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兼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

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具有独立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近年来,学界有一种消解近代文学的意向,极不利于全部中国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和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构。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文学学习西方,以及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中国文学求新求变的过程。因此,八十年的近代文学(18401919),既不是古代文学的继续和尾声,也不是现代文学的前奏和背景,它有其独立的历史地位。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建构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列宁语),这些"新的东西"既为古代文学所无,又对现当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引入的西方"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除了作家作品以外,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沙龙、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制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实,作为文学史,如果这些现象和因素被略而不记,显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也缺乏历史应有的过程性.文学史在模式上不具备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德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儒释道

1854年,肖特所著《中国文学论纲》为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至1926年卫礼贤的《中国文学》出版,二者虽时隔70余年,但均属于德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纂。欧洲早期中国文学史纂虽已处于“文学”“文学史”和“文学史纂”等观念变迁之时,但在很大程度上套用了典型的西方文学史编写模式。当初,现代“文学”概念远未占有主导地位,西方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通常纵贯中国文化主要书籍,儒释道兼收并蓄,尤其见重孔子和老子思想。杂文学观主导下的文学史叙写方式,一般是通过阐释中国思想和文化来把握中国文学,其中一些观点迄今仍有启示意义。     

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民族性探寻──读《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的多维透视》

中国文学究竟有哪些不同于西方文学的民族特点？我们拿什么来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文学交流？王齐洲先生的著作《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的多维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版）对上述问题作了解答。作者关于“呼唤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口号的提出以及对文学民族性的探寻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故作高调，而是切切实实从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与反思，从对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的总结与批判，从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透彻分析中来展开讨论的。作者认为，中国文学研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虽成就卓著，但…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浅析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它既是指某一民族所有的一切艺术形式，如音乐、文学、哲学等。也包括了该民族的特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本文主要从文化的价值取向、宗教信仰、非语言交际、背景等四个方面探讨中国文化与西方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     

百年国难与"国难文学史"——关于《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1840-1937)》的研究与写作

<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在通常所说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划分出"百年国难"(1840-1937)与"八年抗战"(1937-1945)两个时期,提出了"百年国难文学"与"八年抗战文学"两个范畴,认为1840年后的中国百年史的时代本质是"国难",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则是"国难文学",应当将一般文学史所忽略的、由外来入侵所造成的历次国难事件为题材的国难文学,作为一段相对独立的专题文学史加以研究,对其中所蕴涵的国难意识、生存危机、心灵震荡、世界观念、爱国情怀、民族情感、反省与批判精神等,加以分析阐发,并以此对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中的相关史料与叙述,从文学的角度加以丰富和补充.     

谁的世界，何种文学:世界文学的非西方转向及其中国意义

世界文学正在发生非西方转向。这是世界文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变革,也是全球文明重心东移的结果。反殖民化和全球化使非西方文学史经历了国有化和世界化的历史进程。世界文学研究新范式主要包括：认为世界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观察视角,以西方视角为中心的传统世界文学观因其研究视野狭窄已逐渐丧失活力;从非西方视角出发导致了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非西方转向,多中心的非西方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重要引擎;世界文学非经典集合而是流通和阅读模式,视角多样性决定了世界文学图景的复杂性和多元性。1950年代中期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体现了非西方国家在全球体系建立之后的世界文学格局中建构世界文学新观念的理论自觉,非西方国家第一次以世界文学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身份,出现在世界文学观念的建构中。中国因其古老丰厚的文学传统及在反殖民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世界文学的非西方转向中具有引领作用,彰显了独特的中国意义。     

边地:一个新的文化空间的理论视野——对1919—1949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构想

倡导生态文明的21世纪,保持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是构建文化中国的生态理念,这一理念反映到文学史上则是努力建构多元一体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文章从文化中国的立场出发,试图说明"边地"这个文化概念,突出"边地文学"的文学吏研究价值,重申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在大文学观的生态视野下对补充和调整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格局提出新的构想.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大体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描述:"中国文学史"这样一种著述方式是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产生的;现代的纯文学观深刻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史"撰写;对古今文学之异的清醒认识是编年体文学史兴起的契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古今"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即从这四个方面展开.     

文学观念的变革与“纯”文学史的兴起──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编写

“五四”前后，中国文学观念发生了大的变革，这给当　时文学史的编写带来深刻影响。传统文学观念下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大都非常博杂，近似国学　史。而二三十年代编写的文学史多持“纯文学”的观念，集中于真正的文学作品上，更能显　示文学的艺术特性，是很大的进步。但是矫枉过正，也存在着论述范围过狭的弊端。     

’97,文学史研究的展望

经过一个世纪的辛勤耕耘，中国文学史这块园地，已是硕果累累。虽然“文学史”这个名目最初是由外国传来，但在有着丰厚的文学和史学传统的中国，它已生根成长，并且已经很大程度地中国化了。中国文学史，已是中国人文科学大家庭、特别是文学研究这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员。如果我们不是把文学史仅仅限制在古代，而是让它一直通到最近的当代，而又突破以往文学史忽略各少数民族的局限，努力把中华一56个民族的文学作尽可能的涵盖，那么，各种类型的文学史研究，几乎撑住了文学研究的大半个天穹。文学史作为一种著述样式，它本身的类型就…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     

论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基础上的。1980年代初,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取得了主导地位。两者的矛盾导致述史过程中的许多分歧,但这种分歧是在认同革命的合法性基础上的针对具体问题的分歧,还没有重大到要瓦解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依存的基础,两者在坚持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的本质区别方面,依然具有共识。但是在后革命的时代,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从而使建立在文学革命基础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许多原来被排斥的旧派小说、通俗文学、古典诗词正在纷纷要求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使中国现代文学史陷于意义混乱和学科膨胀的解体危险中。这种危机背后,其实是消费主义的文学史观正在取得话语的权力。但是这种文学史观承担不了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崇高使命。能承担这个使命的还应该是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理论的论证与践行的途径

鉴于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文本中的缺失,"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研究者就命题的起源和内涵、诉求及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理论论证。但真正有价值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需要创作界和批评界的共同努力,只有在不断地反思和探索之后,才能在书写者和被书写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之中,找到优化处理中国文学谱系和结构的有效方法,真正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之中。     

文学研究大跨越的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文章从宏观的视野,力图概括地描述近30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绩。首先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指导以及学科研究领域的开拓、文献资料的收集出版、研究队伍的成长等方面,对这时期文学研究成就作出概述,继而分别从理论建设、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等多个学科角度,具体介绍了许多学者研究的实绩,并对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扼要的评述;最后,基于历史经验,对未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替代言说”——传统形式的断流与缺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即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主要文体诗词曲赋与章回体小说被排除在文学史视域之外,而主流文体则是从西方传统而来的小说散文与新诗。这种传统文学形式的"断流"就其本质而言即后现代批评中的"替代言说"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与"旧文学"决裂后,传统文学的格律诗与章回体小说被认为是"旧形式"的延续而"不在场"。虽然部分文艺理论家与毛泽东等人都曾经提倡继承民族文学传统,但仍然未能使传统形式的创作真正进入"新文学史"的视域。正是这种传统形式的断裂使现代文学史成为持续接受西方新思潮与文体的宏大叙事,直至今日传统形式创作仍未能进入格局。新世纪文学史的书写不应再排斥传统文学形式如诗词曲赋戏剧和章回小说等,转型为全视域、体现源流通变关系的文学史。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应包括大陆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与澳门文学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是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文学史写作应避免“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的倾向,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求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复杂道路,有三个贯穿始终、影响巨大的问题,分别为: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文学的“民族情结”与文学的世界眼光和启蒙意识,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     

五四文学论争与新文化人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时期的文学论争中,新文化人以“情之文学”为正宗,以“平民文学”为主导,显示出了较高的共识度。但从五四之后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来看,“情之文学”的标准未能贯彻始终,“庙堂”的“文人文学”也依然占有显著地位。究其原因,或由于冷静的文学史书写不同于偏激的文学论争,或由于西方文论运用的水土不服,或由于个体之间的才识之异。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在入史标准、叙述方式、叙述风格等方面,相互之间多有不同。     

价值判断背景的口头传统与文学史学结合

口头文学作为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经历了持久的讨论．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各种文学史学彼此之间存在分歧。20世纪文学史学在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学理论体系。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口头传统研究虽然挑战了文学史观、文学史上的既定结论以及文学史叙述方法,但是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仍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史学应在价值判断、真实性、艺术性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变革,真正揭示口头文学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价值、意义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