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初期台湾群体性冲突事件述评

光复初期,台湾发生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有军民冲突、警民冲突、执法冲突等,其中禁舞废娼冲突、查缉摊贩冲突、房产争执冲突、米价暴涨冲突损害到民众的切身经济利益.多数群体性冲突事件都是由于民众切身利益遭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群起抗争,官员对民众冷淡麻木、滥用警力激化矛盾.多数群体性冲突事件具有非对抗性,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等问题,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长官公署妥善处理,是可以预防和处理好的,却久拖不决,新旧矛盾与问题交织在一起,酿成大祸.长官公署的经济政策、改造台湾社会的方法有其错误的一面.根本原因是大陆籍官僚的腐败和低效导致了长官公署的钝化和失灵,损害了其作为全社会代表的角色,发展结果是对转型期台湾社会的失控.官民矛盾不断激化,民众的矛头直接指向长官公署.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不能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同意撤防驻台军队,于是控制台湾社会的军警力量薄弱,更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一触即发.     

协商民主中的社会协商

协商民主体系至少应当包含三个基本层次:(1)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过程;(2)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过程;(3)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过程.可以把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称之为“政治协商”,而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统称为“社会协商”.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具有间接民主的性质,而社会协商具有直接民主的性质.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社会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民主功能.     

关于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政策的思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在这一进程中,因拆迁而引发的各类矛盾、冲突、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被拆迁人自焚、当事人与政府对峙等极端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有损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激化了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房屋拆迁及其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已经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论企业群体性事件及其预防机制

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我国的企业劳动关系正在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日趋突出,由此引起的企业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成为严重影响构筑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本文分析了企业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机制原因,提出完善劳动关系协商机制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以预防企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当前企业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机制原因企业群体性事件,一般是指由劳动纠纷引发的劳动者不按我国现行的“一调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而直接采取罢工、上访、游行、示威等集体行动,以期达到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目标的行为…     

对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期,它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前群体性的总体数量在减少,但表现方式日趋激烈,干群矛盾逐渐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各种利益矛盾、利益诉求渠道缺失等原因造成了群体性事件,因此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认真做好现场处置工作等来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原因调查

随着中国进入新的转型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群体性”事件。这些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群体性”事件,采取围攻、静坐、游行、集会等方式对抗党政机关,甚至破坏社会公共财物、危害干群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主要有     

转型期群体性社会冲突的形成机制及安全阀调节机制研究

近年来,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集中性、组织化的特点,已成为新的关注点.大量研究表明,利益补偿机制与表达机制的制度性缺陷以及相对剥夺感的社会认知和社会焦虑逐渐构成群体性冲突的外部和内部形成机制.科塞认为,安全阀机制可以使社会不满情绪得到发泄,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团结.针对快速转型期日益复杂的群体性社会冲突,我们迫切需要建立适合中国现阶段群体性冲突调节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即为防止意外社会事件发生而建立的某种可以确保社会安全的装置或有意实施的安全体系.     

论突发性群体行为的心理原因及其疏导——由“池州事件”引发的思考

群体性事件是各种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特定群体行为,尽管其具体性质不同,但具有普遍存在性,影响社会的稳定。“池州事件”作为群体性事件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在“池州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谣言使事态逐步升级。为有效解决群体性事件,可从心理层面和信息层面加以控制。     

转型期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其治理对策

针对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呈现上升趋势这一问题,文章从分析社会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入手,从经济、政治、法治、农民自身等多方面深入分析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原因,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实施民生工程,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建立农村社会矛盾监测与应急机制等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转型期社会冲突事件处理的瓶颈、因素及对策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深入,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事件。处理转型期社会冲突的瓶颈主要是制度因素,而影响事件处理则包括文化认同感缺失、公众身份意识和政府部门内在缺陷等方面的因素。解决转型期社会冲突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持发展的思路,协调和缓解当前各种群体利益冲突。具体对策应包括加强公民身份意识的培养与引导;加强制度的创新与改进;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健全社会矛盾调节的公共机制等方面内容。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及逻辑关系分析

与传统利益群体性事件动因逻辑关系"压迫—反应"的简单因果模式不同,"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生成动因的逻辑关系呈现出"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利益表达受阻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的复杂模式。"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在事件现场"隐性"存在;利益表达受阻是连接"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基础性动因和不公平感社会心理产生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冲突是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事件现场行动的"显性"直接动因,"泄愤性攻击"是社会心理冲突能量的宣泄,更多表现为"暴力抗争"。     

无直接利益群体性冲突的原因与化解

2008年,在中国发生了多起群体性冲突事件,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最后聚集的绝大部分示威者都与案情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种无直接利益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说明干群矛盾日益显化.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干群利益矛盾激化.因此,只有消除合法性障碍,才能化解干群利益矛盾,杜绝无直接利益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     

化解农村（基层）矛盾及“群体性事件”——以基层干部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处在剧烈调整的过程中，利益的博弈，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农村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民生问题冲突的突出表现。笔者认为，化解农村农民的矛盾及“群体性事件”，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发展经济，以人为本；改进工作作风，联系服务群众；完善民主协商疏导制度；强化法律意识，做到依法办事。     

社会转型期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警力资源配置与效益论

公安工作资源的稀缺必然导致公安工作的效率降低。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确保公安工作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保证工作的高效,特别是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正确、合理、及时、有效”将成为社会转型期处理“群体性事件”警力资源配置的标准。     

利益沟通视角下基层维稳新思考

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我国基层社会的稳定,而稳定历来都是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大问题。通过对现实中典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揭示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是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利益沟通机制的不健全。通过对沟通机制中基层政府责任缺失、民众利益表达存在问题以及沟通渠道不健全三方面的分析,详尽地阐述利益沟通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强化尽责的利益接收主体、培育合格的利益表达主体以及畅通并创新利益沟通渠道三方面提出具体的完善措施。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障碍的原因分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失衡导致社会断层日益加剧,弱势群体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由于弱势群体存在表达渠道阻滞,表达平台缺失,表达内容片面,表达意识淡漠等障碍,弱势群体在利益诉求输入环节受阻,导致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链条断裂,从而无法实现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政策和制度的输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得不到有效化解,直接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给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从法治视角看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在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凸显,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众多方面。而法治因素则是诸多成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主要体现在：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法治的社会基础薄弱。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社会转型加快了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导致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的激化。当下的群体性事件具有主体的多元性、对抗的趋强性、组织的策划性、矛盾的复杂性等表征。转型期社会控制机制的弱化、群众根本利益受损、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等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重要因素。要防控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宣泄减压机制、建立健全的社会监控和预警机制、构建完善的矛盾调处机制和失责必究机制、培育规范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缓冲机制。     

社区冲突再生产及其应对策略——以北京市某回迁社区房屋质量冲突为例

社区冲突的再生产是当前我国基层冲突延续性发展的重要方式。北京市某回迁社区房屋质量冲突从原本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商业利益纠纷问题,最终发展成为影响区域社会稳定乃至城市秩序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其中,基层政府、开发商、法院、民众等社区冲突主体均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采取符合社会规范的冲突应对策略,却导致了社区冲突的再生产,其中拥有合理诉求的民众成为推动社区冲突再生产的直接主体。这启示我们,在应对社区冲突时首先要在制度建设与改革上着眼于社区公共利益,更重要的是让民众真正参与到附带着较多资源分配的公共决策的制定过程中,获得民众对公共政策实实在在的认同,并培养民众自主解决冲突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抑制冲突再生产的萌芽。     

新型群体性事件:一项基于风险冲突的分析

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日益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传统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减少。但是,社会客观上各种风险的增多和民众主观上对个体安全的日益重视,使得个体安全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通过风险生产、转嫁损害而谋取私利的现象,导致了风险分配不公和风险冲突,并日益成为新型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抑制风险生产、促进风险分配相对公正,可以有效缓解风险冲突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