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正义: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国城市空间的生产要坚持空间正义。空间正义要求保障人民的空间权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基本伦理诉求是以发展为基础,以平等为前提,以人民为中心,以多样性为追求。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生产中存在着空间正义缺失的状况,其基本表征为空间的贫困、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同质化、空间的隔离化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空间生产的相对滞后、资本逻辑支配空间生产以及集体行为逻辑的存在。因此维护我国城市空间正义、促进我国城市空间生产需要采取三重维度的解决路径,即实现包容性增长、消弭资本逻辑副作用、破除集体行为逻辑。     

空间生产、资本逻辑与城市研究

空间生产的实质,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是社会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空间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而这一空间生产过程又受资本逻辑的支配。中国的城市作为世界空间生产体系的重要节点,也是空间生产和资本逻辑的反映,中国的城市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当代语境下必须给予应答。本文对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城市空间正义、地理差异与空间生产、资本逻辑的关系以及中国城市研究的本土意识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空间正义之维的新时代城市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治理的核心目标是维护空间正义;新时代城市治理以促进空间产品分配正义为基点,在对空间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治理中建设美好美丽的空间场所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发展正义;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为指导,探索新时代城市治理的过程机制和方式方法,切实推进人民群众的空间分配正义、空间协商正义和空间关系正义.     

城市治理:空间、正义与权利

在世界范围,城市的扩张、更新与改造带来了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治理本身就建立在空间的再生产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批判了资本与权力对于城市居民既有权利的剥夺,也批判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掠夺,再一次从现代性的层面批判了资本主导下的城市权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政府开始获得了相对农村政府的凌越地位,并主导着城市乃至区域性的治理,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区域性正义供给、减少社会排斥之重任。     

柯亨的分配正义观的转变——兼谈马克思主义与平等

在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分，本文重点在于介绍其代表性人物柯亨的分配正义观。文章试图通过柯亨在不同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平等的态度的转变，来展示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变化的情况下是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     

都市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的逻辑与方法

空间批判是都市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标志性方法,他们把货币以及货币资本作为研究对象,跟随它们的自由流动,揭示当代资本积累的新特点,分析都市空间中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对立,全息性地呈现了资本主义当代发展存在的弊端.在研究过程中,都市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在空间批判的方法中融入审美批判、伦理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等方法,从多个视角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存在的剥削方式,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生命伦理的颠倒和摧毁,同时也揭露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虚假意识形态幻象遮蔽现实、隐藏权力斗争的事实.     

当代都市社会语境中的正义转型与重构——一种空间正义构成维度的反思

正义的构成与社会形态之间具有深层的关联。社会的普遍都市化推进了社会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转换。社会财富与利益、权力与权利、身份与地位都在不断空间化,并且必须以空间的形式来实现。所以,正义的内在构成与问题视域得到了重构。正义的理论形态与重心也必须发生相应的转换。从根本上讲,空间正义是都市社会正义理论的具体形态及其实现形式。空间正义适应了都市社会正义规范的现实需要,也构成了我们思考与建构都市社会正义话语的理论范式。     

大卫·哈维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探析

"空间及其生产"始终是大卫·哈维关注的核心问题,作为当代西方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维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探索传统,将空间问题作为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方面,并尝试将空间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阐述框架之中,这个逻辑主线贯穿于哈唯关于"空间与资本积累"、"不平衡地理发展"、"时空压缩与弹性积累"的理论分析中。哈维的分析视角是多维的,其研究领域涉及当代社会的各种空间形态,从"全球化"到"日常生活"、从"资本积累的全球经济空间"到"后现代的文化空间",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哈维空间分析的方法论基础。在各种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强势中,哈维开辟了一条新的空间批评话语,提供了一条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化有益思路和启示。     

大数据时代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启示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分配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形成了其独特而深刻的分配正义理论。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过程中构建起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产阶级权利”存在的根本原因。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按劳分配中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施按需分配,才能够真正超越“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揭示了分配由生产决定的重要观点,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为大数据时代中国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现实启示。     

元宇宙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以元宇宙“虚拟城市”为例

元宇宙作为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必将引起网络空间结构的深刻变革。网络信息空间曾经是以高度流动性、身体不在场为主要特色的缺场空间,而元宇宙则凭借新的技术手段打造三维拟真场景和身体高度涉入的沉浸感,从而对互联网缺场空间形成重构,使网络信息空间进入到“虚拟在场”的空间状态。元宇宙空间已经不仅是一个用于快速传递信息的节点间网络,更是一个有明确物质载体的数字地域共同体。网络信息空间变得具有更多城市空间的属性,网络信息空间中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像城市空间生产。从元宇宙“虚拟城市”的早期案例中可以发现,其既有资本主导、投机炒房等空间非正义的一面,也有用户自主参与、区块链去中心化等空间正义的一面。要实现元宇宙的空间正义,进行共享的、均衡的空间生产与分配,就必须超越数字资本主义。     

当代中国空间生产的矛盾分析与正义建构

中国已进入以“空间资本化”为特征的空间矛盾凸显期,面临着多重困难和危机。在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往往错误地把城市空间的更新与改造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成简单的建筑工程,无视旧城厚重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无视脆弱的生态,成片地拆除历史街区,兴建大量高密度的商品房,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城市空间生产很容易被强大的资本“绑架”,沦为牟利的工具。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模式不仅把广大的城市居民排斥在规划决策过程之外,由于这种模式缺乏有效的监管,城市更新改造常常演变成引发大量社会矛盾的疯狂的与民争利行为。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需要重建空间正义,加强制度与政策的顶层设计;需要“自下而上”的主体参与和普遍的“自我管理”;需要建构社区政治作为后单位时代集体行动的组织依托。     

集体行动的道德动机——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对革命动机理论的重建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原则,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动机理论进行了"道德重建"。本文认为,尽管该派学者的"理性重建"结果作为一般性观点是可以接受的,然而,重建所使用的方法论立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而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道德动机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所提供的解释路径与理论图景并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空间正义的“权利—价值”逻辑及其实践策略

空间权利化和权利空间化使空间和权利得以联姻,城市化的空间再造和重构使这种联姻更加紧密。正是在这种联姻中,空间是否正义的问题凸现出来;空间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其遵循着经济的权利—价值、社会政治的权利—价值、文化的权利—价值和生态的权利—价值四维价值体系。践行空间正义要在这一四维价值体系的引领下进行,要突出有利于最不利者的价值导向,要着重提升城市的共享性、包容性和生态性等。     

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价值与建构

程序正义是衡量城市生态治理水平的重要尺度。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方法与步骤实现公众的生态权利。由于认知水平、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专业化程度等原因,城市生态治理中仍存在程序正义不足等问题。实现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需要承认多元正义观、深化公众参与、规范生态治理、推进生态制度建设。推进程序正义,需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     

数字空间正义的理论内涵、缺失表象与弥合路径

数字空间是互联网集团代表的市场资本和掌握数字知识的技术精英共同塑造的新型社会空间,而数字空间正义就是对数字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空间异化现象的反思和批判,意指社会个体能平等公平地分配数字资源以及拥有充分数字权利。数字空间生产中,受市场资本和技术精英的共同支配和影响,数字空间日益沦为数字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空间,技术精英进行监视以及自我约束的规训空间,类型和功能均具明显单向度特征的同质空间,延续并再造新型社会不平等的区隔空间,进行免费劳动的剥削空间以及引导预售的消费空间。长此以往,数字社会日益沦为单向度社会,数字生活沦为单向度生活,人也日益丧失否定、批判和创新而成为单向度的人。为打造正义的数字空间,实现诗意的数字生活,须坚持数字空间生产的人本性和正义性取向,通过完善契合数字空间运行和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规范数字资本时空运作以及生产复合型数字空间,再造专业型数字文化空间激发数字生活的集体记忆,秉承差异再造原则并保障主体数字权利,确保数字技术开发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等路径予以实现。     

基于正义的批判与基于批判的正义——兼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

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左翼学者就"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展开了争论。罗伯特.塔克最先提出,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或者,马克思并没有谴责资本主义的不正义。艾伦.伍德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胡萨米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正义等观念既受生产方式的制约,也受社会阶级的制约,马克思完全可以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正义观念。杰拉斯考察了两方的争论之后,提出马克思是依据超历史的、非相对的正义原则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控诉,而这种规范标准是有关利益与不利、资源与责任的社会分配。如果超出词语上的不同理解,可以把这场争论从另一个侧面来加以考察:"批判"是基于"正义",还是"正义"基于"批判"?"批判"在这里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现状与趋势的揭示与分析。这样,以上的争论可表述为:是基于某种永恒的价值观念而后展开对资本主义的道义谴责,还是基于对资本主义主义的科学分析而后阐明无产阶级的价值选择。这也就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是否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的问题。伯恩斯坦与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偏执于价值维度,或者偏执于科学维度,他们的理论主张皆存在自身难于自圆其说的困境。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中国城镇化反思

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发生空间研究转向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已经经历了理论开拓、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在城市社会来临的背景下,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具有了新的理论意义。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新马克主义空间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场域,其空间重组与再造是资本积累和空间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空间生产作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充斥着资本的逻辑和权力的力量,这种力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城乡空间分异、乡村日常生活秩序解构和城—乡社区空间与身份认同的迷失。因此,如何重构渐渐趋式微的熟人社会,以及如何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应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关照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