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园林诗画关系

宋代的绘画确立了“以诗入画”的审美原则,苏轼更将其深化为“诗画本一律”的绘画主张;山水田园诗词在北宋大为兴盛,文人大量参与造园,“以文入园,因园成文”使得园林成为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题材;在文人诗、画的影响下,北宋文人园林走向兴盛并占据主流地位,在体现“诗化”的同时,也大肆吸取文人画的画理画论来指导造园,又呈现出“画化”的表现特征,诗画的情趣与意境的蕴涵成为北宋写意山水园林的最大特色。     

从古代文人诗画解读中国古典园林美学观的形成

以园林审美主体需要与审美客体发展的关系为立足点,探讨文人山水园的审美追求及历史背景。在回顾崇尚自然、写意及雅意清新的园林美学观发展脉络基础上,通过剖析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等文人诗画中的造园思想,说明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如何通过诗画融入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思想之中。从园林审美的角度解释园林中诗情画意的来源,强调古代文人及其山水诗画在中国古典园林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文同枯木题材“诗意画”及诗意境界

“枯木”题材“诗意画”是北宋诗画交融之文人墨戏的重要类型,源于盛唐以来山水画中的寒林古木和松石小景,而新变于文同。他的“枯木”绘画一变唐法,描绘古木全景,以竹石点缀其间,奇古简重,意兴盎然,与其诗歌创作同一机杼,是其学养品德,志趣性情的诗意表现。文同的“枯木”绘画,下开苏轼枯木怪石,为诗画交融诗学思想和艺术实践拓开了新的意境空间,丰富并推动了北宋“诗意画”创作的发展,对元明以后枯木题绘画的创作影响也至为深远。     

北宋句图对“诗意画”发展之作用

“句图”是北宋诗歌景句的选本,因文人绘画审美与宋诗吟咏风物的艺术追求深度介合,在诗画互位言说的语境下,被视为“诗中有画”的典范。“诗中有画”的审美观照,以诗句为画的艺术实践,在拉近“句图”与绘画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句图即画”的观念,从而开启了宋人“诗意画”“以句图为画”的创作历程。“以句图为画”不是北宋“诗意画”的最高境界,但借助“句图”的美景佳思,或图解诗境,或直写诗意,或另外创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增强绘画的诗意内涵,提升画品,为画家创作出更高水准的绘画作品奠定基础。     

周渔璜题画诗研究

题画诗是历代文人喜用的诗歌形式,明清以降尤为风行。周渔璜作为清代黔诗的开山之祖,其学力深厚,诗歌创作更是享誉全国。在他的《桐埜诗集》中收录了70首题画诗作,涉及山水园林、道释人物、花鸟鱼虫等,展现出诗人丰富真挚的思想感情,体现了以画阐诗、以诗赏画、诗画相融的深厚功力。     

盛唐士流园林和山水田园诗

盛唐是山水田园诗的成熟和兴盛时期,山水田园诗的兴盛与盛唐文人的创作环境———园林别业有直接的关系。园林的自然之趣与诗歌质朴无华的风貌、园林建筑与诗歌意境的开掘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士大夫在丘壑林泉之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慰藉,园林也因融入了士大夫的深情而具有清新淡雅的涵蕴。     

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苏轼文人集团对《宣和画谱》的影响

苏轼文人集团是一个以苏轼为中心,“苏门六君子”及李公麟、米芾等书画艺术家为主体的文士集团.他们的艺术思想直接影响到北宋元祐以后的书画风气和艺术批评.其“士人画”的艺术思想,“以诗为画”的艺术追求甚至突破士人书画的界限影响到院体绘画,《宣和画谱》作为北宋宫廷主持修撰的重要艺术批评资料,虽然因政治因素没有直接收录苏轼等人,其艺术观点却深受苏轼文人集团艺术思想的影响.     

论北宋画学的文学化进程

诗画本一律,诗与画本质上趋同性,但两者的融合过程却漫长。作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唯一的有明确教学制度的皇家绘画机构——画学,实行了以诗立题创意的创作引导,使绘画从单纯的再现性艺术向表现性转化,较好地体现了文化交融、文化变格的北宋独特的时代品性,推动了宋代绘画的文学化进程。     

题画诗的审美价值与地位

画上题诗是中国绘画艺术独有的民族文化特点。而题画诗主要是通过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将诗的功能与画的造型特点联系在一起,融诗画为一体,形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审美情趣。本文即从题画诗所表现的社会生活、所反映的绘画艺术发展状况、所抒发的文人胸襟情志等诸方面对题画诗中所表现的审美价值与地位作了初步探讨。     

苏轼"诗中有画"语境论析

我国的诗歌和绘画创作在唐代都进入繁盛时期,并且这两类艺术的互相渗透与影响也日渐突出.到了北宋,诗画融合趋势更加明显,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坛宿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了许多积极的探索.随着文人画、写意画主体地位的确立,诗歌和绘画在表现作者人格精神的最终指向上趋于统一.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命题因此而产生了.     

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谈苏轼文人画观

北宋中期著名文学家苏轼的文人画观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前人多从艺术风格的角度进行研究。但苏轼文人画观的形成 ,有其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特殊原因。北宋经济文化的宽松和士人趣味的形成 ,是他思想形成的社会学原因。而苏轼的非画家身份和他的人生失意也从心理上促成了其文人画观的形成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郭熙的绘画理论对杨万里自然山水诗的影响

诗画一体的创作观念在宋代达到高峰,深刻影响着诗人的艺术追求与审美视野。南宋诗人杨万里自觉吸收借鉴北宋学院派画家郭熙的绘画理念,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面：一、亲身亲历的审美观照方式;二、以山水写心的超功利审美心境;三、不拘死法、自成一家的技法观念。这充分体现着诗画艺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创作规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古代诗画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沉厚静穆:中原古代绘画之美

从整体上审视,"沉厚静穆"的美学理念贯穿了中原古代绘画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原绘画独具特色的地域性格。在五代北宋,中原绘画完成了从"真境"到"诗意"的转换,继而又分化为宫廷的、文人的、民俗的三类不同的审美趣味。中原古代绘画的发展与学术文化、王朝政治,甚至帝王宗亲的个人偏好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物之审美与情志寄寓——北宋士大夫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文学书写

作为南唐故物,澄心堂纸深为北宋士大夫所钟爱。它不仅用于书画,亦在寄赠往来、吟咏唱和中沉淀出丰富的内涵,具有了文房器物、审美对象、文化典故等多重意义。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唱和活动,为北宋士大夫提供了情感与人际关系的交流场域。他们对此纸的推重,则使它在历史轮回中成为南唐与北宋的双重指代。在北宋士大夫接纳并传扬澄心堂纸的过程背后,隐含着好尚文雅的审美旨趣,而透过与此纸相关的文学书写,又可见出他们的情感心理与自我认识。在文才与佳纸相得益彰、流芳百世的理想中,北宋士大夫寄寓了声名不朽的自我期许。     

文字禅与宋诗的以俗为雅

文字禅在宋代的发展与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相互为用的过程：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偈颂语录世俗化的语言外壳，而文字禅在宋代的兴起与衰落和“文学”的誉扬也是分不开的。