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也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多重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对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对启蒙的认识与反思.《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所录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以及康德的反对者哈曼的有关论文和福柯关于启蒙与理性问题的探讨会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学界对“启蒙”与“理性”的认知.     

对启蒙的世纪回眸──读《求索现代性》

对于历史的反思可以是多维度的,在此意义上讲,《求索现代性》一书仅仅是高力克先生的一家之言,是高先生以“现代化理论”、“自由意识”对中国思想史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的重新阐释。全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进行了一次梳理,对中国现代思想独特的内在结构,即现代性历史取向与道德化价值诉求的二元张力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种思想类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反思。当然,现代思想史的难点之一是,思想史上的“焦点人物”往往同时又是文化史、政治史、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争议很多。说实话,大家对书里的有些观点可以不赞同…     

评《启蒙与革命: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鲁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关于鲁迅思想与作品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在20世纪之交,鲁迅研究似乎正走入一个窘境:研究队伍逐渐萎缩,突破性的学术成果难得一见。究其因:其一,鲁迅是一个被"过度阐释"的文本,解读鲁迅及其作品难度很大,需要相当的学养和能力;其二,鲁迅研究的新成果往往成为一个阶段的定论,某些流行论点一经传播,就会对鲁迅的全面探索构成遮蔽,致使鲁迅研究走入"尖端"而难有创新;其三,鲁迅     

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读《展望二十一世纪》

“中国在传统的文化上,其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中国有跟历来西欧各国根本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和文化观念。今后中国一旦在国际社会这一舞台上大显身手,特别对亚非各国一定会产生相当大的波动。”“中国文明在日本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日本民族的确成功地把中国文明变成自己独特的东西了。即或如此,一点也不能降低中国文明在这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是有威信的。可以设想,中国现在有这样的威信,将来也会有。”当我们阅读上述对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充满信心的高度评价时,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两位享誉国际的思想家之口。     

读《20世纪的中英关系》

往回看２００年，英王乔治三世在１７９２年派遣第一位特命全权公使马夏尔尼赴北京向乾隆皇帝庆贺８０寿辰时，便在贺信里写着：希望中国和英国“这两个东西方最强大的王国”能够携手共创统治世界的伟业。２００年以后，恐怕再也没有人会认为这两个国家是各自本半球最强大的国家了。但是中英关系依然重要，依然在世界政治格局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萨本仁、潘兴明著《２０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一书正是展示１００多年来两国交往史的一种宝贵尝试，而且是在这个领域里的第一部全景式的中文专著。从这个意义上说，…     

20世纪20年代创造社的启蒙刊物《文化批判》

在创造社历时近十年所创办的众多刊物中,《文化批判》的出版最费周折且在同人内部引起了最强烈的争执。主办者们对自己的构想抱着坚定的信心,他们的满腔热忱和辛苦努力受到了当时青年读者的广泛拥戴。出版后,创造社元老们从不同方面对其所取得的成绩做出了一致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但对其所表现出的幼稚和不足则缺乏应有的深刻反思。     

启蒙、理性与历史——《启蒙的概念》中的历史观念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的概念》一文中,论述的神话中包含了启蒙,启蒙陷入了神话的观念表明,启蒙和神话在关于世界的二元性、思维的同一性以及必然性的观念方面的一致,都是一种解释世界的世界观。启蒙和神话在解释历史方面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人类必须通过自我牺牲才能够生存。在神话中,这种自我牺牲表现为祭祀制度,而在启蒙中,则表现为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一种狡诈的理性,西方文明的道路就是依靠狡诈的理性来获得自我生存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必然会在我们的进步中伴随着退步。要摆脱这种报复、轮回的必然性就是要认识到神话和启蒙中的狡黠的理性的危害,并从中把握积极的启蒙的要素。《启蒙的概念》不是反文明、反理性和反文化的。     

现代性与启蒙辩证法的佐证——《蝇王》评析

戈尔丁的小说《蝇王》通过对人类本性的描写引发了人们对自身处境的思考，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体现出的对现代性的质疑来反映出的困惑，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进步；并从启蒙辩证法的角度来分析产生这种困惑的原因。     

现代性的缺憾—— 读鲍曼的《现代性和大屠杀》

现代性意味着人类各个方面的进步,它包括科学、道德、艺术等领域全面的理性化的建设。现代性在实现人类可能性方面的潜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文明,但它同时也带来各种挑战和危险。在大家沉醉于现代性的时候,鲍曼却深刻地指出了现代性的弊病。鲍曼认为,大屠杀不仅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个反常事件,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技术的道德中立立场,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悲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配合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性。而拯救之途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应该无条件地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来。     

启蒙的逻辑:从宗教蒙蔽到理性自主——重新解读启蒙运动

启蒙是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题目,但启蒙并不独属于哪个时代,它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由蒙蔽到启蒙,再到时代精神的确立,这是它的基本逻辑.就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而言,它的内在逻辑应当是“基督教的蒙蔽”——“感性启蒙与理性复苏”——“理性主义主导下的自主精神”,这一过程使得“自主”成为这场运动塑造的真正的时代精神.     

启蒙对话与个人发现——重读鲁迅的《野草》

从启蒙话语建构和知识分子自我发现的角度探讨了新文化运动的低落如何影响了鲁迅<野草>的写作.启蒙话语的建构是以有效的对话关系为基础的,因为缺乏共同的精神自觉,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之间始终无法形成有效的对话关系.启蒙话语既然难以完成建构,知识分子或退守,或复仇,或沉默,不过是发现和体认了自我深深的无力感,正是这种心理造成了<野草>黯淡、低沉的情绪基调.     

启蒙现代性之尴尬——与《五四遗事》有关的遗事

张爱玲的小说《五四遗事》写了两对五四青年追求高雅的爱情而最终落入世俗的故事。《五四遗事》是关于启蒙现代性的命运的叙事。启蒙现代性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酿造了“启蒙”和“救亡”的国家意志,而且还构想出一种“伟大爱情”的神话,作为元叙事来教化和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作为宿命论者的张爱玲,清楚地意识到了启蒙现代性的尴尬;她既拒绝审美救世主义者用诗意来超越日常生活,也无法像鲁迅那样以社会革命论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     

难能可贵的创获——读《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论》

近来我读了黎山峣教授的《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论》,颇受启发。这是他继《文艺创作心理学》之后又一难能可贵的创获,值得注意。此前我国学人并不是没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著作,如李何林先生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朱寨同志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但黎山峣这本专著却有其明显不同于他书之处:一是时间跨度大,远溯明清,近迄当今;二是侧重于论,而不在史。单是这两个特点,就使此书得以具有其独立于学术之林的价值。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潮可谓风起云涌,五光十色,要在如此漫长而又纷纭万状的文学历程中确认其主流和走向,找出可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并非易事。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针,根据文学是人学的特点,着眼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人的解放,断言我国“本世纪新文学发展的客观进程,其所显现的     

读《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西方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本书。主题鲜明，线索明晰，表述形式通俗化，宏观把握到位。读过此书后，作了一些思考。本文从对人文主义的认识和思考入手，运用卡西尔的符号理论和安克斯密特关于“叙述实体”的理论理解人文主义，重点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如何反映不同阶段人文主义精神特征的差异性，并阐释了自己对人文主义的理解程度。     

现代性的偏执——《启蒙辩证法》的生态文明理路

《启蒙辩证法》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它将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罪于理性形而上学,而不是资本主义价值增值逻辑。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蜕化的历史进程见证生态文明发展理路。相比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并没有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因此未能为社会指出一条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类自由的有效路径。尽管如此,《启蒙辩证法》中许多关于生态发展的真知灼见,仍然可以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启蒙的潜隐与拆解——20世纪40年代战时文学中的启蒙思潮

生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本质的裂变,"启蒙"与"救亡"成为20世纪40年代相互对峙、纠缠的两种时代话语。本文主要从文学内部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文学外部的启蒙空间的位移两个向度来捕捉战时文化环境中启蒙思潮的脉象,并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和文化形态进行纵向比较,以此来探寻中国启蒙运动的路向。     

建设性后现代的启蒙——读王治河樊美筠的《第二次启蒙》

《第二次启蒙》旨在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自第一次启蒙运动以降,现代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传统的多重联系。由现代性片面发展而引发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在中国社会已显露端倪。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作者从万物内在关联的思想出发,提出有机地整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智慧来探寻可能的应对之道,以实现超越现代性局限的第二次启蒙。     

20世纪外国文学史中的“三足鼎立”——读《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

２０世纪即将结束，在这世纪之交，整理过去一个世纪的人类文化遗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吴元迈组织的这部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项目的《２０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正是这样一部传世之作。纵观历史，２０世纪基本上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     

未竟的现代性——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现代性是来自欧洲启蒙运动并迅速全球化的哲学理想,现代化是其社会图景。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初期的启蒙救亡、中期的政治遽变、"文革"后的经济建设,至今仍在现代化过程中努力前进。然而中西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形态,决定了现代性进入中国后的曲折与变形。20世纪的中国文学被捆绑在现代化之路上,其审美特质与自主精神都必然受到特定时期历史社会的影响。     

浅析《怀旧》的现代性——兼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

鲁迅写于 1912年的小说《怀旧》,虽是文言文,但它是现代文学的先声。它内容上的反封主题,它的启蒙思想,它描写农民与知识分子精神病苦的题材,都显示出很强的现代性;它形式上对短篇小说“横截面”叙事模式的选择,它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它的寓象征主义于现实主义描写中的创作方法,它的重视景物描写与心理描写的表达方式,也都具备了现代小说的基质。《怀旧》的现代性证明了“ 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概念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