当全球各国和人民都能把集体主义的伦理道德原则和价值准则自觉地放在第一位，人类才能真正最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地球”、“拯救地球”，从而拯救人类自身！     

论王小波《黄金时代》的历史叙事

《黄金时代》始终以一种审美性的眼光来结构历史,以诗意的语言来描绘"文革"记忆,使历史记忆多了一份诗意与美感,少了一份壮烈与凄惨。作者对于"文革"记忆有着复杂的态度,于批判中杂糅着理想主义因子。《黄金时代》典型地实践了"陌生化"手法,以儿童视角来结构历史,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与趣味性。     

论电视剧《小麦进城》的叙事伦理

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小麦进城》讲述了一个农民如何“向城求生”的故事,其叙事张力来自王小麦（乡村）与林家人（城市）不同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及相通与相融中,剧作的叙事伦理即隐含在这一系列冲突之中。这就是：贤妻良母与浪漫爱情、乡野尊严与城市偏见、草根哲学与教授智慧。王小麦以自己对人生朴素的理解、固执的坚守、顽强的拼搏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细思之,剧作的叙事伦理还存在着矛盾与偏颇。     

历史与伦理：格非小说的叙事向度——现代文学中的悲剧女性典型形象阐释

历史与伦理构成了格非小说叙事的核心.从早期的先锋小说,到近年来发表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作品,无论文学是从历史回归修辞,还是通过叙事为历史寻找筑居之地,他都在尝试建构历史与伦理之间的叙事张力,以打开文学探索的空间,发现未来的主题.在历史的叙述中对人的存在、心理深度的探询,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叙事伦理取向,坚守着一份文学创作的道德责任.     

论《酒疯子》的疯癫叙事与乡土伦理

小说《酒疯子》在油菜坡村民袁作义的媳妇娃子和村长发生伦理关系的越界行为之后的时间和空间里,袁作义驾驶着象征村长权威的摩托车去杂货铺买酒、喝酒、醉酒等一系列的疯癫叙事中展开。从小说的酒意象和性意象开展分析,阐释小说利用精妙的疯癫叙事策略所展现的村民异化的权利意识和两性道德,阐释疯癫叙事策略和越界理论对小说文本建构的推动作用。以“文学反映现实”的批判观念观照社会转型期乡土社会权力的滥用和乡村治理的混乱语境,在现代性乡土道德失范和乡土伦理体系坍塌的现实氛围中,透视民众越界的伦理意识。审视现代乡土社会中人性价值的重塑问题和乡土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问题,展现乡土社会的精神危机和乡土伦理价值重建的迫切性,并反思乡土社会的权力观念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度问题。     

《翁同龢》历史叙事的“真实性”诉求

从历史叙事面临的困境入手,探寻当前历史叙述回归理性的可能性途径,进而从重建历史人物的真实,营构历史情境的真实,回归真实的历史精神几个层面深入分析了潘小平长篇历史小说《翁同龢》之于当下历史写作的意义,并分析指出回归历史的真实性是历史言说走出困境的必由选择。     

《徽商》:面对历史叙事

本文指出：《徽商》是第一部正面描写徽商的长篇小说,它通过对清末徽商潘浩璋一家三代人创立家业的兴衰史的描写,表现了徽商坚强的生存意志和强健的人格力量,以及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徽文化精神。在此前提下,论文深入论述了《徽商》的题旨、潘浩璋形象和三个出色的女性形象、叙事艺术的三个特点。     

论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给我们的翻译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同时该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各模式间缺乏相容性,应用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模糊了伦理层次,忽视了主体间的平等。     

论翻译教学中的伦理关涉

翻译研究表明任何翻译决策都是伦理选择的结果。译者作为翻译从业者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完成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翻译的社会性和工具性决定了教学必须关注教学对象的伦理意识。本文从翻译教学的目的、现实需要和翻译教学过程中文本解释多元性的伦理内涵阐明翻译教学中关注伦理的必要性。     

论杨逵小说的叙事伦理——以《送报伕》为例

杨逵在《送报伕》中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时空交叉、对比手法等叙事形式来组织事件、塑造人物,传达自己的伦理思想,叙事成为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作品所秉持的并非纯粹的自由叙事伦理学,而是自由叙事伦理与人民伦理的融合。     

历史、伦理与世情 ——论梁晓声《人世间》的现实主义范式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建筑与历史记忆、代际与伦理承变、人性幽微与世情采写之间进行叙事架构,历史、伦理与世情构成小说的核心元素。其历史书写,以建筑群为记忆主体,呈现时代变迁轨迹,揭示阶层差异;其伦理书写,以公共秩序和家庭关系的代际叙事,描摹出民间伦理的具体样态;其世情采写,直面社会痼疾与人性之恶,弘扬传统伦理与民间温情。小说既具有现实主义创作“历史的”深度,又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的”高度,堪称现实主义范式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标杆之作。     

历史与现实的完美结合——论《苏菲的选择》的叙事策略

威廉·斯泰伦的《苏菲的选择》被认为是"大屠杀"文学的经典之作,小说以纳粹大屠杀为题材,立足现实进行历史言说。本文侧重于小说不断变换的叙述视角、叙事空间的多维切换以及叙事方式上表现的碎片化和拼贴式的形态,使小说将历史与现实中各种矛盾的、异质的思想共熔一炉,表现了斯泰伦的思想立足点在不停地移形换位,不断针对生活与历史进行自我辩驳与自我超越的探索精神,最终达到了历史与现实完美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