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及其善治方略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理论研究的精细化、深入化,与外生态型政府相比,内生态型政府兼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政府生态化重塑的双重功能,追求五位一体的生态理念,进而实现政府善治的目标。而要实现这种由"外"向"内"思维路径的根本性转变,必须确定五位一体、生态优先的治理战略,网络治理、合作治理的治理理念,垂直化和扁平化相结合治理结构,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治理体制,生态服务、生态管理的治理风格,唯才是举、德才并重的用人机制,以及电子政务、人本服务的创新技术。     

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演进特征与治理机制

新形势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不仅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给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较大压力。厘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把握网络舆论发展的演进特征,对做好网络舆论引导与谣言治理意义重大。在现代网络社会,随着交往实践的普遍进行,从现实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来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是网络议题、网络交往和网络传播相互作用的结果。受网络社会交往实践主体、客体、环体和介体等多种因素影响,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又呈现为非线性的发展演进趋势,极易引发“蝴蝶效应”造成舆论秩序失范,甚至导致“塔西佗陷阱”的舆论信任危机,给疫情防控带来复杂变数。必须建立健全网络舆论治理机制,有效管控舆情,提高疫情防控治理水平。     

从“善政”到“善治”：我国城市治理的现代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会转型的加速,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问题,传统“善政”管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局限,“善治”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善治”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治理结构。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公民主体意识日益明晰化、国家政治生活日益法治化,为“善治”提供了现实性基础。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完善法治体系、创新治理手段,是我国城市实现“善政”向“善治”转型的实践理路与方法论选择。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表达边界与生态治理

在日益频发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既体现出其对民主和法治社会的重要推动价值,也带来诸如"网络暴力"等表达越界的困扰,也即司法冲突和道德恐慌等问题。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表达的生态均衡与治理应着重以下方面:培养公民意识建设成熟"网络公民";建立高效信息发布平台与透明机制,强化自我生态净化能力;推动网络舆论的司法辅助和法治生态建设;强化网络舆论的媒体职业素养与生态自律;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与规范。     

人工智能推动舆论生态转型及其治理进路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推动了网络舆论环境的生态化转型,使得网络舆论热点的酝酿、发展与爆发环节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进而为智能媒体时代个体的信息接受与观点表达设置了新的“技术—文化逻辑”。具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借由自动化信息生产、精准化算法推荐与情感化交互对话呼应了网络舆论在场景、主体与内容等维度上的发展趋势,在任务型知识生产与辅助型角色层面为网络舆论研究理论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舆论治理,须满足两个前置条件:确立技术向善的价值立场;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舆论生成、演化规律。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在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通过其"以人民为中心—善治—民生"的治理逻辑闭环结构呈现.乡村振兴中治理实践的政治伦理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实践的价值追求是善治;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有着民生的多重内涵并体现着当代民生特质,其治理逻辑从理论、目标、价值、实践等四维向度体现了始于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善治,实现民生的新时代乡村治理逻辑,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逻辑紧紧围绕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民生发展的特点.     

对网络舆论场及其研究的分析

把场理论引入网络舆论的研究范畴,不仅是对"场"的本质属性认识的更加深化和扩展,也是对目前网络舆论研究单面化和集中化的一种反思和提升,目的在于扩展思路、扩充视野,运用新视角来深化对网络舆论问题的研究。场理论与网络舆论研究两者之间的结合,带来了"网络舆论场"的研究转向,研究内容包括:网络舆论实体因素研究,网络舆论场因素研究,网络舆论总场及子场的研究。网络舆论场的研究,为权威机构的网络舆论控制方式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     

2010年网络舆论研究回顾

2010年网络舆论研究的热点与重点主要集中在：网络舆论特征研究;网络舆论正向功能研究;网络舆论存在问题研究;网络舆论的管理与监控研究。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梳理发现：一方面学者能捕捉到网络舆论研究最前沿的话题,研究方法视野开阔。另一方面该课题研究过程中存在诸如基础概念缺乏共识,研究方法未成体系性的问题。     

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制度逻辑

通过实地调查西北地区某个案资源型城市治理的实践过程,从城市政府与企业互动的视角分析了资源型城市走向善治的制度逻辑,即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实质是不同的城市治理主体(城市政府、企业与市民)围绕城市的治理行动更多地建立在合乎情理的组织决策与广泛认同基础之上。合乎情理的组织决策与广泛认同的合作规则是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合法性制度逻辑,合乎情理的制度逻辑有利于城市治理的资源动员,合乎情理的制度逻辑体现了城市治理与外部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依赖。     

基层善治的内在因由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层面,实现基层善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群众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目光向下"、重视基层的政治思维,为实现基层善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协商民主主张参与治理的各方以对话协商等方式就公共行动达成一致,促使人们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是实现基层善治的主要方法。总而言之,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实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来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模式,两者之间的相互协同对于推动基层走向善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执政论

执政就是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反映和调节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是掌握这一领域(政治领域)的意思。执政必须具备某种性质才成其为执政,这种属性包含有合法性、权威性、公共性、公理性、政治性等。由于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和行政两个方面,因此,执政与社会的关系界限和执政与行政的关系界限以内,就是执政的范围。从政策过程的基本视角看,执政是决定“做什么”问题的过程(即决策或政策形成阶段),完善这一过程的体制无疑是民主体制;而行政是具体“怎么做”或“如何落实”执政方针的过程(即政策执行阶段),这一过程的完善主要依赖于政府官僚制。     

政府创新、治理转型与浙江模式

以市场化为取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浙江模式,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的解读,主要偏重于经济学的维度,而较少注意到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变量.本文从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的视角切入,考察和探讨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浙江地方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西方金融危机冲击下浙江模式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作出了政治学维度的深度解读.     

合作治理与城市基层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的制度变迁.加强和完善城市基层治理,有必要坚持政府主导,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依靠合作治理提供社区服务,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其中,政府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市场主体提供商业服务,非营利组织提供公益服务,三者又通过一定的嵌入机制而在对方领域发挥作用.     

治理与善治的合法性分析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存在于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内在关系之中 ,是权力客体所认可的权力主体占有及运用权力的正当性。现代社会公共权力证明其合法性有两大基本要素 :效能与民主。治理与善治在西方的兴起契合了合法性证明的两大基本要素的要求 ,有利于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治理对于当前我国政权体系的重构亦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构建大部制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西方国家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表明我国大部制改革已经起步。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理顺职责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以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基础,全面剖析大部制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分析大部制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意义,将促进大部制的健康良性运行。     

现代治理理论视阈下道德治理的价值转向

现代道德治理是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之中,实现从价值层面引领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现有道德治理的研究,鲜有从现代治理角度来开展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亟需以多学科视野,结合现代治理理论,重新厘定道德治理的现代内涵,并进一步对现代道德治理展开内容、功能、价值取向的全面分析,最终落实到实践层面,探讨出现代道德治理的实施框架,使得现代道德治理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