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论苏轼黄州词的创作

"乌台诗案"改变了苏轼的政治命运,也改变了其词创作的价值取向,使词在文化品格和文化层次上发生改变,得以与传统的立志之诗并驾齐驱.实现了黄州词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士大夫与地方士绅:论后村词的双重视野

在南宋中后期古典文学向世俗文学转变的过程中,士人阶层的分化与身份转型比如“地方士绅”“江湖游士”一度受到学界关注,南宋后期文坛宗主刘克庄因拥有多重身份而备受瞩目。以往多将其视为辛派中人,但与稼轩词“英雄失路”不同,后村词多表现南宋政治乱象下衰世式的“英雄失志”,频繁抒发的归隐之志也流于形式。在地方世界中,以词频繁酬赠带有经营地方人际网络和游戏文字的意图,但士大夫文学传统仍然制约着士人创作惯性,频繁使用的典故、理学话语与其内在情志的贫瘠反而形成更高层次的矛盾,与梦窗词有着内在的时代共性。后村词中的多重视野显示了南宋后期词体中士大夫精神的衰退与挣扎,与南宋后期文学世俗化遥相呼应。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

北宋士大夫在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文化和精神风貌 ,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这种政治的形成与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宋学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     

从《名士与狐仙》看汪曾祺的士大夫情怀

汪曾祺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其"士大夫文化"主要来自于家庭,来自于他的祖父和父亲。他的小说创作与自己的生活贴得近,虚构的成分较一般小说家少,作品人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家自己的生活理想。最典型地写出了士大夫神韵,写出了汪先生的士大夫情结的是写于1996年的《名士与狐仙》,作品主人公杨渔隐就是晚年汪曾祺心灵的投影,精神的慰藉。     

宋代士大夫与占梦

士大夫身处名利场之中,面对官场的复杂,迫切需要寻求预知未来和把握命运的方法。宋季士大夫的占梦活动十分普遍,他们对于梦的迷信和探索活动,在宋代社会留下深刻的印记。     

刘禹锡与巴山楚水

刘禹锡之佳诗多产生于贬谪时期 ,其中描绘巴山楚水的部分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 ,景物色彩明丽 ,寓含乡国之思。其描述当地的民俗风情 ,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 ,充盈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劳动生产习俗、崇巫好祀风俗、喜好歌舞风情。这些与诗人坚定的信念、豁达的心态 ,及其心系朝廷、关心百姓疾苦 ,受南方文学、文学传统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刘禹锡论文简述

刘禹锡在积极创作对古文运动形成实际支持的同时,无论其创作还是其理论观点都能保持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与风格特色,无论是对文道关系的认识以及"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观点的提出,还是对文体的有意识辨析,明确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以及对诗文关系的认识,所谓"诗者,其文章之蕴耶"观点的提出,都具有文学史、文论史上的巨大美学意义。     

论叶梦得的山水情怀与山水词

叶梦得受故乡湖州山水的滋养,并深得中国传统山水文化浸润,陶铸成高雅脱俗的山水情怀。他经营山水园林,又广泛游历,山水赏悦始终是他的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以较多的词来记录这一生活内容,写山水景物和山水情趣,使他成为北宋苏轼以后到南宋张孝祥、辛弃疾、张炎等的山水词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词人。他以自己特有的审美情味和与之相应的文笔写山水而形成的清逸词风,成为他的全部词中最耀眼的特色,也是在全宋词中据一席之地的标志性风格。     

刘禹锡的心理调节机制与其诗歌创作

刘禹锡的个性虽然孤傲、倔强、坦荡，但23年的漫长贬谪生涯，对于他的打击毕竟过于沉重，因此，当其面临严酷的生命磨难时，他运用了多种心理调节机制来维持心理平衡。这些心理调节机制与其不同体裁和题材的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内在关系。探讨这种内在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推进对刘禹锡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亦且对于我们更深入地探寻诗歌创作乃至整个文艺创作的心理规律，不无启发意义。     

刘禹锡、柳宗元诗歌贬谪情感艺术范式刍议

刘禹锡和柳宗元共同的贬谪命运遭遇和对贬谪情感的相似体验,使两人在贬谪情感的表达方式上,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通过对屈原的认同表达被压制与被放逐的委曲愤怨;借对时空数量词的执著关注和反复运用来传达深痛的生命挫伤;对羁禽囚鸟意象的刻意描绘表现内心的幽寂拘囚之感;用频繁的登高望远来寄托强烈的飘泊之苦和难忍的故土之思,这为唐代诗人贬谪情感的表达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艺术范式。     

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

作为中唐两位著名的文学家 ,刘禹锡和柳宗元不仅在诗歌、散文领域成就卓然 ,他们的赋体文学也应受到重视。两者的赋作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同时又分别在精神上和体式上呈现出不同风貌。     

刘禹锡“刺和”三题

长庆四年八月,刘禹锡由夔州赴任和州开启“刺和”生涯,刘禹锡的“刺和”生涯给和州留下了短暂的惠政,也给后世留下深刻的文学记忆。关于“刺和”起迄时间、“刺和”诗文创作和“刺和”影响颇惹争议。经逐一辨析后认为:“刺和”起讫时间为长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宝历二年冬;“刺和”诗文中《晚泊牛渚》写于赴任和州途中,《金陵五题》写于和州任内,《洗心亭记》非作于和州,《陋室铭》宜为刘禹锡所作,另有赠答白居易的佚诗未被今之《刘集》收录;“刺和”影响功非一代,至今仍有遗泽。     

"竹枝无限情"——论刘禹锡《竹枝词》的创作

“竹枝词”以情感“含思宛转”见长。刘禹锡在被贬郎州、夔州之时 ,被当地风物所感 ,仿《九歌》而作《竹枝词》 ,用以表达个人的贬谪情怀 ,并在题材选择、情感蕴含和艺术表现等方面 ,表现出了较鲜明的个人风格特色。     

论贬谪文人刘禹锡的情商美

刘禹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贬谪文人。贬谪的困境使他身心受到双重的磨难,但正是因为贬谪的激励与抗争使他的情商丰富、饱满,呈现出调控自我、超越苦难的豁达情怀;激励自我、昂扬奋发的精神气魄;忧国忧民、矢志不悔的坚毅品行。他所表现出来的丰富情商为后世所景仰。     

甘露之变与刘禹锡后期诗歌创作

甘露之变后,面对宦官的恐怖政治,士林伤感消沉,嗫嚅退缩,而刘禹锡却能始终保持儒家政教型品格,砺节守正,至死不变用世济世之心.正是凭着对信念的坚持,对理想的执着,使他的后期诗歌,关注现实人生,是非憎爱分明,英迈之气,老而不衰,取得了高于白居易的成就.     

论张氏四英词及与常州词派的关系

张氏四英是常州派女性词人群的代表.她们生于书香门第,长于文教兴盛的常州地区,受到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她们的词作是情志的自由抒发,既有女性的自觉意识,也寄托了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精神.其词笔秀逸,得碧山、白云之神.她们以创作实绩有力地实践了常州词派的理论,为我们全面认识常州词派提供了另一种典型.     

论刘熙载评鉴词的楚辞尺度

刘熙载是晚清时期一位慧眼卓识的词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位重要的楚辞学家。他在词品、词体、词境和词法等方面,都曾直接借用楚辞作为评鉴尺度。     

刘备在正史中的原始形象

刘备在正史中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迁和人生际遇的不同而改变。从少年时期的市井小贩,到青年时期的草莽英雄,再至中年时期的成熟奸诈,最终历尽艰辛,成为蜀汉之主。本文中,笔者以史实为据,探讨了刘备各时期形象的变化及时人对其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